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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偏亡焉，无安人。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持此看法者甚多，例如，吴虞《读荀子书后》：

“其《礼论篇》曰：

‘礼有三本：

君师者，治之本也……’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

”钱穆说：

“‘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

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

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

”李泽厚说：

“‘天地君亲师’从内容和文字上可一直追溯到荀子。

”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我们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形成于《荀子》。

　　对上述主流看法，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于《荀子》，有一个关键字被忽略了。

“天地君亲师”中的“亲”字指的是父亲，而《荀子》中说的是“先祖”。

“父亲”与“先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按照儒家的“亲亲”原则，二者在“亲亲”的档次上差别很大。

《礼记·

丧服小记》：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郑玄注：

“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

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

以祖亲髙祖，以孙亲玄孙，九也。

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

”这意味着什么呢?

晋陶潜《陶渊明集》卷一《赠长沙公》：

“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已为路人。

”宋苏洵《嘉佑集》卷十四《苏氏族谱》：

“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

　　明代学者陈基说：

“凡人，五世而亲尽，亲尽则途人而已。

”换言之，一个人，如果出了五服，就与原来的家族不再亲了;

不再亲了，彼此的关系就像是路人那样。

试想，五世尚且如此，何况遥远的先祖呢?

如此说来，五字之中有一个对不上号，怎么能说始见于《荀子》呢?

笔者认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于《礼记·

礼运》：

“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在这里，“天地君亲师”五字具备。

应该说，持主流看法的学者也并非不知道《礼记·

礼运》的这几句话，但他们都认为《荀子》成书在前，《礼记》成书在后。

职此之故，他们就把“天地君亲师”五字的最早出处归之于《荀子》。

认为《荀子》成书在前、《礼记》成书在后的学者很多，除了上文提到的学者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该书将《礼记》视为“秦汉之际的儒家”，置于《荀子》之后;

再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卷》2009年修订版，该书“礼”字条的释义说“《礼记》发挥了《荀子》的思想”。

鉴于持此看法者不仅人数多，而且多是泰斗级学者，则《礼记》成书时代的问题不得不辨。

　　我们认为，《礼记》原是丛书性质，由49篇《记》文构成，其编者是西汉的戴圣。

而49篇中绝大部分《记》文成书于战国。

其中某些篇的成书早于《孟子》，更不要说《荀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三。

　　第一，宋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元吴澄《礼记纂言》、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和清焦循《孟子正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孟子》中有征引《礼记》的事实。

试看下例：

　　《孟子·

滕文公上》：

“吾尝闻之矣：

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吕按：

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卷三说：

“按上文曰‘吾尝闻之矣’，则此三句亦古语：

‘昔鲁缪公之卒，使人问于曾子。

对曰：

申也闻诸申之父曰：

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

’此数句与此正同，《孟子》引之尔。

”按：

金氏所谓“此三句亦古语，《孟子》引之尔”，而金氏所引“昔鲁缪公之卒”以下八句，正是《礼记·

檀弓上》文。

　　吴澄《礼记纂言》卷七：

“盖孟子当诸侯去籍之时，姑以意言其大略而已，疑《王制》所记为得之也。

”吕按：

此盖谓《礼记·

王制》之作早于《孟子》。

金氏、吴氏在《礼记》与《孟子》成书先后问题上只是偶一为之。

比较全面地认为《孟子》《礼记》二书相同之文是《孟子》征引《礼记》者，以管见所及，有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和清焦循《孟子正义》。

　　陈氏在其《孟子杂记》卷二考查了《孟子》征引《礼》的情况，凡24条。

在24条之中，有3条涉及《仪礼》，其余的21条均涉及今本《礼记》。

根据陈氏的考证，《孟子》征引了《礼记》中的12篇，即《曲礼上》《曲礼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曾子问》《礼器》《玉藻》《乐记》《祭义》《祭统》《缁衣》。

这就意味着以上12篇《记》，是早于《孟子》成书的。

　　焦氏《孟子正义》共指出《孟子》征引《礼记》37次，涉及《曲礼上》《曲礼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曾子问》《礼器》《玉藻》《乐记》《祭义》《祭统》《哀公问》《坊记》《中庸》《缁衣》《射义》凡16篇。

限于篇幅，摘要说明如下。

（1）《梁惠王上》：

“孟子曰：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83

　　按：

焦循《孟子正义》：

“‘君子远庖厨’，本《礼记·

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

（2）《公孙丑下》：

“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

”283

焦氏《正义》引翟灏《四书考异》：

“《檀弓上》子思与柳若论丧礼曰：

‘吾闻之：

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

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

’孟子此言，乃即受之于子思者。

　　（3）《滕文公下》：

“《礼》曰：

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蚕缫，以为衣服。

焦氏《正义》曰：

“《祭统》：

‘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

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

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

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

’孟子所引之《礼》，盖如是也。

　　（4）《离娄上》：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焦氏《正义》：

“《礼器》曰：

‘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孟子引此二句，以起为政必因先王之道。

　　（5）《离娄上》：

‘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

守孰为大?

