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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忾的热情无疑是一种证明。
以客观的历史态度回望上海文化以及在这片文化土壤
中诞生的艺术创作,就可以发现,早期上海电影中对市井之人庸常生活的关注与展示却恰好正是其诸多作品最具鲜活艺术吸引力的地方。
“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上个世纪20、30年代,各式市民形象活跃在上海的银幕上。
其间以“明星”公司为代表的一些公司的出品,相对而言更能从不同角度去展示上海市民们较为“原生态”的生活,有投机取巧、贪财牟利、卑劣钻营的市侩,但也有在艰难中求生存的左右逢源、巧妙处事,还有如《劳工之爱情》与《新旧上海》之类不以道德评判为准则的纯粹生活状态的展示。
这些影片在对人物的生活态度及行为的表现上没有过分地苛求“进步”,也不做过分的道德要求或批判。
“明星”公司的出品一直走“市民”路线,上海市民阶层是其出品影片的最大支持者,公司制片也一直在“教化”与“市民口味”之间求取平衡。
因此,其影片出品影片更多的是将上海市民身边的事搬上银幕,让观众或者点头共鸣,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检点自身。
面子至上”的小人物
1936年,洪深编剧、程步高导演的《新旧上海》中所塑
造的袁瑞三夫妇,是上海小市民形象中的突出典型。
王献斋
和舒绣文两位早期国产电影中的优秀演员将一对好面子、会享受、爱打小算盘又会做人、懂交际的精明夫妻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银幕之上,让人过目难忘。
影片中这对夫妻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们的
妇虽然“死要面子”但却并没有“活受罪”,反倒仍然苦中求乐。
袁先生因为工厂不景气而暂时失业,并因此失掉了每天早晨的豆浆,但仍然以“面子”为借口偶尔吃一次最爱的红烧蹄?
0解馋;
袁太太尽管和丈夫摆出管家婆的样子算计着每张钞票,慨叹生活艰难,却也舍得用私房钱去烫“和明星
样”的头发,买人情来往的“过节礼”。
在失去工作的突然变故下,习惯了的生活要降质量,未来的日子也前途未卜。
但在生活的阴影之下,袁先生夫妇同郑木匠一样在“熬”日子中寻求着一丝“乐”的趣味。
这种“乐”并非多高的物质要求,更多的是一种见招拆招、随遇而安心态的显示,也是他们在艰难时日中挺过诸多困苦的精神支持。
袁先生夫妇在失业时对蹄膀、过节礼的坚持让人想起《菜根谭》中所言:
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梢头,景色虽不艳丽,气度自是风雅。
士君子一当穷愁寥落,奈何辄自废弛哉!
”
海作家程乃珊曾回忆过一位在国民政府做过文职官
袖口都打着补丁”,但“打理得千干净净
”,脚下一双便宜的
的老上海,在“文革”时被批斗,人民装“旧塌塌在领口和
猪皮皮鞋“擦得一尘不染”。
程乃珊说,那双擦得干干净净的猪皮皮鞋,“是他竭力维护自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的
神支点。
仗着这样一双干干净净、品相整齐的皮鞋,他度过
烧蹄?
