山区县农业和农村问题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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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指出:
“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而作为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山区县,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
重生产、轻流通,只看眼前、不分析预测长远,用过去代替未来,无视市场规律,使生产和流通、加工脱节。
结果生产发展了,产量增加了,产品价格却下降了。
普通蔬菜、大米、小麦、柑桔等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3)、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农民生产什么,市场销路如何,价格趋势怎样,是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
而山区县的情况,一是市场信息匮乏和滞后,缺乏必要的市场信息渠道,镇村所得到的信息质量不高,一般性的价格信息多,有分析的供求信息少。
农民又缺少收集、加工、分析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与市场有效融合存在较大的障碍,在结构调整中,简单模仿,从众现象比较普遍,一涌而上,一哄而散,产品结构雷同,造成产品供求新的不平衡。
二是技术服务体系难以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要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必须大力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扩大优质品种的种植,提高农产品质量。
但目前,山区县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很不健全,服务机构单一,服务内容主要还是传统产品,服务方式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
没有形成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农牧业技术服务体系。
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客观上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
(4)、结构调整主体错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
在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市场竞争意识淡薄,从众心理严重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应做好技术信息服务和改善外部环境以及政策引导工作。
但事实上,一些山区乡镇仍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层层下达所谓种植计划,更有甚者,个别镇的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动辄“万亩基地”、“万亩发展计划”等等。
这种政府越俎代疱的办法,无视市场规律,严重伤害了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个别村甚至出现了“凡是政府号召和推广的就坚决不听”的现象。
(5)、农产品品质不高,商品率低。
总体上看,普通产品多,优质产品少;
大路货多,特色产品少;
积压滞销的多,适销对路的少,导致农产品商品率低,市场份额少,竞争力不强。
3、基层财力弱,乡村债务多,农民负担重。
山区县农业比重大,绝大部分乡镇二三产业不发达,财源建设难发展,财政收入中工商税收少,“农业四税”比重大,财政供养人员多,基本上都是“吃饭”财政,无钱搞建设,无力办事业。
加上部分镇村干部行为的短期化,举债造政绩,举债交任务,举债保运转,从而导致镇、村陷入了“经济困难——借贷举债——经济更困难”的怪圈。
截止2002年底,某山区县镇村债务高达2.3亿元,仅高息借款形成的债务就高达7200万元,占负债总额的31.6%,月息最低一分五,最高的三分,甚至更高,每年仅利息支出就高达2000万元左右。
这些负担最终要转嫁到农民头上。
虽然近年来减的力度很大,但仍然存在减而不轻,禁而不止,纠而不正,整而不改的现象,4、农业投入不足,农民增收乏力。
一是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需要培训。
笔者曾对某山区县的一个村60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农村人口为227人,其中男劳力为76人。
在76个男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有5人,小学文化有19人,初中文化有52人,没有一个是高中文化程度。
据了解,在农村有一点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力绝大多数外出打工,从事农业生产的是“386199”部队,是“儿童团、娘子军、老八路”,很显然,农村劳动力这种文化结构与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实现小康社会难以适应。
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年弱化,急需硬投入。
由于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近乎没有投资能力。
集体经济由于农村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后而出现“空壳”现象,也不具备体制对县镇财政影响很大。
实行分税制后,由于有限的财力被中央相对集中,省市也用各种措施将那些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收入,全部或高比例上收,使得县和乡镇成为最终的利益损失者。
所以有人说“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空空荡荡”。
县乡可用财力减少,不得不以增加农业税收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负担便转嫁为农民负担。
山区某县1993年至2000年,农业税增长145.2%,年均增13.7%;
特产税增长636%,年均增33%;
屠宰税增长1913%,年均增53.6%。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屠宰税不是按养猪多少征收,而是按户、按人头平摊。
导致征收困难,群众抵触情绪大,干群关系紧张。
二是失衡的事权、财权把应由中央、省级承担的有关责任、义务下放给县、乡镇财政和农民,直接导致了县、乡镇财政困难和农民负担加重。
比如,全民义务教育在农村变成了农民掏钱义务办教育。
农村公共设施的投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农民。
粮食风险基金、世行贷款等众多项目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要县配套或单独承担,等等。
使县、乡政府和村委会承担的公共需求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
由于财政保吃饭都困难,这些公共服务、公共设施负担,基本上都落到农民身上。
4、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弱化。
据有关部门统计,农业投资占整个国有单位投资比重“六五”时期为5.1%,“七五”时期为3.3%,“八五”时期为3%。
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五五”期间为13.2%,“八五”期间为8-9%。
1997年为7.9%,1998年为7.6%,1999年为5.14%,2000年为4.83%,2001年为4.85%,而且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建设,真正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部分很少。
弱化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使山区的农业、农村经济近些年处于“资金饥渴”状态,导致发展缓慢,“造血”机能衰弱。
财政支农投入一年比一年减少,比重一年比一年降低;
农业要获得金融支持一年比一年困难,农行基本不姓“农”,农村信用社贷存比例逐渐下降,存贷差逐渐增大,大量资金非农化。
