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幼儿母亲对亲子互动信念之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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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自閉症幼兒母親對親子互動的信念。
藉由訪談的方式瞭解自閉症幼兒母親對幼兒發展的想法,及其在親子互動時角色的詮釋。
共有7位自閉症幼兒母親參與本研究,母親年齡範圍為31至40歲(平均35.1歲);
幼兒的年齡範圍為30至57個月大(平均年齡為42.3個月),包括6位男孩及1位女孩。
研究場所以受訪者家為原則,所有的訪談皆以錄音機錄音作為內容分析的依據。
研究結果發現自閉症幼兒母親認為親子互動對幼兒的各項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認知、情緒、社會和身體動作發展方面;
在親子互動過程中,母親最常提及的角色依序為促進者、教導者和照顧者。
此外,自閉症幼兒的母親在提及親子互動的發展目標及其應該扮演的角色時,兩者間存有特定的關聯性。
本研究結果將可提供未來在發展親子互動模式的早期療育方案時的參考。
關鍵詞:
親子互動、自閉症、母親信念
壹、前言
在學前特殊教育的領域中,基於親子互動對嬰幼兒發展與學習重要性的假設(McCollum&
Hemmeter,1997),親子互動的療育模式被廣泛應用在早期療育,藉以改變特殊幼兒的發展情形。
根據國外相關文獻指出,親子互動特性對幼兒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舉例而言,母親在親子互動時的敏感性、反應性和溫暖特質,對幼兒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相反的,母親過多的主導性行為對幼兒的發展有負面的影響(Kelly&
Barnard,2000)。
除此之外,研究也發現母親在與特殊幼兒互動時表現較多的主導行為(Marfo,1990;
Roach,Barratt,Miller,&
Leavitt,1998)。
因此,改變特殊幼兒家長的親子互動行為特性,使他們的親子互動行為變得更「理想」,被認為是親子互動早期療育方案的首要目的之一。
雖然如此,有些學者不贊同上述認為家長的主導性互動行為對特殊幼兒發展會產生不利影響的假設。
他們認為這種假設忽略了家長的高主導性行為,事實上可能是為了因應幼兒的發展現況所做的調適(Barnard&
Kelly,1990;
Hodapp,1995;
Jones,1980;
Mahoney,Fors,&
Wood,1990)。
這些學者認為有必要從社會文化的角度,進一步了解家長在親子互動時所表現的行為(Garcia,Perez,&
Ortiz,2000),尤其當父母親的文化社會背景不同於早期療育者時(McCollum&
Yates,2001)。
因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長會從他/她生長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學習到親職的概念,例如:
好的父母親的定義、養育子女的態度及行為,然後依據這些概念決定自己在親子互動時應該扮演的角色及行為。
所以,了解不同文化家長,尤其是特殊幼兒家長的想法,對於幼兒發展以及家長對於支持幼兒發展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來,親子互動模式的早期療育在臺灣逐漸受到重視。
早期療育單位及機構極力倡導家長參與親子互動,並且教導特殊幼兒家長理想的親子互動行為。
然而在將國外的療育模式運用到臺灣的社會文化時,實有必要先了解臺灣家長對於親子互動的想法。
例如,父母親在親子互動中對孩子發展的期望及應該扮演的親職角色。
甚至,應該進一步瞭解父母親對親子互動的看法是否會因為幼兒障礙類別的不同而改變。
如此,在設計親子互動模式的早期療育方案時,才能真正切合臺灣家長的需求,也才能發揮早期療育的最大成效(McCollum,Ree,&
Chen,2000)。
為了了解臺灣母親對親子互動時幼兒發展益處及母親互動角色的想法,作者曾以半結構訪談題綱合併圖片的方式,分別訪問13位育有一歲左右一般幼兒及16位育有平均一歲三個月唐氏症幼兒的母親(Chen,1999;
Chen&
McCollum,2001)。
研究結果發現,所有的臺灣母親都認為親子互動對幼兒的發展有幫助,尤其是在認知、情緒、動作和社會發展領域方面。
雖然兩組母親都將認知和情緒發展列為親子互動的主要發展目標,與一般幼兒母親的想法比較,唐氏症幼兒母親認為在親子互動中應該強調幼兒動作及生活適應行為的發展,而較少提及學業和社會領域方面的發展。
此外,這兩個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兩組母親對於自己在親子互動時,應該扮演角色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
母親對於親子互動時角色及行為的想法不只與其對幼兒發展目標有關,還受到母親對親職角色看法及其對障礙想法的影響。
兩組母親最常提到在親子互動時的兩個角色為促進者及照顧者,其中又以唐氏症幼兒的母親提到的次數較多。
本文所呈現的研究,是延伸作者前述對一般幼兒及唐氏症幼兒母親的兩個研究(Chen,1999;
McCollum,2000;
McCollum&
Chen,2001;
Chen,2003),進一步探討自閉症幼兒母親對親子互動的想法。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
(1)自閉症幼兒母親認為親子互動對幼兒發展的好處是什麼?