守身为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

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

“《礼记·

哀公问》孔子曰：

‘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

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

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

伤其亲，是伤其本;

伤其本，枝从而亡。

’又曰：

‘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

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孟子此义，盖本于此。

　　（6）《离娄下》：

“王曰：

‘礼，为旧君有服。

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

‘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

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

寇雠何服之有?

檀弓下》：

‘穆公问于子思曰：

“为旧君反服，古与?

”子思曰：

“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

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

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义。

　　（7）《离娄下》：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盖‘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此二语当古有之，子思引以说人子之念亲，孟子引之说君子之待横逆。

　　第二，当代学者沈从文、杨伯峻、沈文倬、王锷也分别从各自专业的角度论证了《礼记》早于《孟子》或《荀子》。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第一编史学篇《新出土文物与文献之结合》：

“沈从文同志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有年，深慨文献与文物之未能结合，并谓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

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

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

”《孟子·

万章上》：

“万章曰：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

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杨伯峻《孟子译注》：

祭义》云：

‘曾子曰：

父母爱之，喜而弗忘。

父母恶之，惧而无怨。

’可见万章这话系引用自曾子。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

“根据以上的辨析，断定二《礼记》与《荀子》相同之文是荀况抄袭二《礼记》，二《礼记》礼类诸篇成书在《荀子》之前。

”又说：

“《孟子》《荀子》书中都援引二《礼记》原文，他们手中都有单篇传抄的《记》文书本。

”王锷《〈礼记〉成书考》：

“我们认为，《礼运》篇主体部分应该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成于战国初期。

　　第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郭店楚墓竹简》（简称“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的先后问世，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为《礼记》的成书时代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在孟子的时代，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的积累。

如果以经书为代表，不管是《诗经》所代表的人是感情的动物，《书经》所代表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礼记》所代表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春秋》所代表的人是历史的动物，还是《易经》所代表的人是具有终极关怀的动物等等……”4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

“孔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到五世纪初年的人，其门人即所谓七十子，下延到五世纪前半;

其再传即七十子弟子，是在五世纪中晚。

到孟子，距离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四世纪中晚。

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与孟子的活动后期相当，墓中书籍都为孟子所能见。

《孟子》七篇是孟子晚年撰作的，故而郭店竹简典籍均早于《孟子》的成书。

”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典籍》：

“郭店简又影响到对《礼记》的看法。

《缁衣》收入《礼记》，竹简中还有不少地方与《礼记》若干篇章有关，说明《礼记》要比现代好多人所想的年代更早。

……现在由郭店简印证了《礼记》若干篇章的真实性，就为研究早期儒家开辟了更广阔的境界。

”彭林《郭店简与〈礼记〉的年代》：

“《礼记》通论诸篇当作于战国。

”（按：

《礼运》篇即属于通论）以上三点理由，从论证方法来说，就是通过传世文献与新出土文献互相印证，可以说，已经成功地论证了《礼记》的成书早于《荀子》。

既然《礼记》的成书早于《荀子》，则“天地君亲师”五字的最早出处自当是《礼记》。

　　实际上，宋元学者在谈到“君亲师”时，也往往与《礼记》挂上钩。

南宋学者俞文豹《吹剑三录》云：

“韩文公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然其说不过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愚以为未也。

《记》曰：

‘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君以正而用之。

’是师者固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

夫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则其为职必非止于传道、受业、解惑也。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又云：

“‘民生于三，而事之一’，谓君、亲、师也。

‘师岂当于五服，五服不得不亲。

‘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孔子卒，门人若丧父而无服。

’”元陈栎《定宇集》卷十三《历试卷》：

“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君、父、师是也。

‘天生时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是师也者，上参乎君父之尊，而下为朋友之伦中之最尊者也。

”元王义山《稼村类藁》卷十六《讲义》：

“《记》曰：

‘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

’夫言天地而与师并言，以此见天地与师道并，一日无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