国家财政信贷对农业投资的减少,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到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导致民间借贷畸形发展,高利贷问题日趋严重。
5、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存在着局限性“三农”问题成为近年来政府和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太重。
相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
二是搞税费改革,给农民减负。
农业结构调整和税费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有一定局限性,尚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农业结构调整是改善我国农业品质、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其实质就是在有限的农业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有限的农产品市场上实现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然而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于受人地矛盾、粮食安全、价格调节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很有限。
因为限于目前的耕地资源,我国用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不大,粮食播种面积调整幅度只能在3%左右,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只能在30%左右的耕地上组合,而且每种作物调整的幅度都不会很大,否则价格倒逼机制又会使其在下一年补调回来。
反季节蔬菜,是近几年结构调整中农民普遍种植的产品,然而又出现了新的“卖难”。
由于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价格调控机制不灵,突出的是农产品储备体系不完善,市场风险基金制度还没有卓有成效的运作起来,按价值规律和供需状况形成价格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指导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信息往往贸易的一体化,要求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按照国际化准则进行调整。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个根本原因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适应农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要求,农产品的品种质量结构、农业的区域布局、农村产业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
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由满足温饱需求向满足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转变,更加注重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
由主要追求产量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
由自给自足、自求平衡转向适应国内外市场,更加注重提高竞争能力。
通过调整逐步建立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农业结构,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新的来源。
(1)加大农田种植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饲料作物和经济作物比重。
要打破传统的二元种植结构(粮食、经济作物),按照稳定粮食作物、扩大经济作物、发展饲料作物的要求,抓好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调整粮经结构。
要主攻单产优化品质,发展优质粮,以优质获得高效益。
二是调整粮饲结构。
稳定主粮,扩大玉米等其他饲料作物种植,实现粮食——饲料——经济作物三元种植结构,提高农田经济效益。
三是调整熟制结构。
利用农作物的高矮差、季节差、根系差、叶面差,大力搞好间作套种,探索双季四熟、四季多熟等种植模式。
(2)加大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着力培育支柱产业。
以山区县南漳为例,在食用菌生产上,要凭借跻身全国食用菌十佳商品基地县,**牌香菇被定为全国食用菌行业推荐名牌产品的东风,以建成全国食用菌大县、全省食用菌第一县为目标,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按照挖段木、兴代料、攻蘑菇(双孢菇、草菇)的思路,狠抓规模扩张和质量上档。
桑蚕生产要按照争创全国桑蚕大县和全县桑蚕第一县的目标,一手抓新园扩建,一手抓老园改造。
畜牧业要按照稳猪、兴禽、攻羊、扶特的原则,继续实施大场、大镇、大村、大户带动战略,大力推广种青养猪和粮食过腹增值,节本降耗,提高效益。
要充分利用草场面积大、秸杆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养羊和氨化养牛,走节粮增收型畜牧业发展路子。
烟叶产业要按照稳定面积、集中连片的原则,狠抓科学种植和热风循环炉改造,攻单产,增总产,上质量,提效益。
茶叶产业要按照稳规模、上管理,攻炒制、上质量,攻包装、上档次和思路,加快发展,推动产业上档升级。
蔬菜产业要抓好五个结合,即:
设施菜与露地菜相结合,顺季节菜与反季节菜相结合,家生菜与野生菜结合,草本菜与木本菜相结合,出售鲜菜与出售干腌菜相结合。
(3)加大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结构调整的载体是项目。
项目是结构调整的“发动机”,是机制创新的“催化剂”,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助跑器”。
通过项目来促进调整,既能解除作为调整主体的农民的后顾之忧,又能克服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象。
应该抓住山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机遇,借助项目载体,积极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人才,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加快开发食用菌加工、山野菜加工、干菜加工、粮油加工和肉制品加工,丰富加工领域,延伸加工层次,实现多级加工增值。
要进一步制定优惠政策,积极支持和鼓励农村能人牵头发展建筑业、运输业、商服业和农产品营销业,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相互促进、竞相发展的格局。
(4)加大劳动力结构调整力度,奋力推进劳力转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没有外来强制力量的干预下,作为“经济人”并且对自己劳动力的投向有决定权的单个劳动者,总会将自己的劳动力投入到能够为他带来更多收益的部门和地区。
从整体上看,由于部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存
在,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力总是从收入低的部门和地区流向收入高的部门和地区。
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把劳动力结构调整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多形式、多渠道、多侧面推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加快山场、水面开发,兴办绿色企业、养殖企业,把劳动力从农田转到山场水面,实现农业内部劳力转移;
通过兴办加工业和商服业,增强二、三产业的吸纳能力,促进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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