(2)自閉症幼兒母親認為自己在協助幼兒達到上述發展好處的角色為何?
貳、文獻探討
綜觀國內外文獻,探討有關父母親對親子互動信念的資料並不多,研究也大多集中於瞭解父母親對幼兒發展的認知和家長的養育信念。
在有限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文化對於親子互動的行為及想法不同。
例如Hoorn(1987)認為雖然各個文化的親子互動活動類似,但差異性也大。
此種差異性大多源自於文化中對幼兒的看法不同,以及文化中對父母親在親子互動中角色的定義不同所致。
Uzgiris和Raeff(1995)列舉父母在親子互動中經常扮演的三種角色,包括:
聽眾、促進者和同伴。
根據她們的研究指出,父母在親子互動時角色的選擇與文化所認同的親子關係、遊戲情境、以及幼兒的年齡有關。
例如:
在一個重視層級關係的文化中,親子互動時父母親比較可能扮演聽眾的角色—在一旁看著孩子玩。
而在階層觀念較弱的某些西方文化中,父母親在親子互動時比較會跟孩子玩在一起,扮演同伴的角色。
Harwood(1999)的研究也指出與安格魯母親比較起來,波多黎各的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時比較會使用直接教導的策略。
為什麼不同文化的家長在親子互動的表現行為會有所差異?
Rogoff(1990)及Uzgiris和Raeff(1995)等學者認為家長在親子互動行為的不同,與其對於親子互動目的想法的差異性有關。
例如,在比較美國與日本母親與嬰兒互動的研究中,Fogel、Toda和Kawai(1988)指出由於兩個文化對於希望孩子學習的溝通方式要求不同,母親在親子互動時的行為表現也不相同。
在強調非語言溝通型態的日本文化中,日本母親較少將嬰兒抱在面前,也較少用誇張的表情及聲音與孩子互動。
同樣是比較美國與日本親子互動的研究中,其他研究也指出由於對孩子發展目標的不同(獨立自主與相互依賴目標,independencevs.interdependence),美國母親比日本母親在玩具情境中與幼兒互動的機會較多(Bornstein,Kiyate,Tamis-LeMonda,1985-1986;
引自Fogel,Stevenson,&
Messinger,1992)。
臺灣家長對幼兒的發展目標為何?
國內高敬文等人(民83、85)利用「問卷法」及「集中焦點、密集式的反省式訪問」探討不同家庭型態中學齡前兒童社會化的歷程。
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的父母親認為維持幼兒的身體健康、提供重要的學習經驗及教導幼兒好的行為規範是最重要的養育目標。
此外,他們的個案研究結果也發現,父母親大多強調品德教育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認為父母親的責任重大,且父母親的教養觀與社會文化的背景息息相關。
高敬文等人的研究提供我們一個很好架構,了解台灣文化背景下,家庭對養育幼兒的想法。
然而,高敬文等人的研究對象以學齡前及學齡期的一般兒童的家庭為主,缺乏針對特殊幼兒家長養育目標的探討。
此外,探討父母親對親子互動信念的研究更少。
所以,為能了解一般父母親對親子互動的看法。
例如,在親子互動過程中幼兒能得到什麼好處?
如果父母親希望幼兒能得到她所期望的發展,在互動過程中,父母親應該如何做呢?
我們在民國88年到89年間,訪問了13位一般幼兒的母親(Chen&
McCollum,2000),以了解一歲幼兒母親對兩種親子互動情境(社會互動和玩具互動)的想法。
藉由內容分析的方法,從母親的談話中,我們發現了兩個主題:
發展目標(包括認知、情緒、身體、社會、生活適應和學業)和母親角色(促進者、照顧者、教導者、娛樂者、同伴、模仿對象和情緒支持者)。
研究結果發現,育有一歲幼兒母親認為親子互動對幼兒的各項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認知和情緒發展方面。
她們認為親子互動是幼兒未來與他人建立關係的基礎,強調親子互動對幼兒未來社會和情緒發展的重要性。
在親子互動過程中,母親認為促進者、教導者和照顧者的角色最能協助其幼兒達到上述的目的。
此外,這些母親們也認為家長應該提供孩子更多的學習經驗,在親子互動中教導孩子學習社會禮儀,如說「謝謝」、「再見」或是稱呼長輩等(Chen&
Chen,2001)。
針對特殊幼兒母親信念的研究近年來雖有增加的趨勢,但仍侷限於探討特殊幼兒母親對障礙的看法。
例如,Skinner等人(1999)以150位拉丁裔特殊幼兒母親為對象,探討家庭對特殊幼兒的認知及瞭解家庭的調適過程。
Perez(1998)則探討墨西哥裔父母親對幼兒語言發展遲緩的信念,其研究顯示,這些父母親認為他們的孩子並沒有語言發展的問題,語言發展慢的原因被父母親認為,是孩子的個性和成熟度的關係。
另外,Raghavan(1998)及Chou(1992)以東方及台灣特殊幼兒母親為對象,探討特殊幼兒對個人及其家庭的影響。
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母親對特殊幼兒的認知,事實上,受到各個文化中對於造成生出特殊幼兒因素的解釋影響甚鉅。
然而,經由上述的研究結果,我們仍無法瞭解幼兒的障礙對父母親親子互動信念的影響,例如:
如果母親認為特殊幼兒的學習與發展和一般幼兒不同,她對幼兒的期望是否不同?
母親的互動行為是否會因對幼兒期待的不同而改變?
對中國人而言,如前面的研究報告(Chou,1992;
Raghavan,1998)所指出的,幼兒的障礙常被認為是父母親或祖先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所造成的。
正因為障礙被認為是上天對這個家庭的懲罰,所以障礙幼兒常被隔離在家中,而放棄治療或就學的機會(Chou,1992)。
所以,延續第一階段的研究,我們選擇了容易在新生兒出生不久即可確立診斷的唐氏症兒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16位唐氏症幼兒母親在親子互動中對幼兒發展的期望與目的;
並了解母親在親子互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親職角色。
研究結果發現,唐氏症幼兒母親與一般幼兒母親一樣,認為親子互動可協助幼兒在認知、身體、情緒和社會方面的發展;
而父母親在互動過程中的角色主要是在促進、照顧和教導(Chen&
然而,儘管兩個樣本的母親對於親子互動的看法相似,但是強調的程度卻不盡相同;
例如,由於唐氏症幼兒發展的特性,唐氏症幼兒的母親比一般幼兒的母親,更加強調在親子互動中協助幼兒身體和未來謀生技能的發展。
此外,唐氏症幼兒母親認為學業並不是親子互動主要的目的之一(在訪談中,僅有極少數的母親提到),此與台灣文化社會中強調學業為主的教育目標差異性極大。
可見,特殊幼兒母親對親子互動的看法,確實不同於一般幼兒的母親。
換言之,特殊幼兒母對親子互動的信念,可能會因為幼兒的發展情形而作調整。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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