0”“过节礼”与现实中老上海干干净净的猪皮皮鞋构成了上海人人生的艺术与现实。
这是上海市民生存境界的种写照:
人生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动荡、怎样的苦难,给自己留存一些体面的尊严,留一点蜜甜的滋味,不怨天尤人、不破罐子破摔,既是生存的慰藉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更隐含着对未来的希望。
与之相对,1935年电通公司出品、应云卫导演的《桃李
劫》中的陶建平,其外在形象设计上为了配合他一步步沦为底层的情节发展,而越来越不修边幅与粗鄙邋遢。
事实上,
海人“只重衣衫不重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当时的
大的百货公司店员等再穷的人也要‘淘'
一件二手西装
。
”
把衣放在第一位的,再怎样睡阁楼的朋友,冬天出外总有
尽管这种对衣着的过分重视也显示出上海市民人格中势利的一面,但在整个社会生活都以此作为社交基本常识与礼仪的情况下,袁先生夫妻生活中整洁的长衫与旗袍、舍不得当掉的皮袍子、烫头发等细节就是符合真实的艺术想象,而陶
建平形象的不修边幅在上海市民观众的眼中虽然可能会得
学者刘士林在论及南北方文化差异时,曾提及北方文化的价
值观主要来自墨子,它的最高理念是“先质而后文”。
江南人的生活哲学则可以使人想到康德关于道德主体的看法: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个人违背了他的道德原则,那么受责备的都应该是人自身,而不是外部的环境与条件。
江南人在衣着和卫生方面的讲究则与此相类似,就是无论怎样穷困
种追求干净、整洁和有精神品味的生活态度都不会
丢弃。
而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在生活困顿的节俭中仍要享
以袁瑞三夫妻为代表的小市民们的生活态度中可以看出江
平身上承载了太多“左翼”的话语表达需要。
因此,其形象
情节设计中
,为了表现他的高傲耿直、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
也显得愤世嫉俗,充满了一种怨愤的暴怒。
在其职业生涯的
有意使其一遇挫折便辞职不干。
尽管其形象因此而得以高大光辉,但却给人以鲁莽不懂变通之感,显得硬而脆,缺少生活磨练出的韧性。
而正是因为他做事不顾及后果,不仅使他个人成为失败者,更连累妻子、孩子成为牺牲品。
因此,陶建平的悲剧既是社会黑暗的悲剧也是其性格造成的悲剧。
陶建平这一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维持着精神上的精英状态”的知识分子们的“为人生”式的自我想象。
这种想象与很多现实中在上海谋生从业的知识分子们的实际生活与行为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申报》曾有文章指出:
“许多大学生们,他们是不进小馆子的,就是口袋里只剩得几毛车费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馆才放得下心。
”这种说法或许夸张,也不能因此断言知识分子们的“为人生”是虚伪。
但至少这条报道可以证明在上海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与社会习俗下,多数人都在受其熏染,其社会人格中也无法脱离市民文化的影响。
与陶建平们的“为人生”的崇高相比,袁瑞三夫妻“为生活”的世俗显然更符合当时上海的社会现实,也更能代表大多数的
上海市民。
笔者在这里讨论袁先生夫妻的市民形象,并非否认其社
会人格中的弱点与缺点,只是强调这一形象在上海电影中的文化意义。
长久以来,国产电影中袁瑞三夫妇这样鲜活的小市民形象并不多见。
但无论是同时期影片的横向比较还是在历史延续中的纵向对照,这类形象因其真实、生动,富有生活的情趣而在整个国产电影的人物长廊中具有特别的魅力,并成为国产电影中珍贵的艺术典型。
袁瑞三夫妻之后,上海电影中类似的小市民形象还包括著名的《十字街头》与《马路天使》中赵丹所塑造的老赵和小陈形象。
赵丹自己曾概括
这两个人物:
“《十字街头》中的老赵天真、忠厚、热情、傻
的念过书的乞丐的刺激下,决定好好找一份职业,投出数份求职信。
在去报社面试校对工作前,他尽其所能地将自己打扮了一番:
套上带有领带的假领子,穿上西装,把白色的球鞋刷成黑色冒充黑皮鞋,还特意撕掉衣角塞在西服口袋里做装饰。
他对“面子”的重视并不逊于袁先生。
马路天使》中小陈去见律师前,也是特意穿上自己最
好的号手制服,戴上假领子和领带。
这里“假领子”这个细
中国素来有“吃在广州,穿在上海”之说。
海是一个势利的城市,亲朋酬酢,只重衣衫不重人,如果你的一举一动场面阔绰.就能得到人重视。
”尽管上海人的“只重衣衫不重人”离被视作人格金钱化的表现。
但从现代社会
布做成了假领子。
这种聪明的做法风靡一时。
假领子'
又
社交礼仪的角度来说,这种对着装的要求与重视恰好也反映
叫节约领、经济领,虽不是一件真正的内衣,但它有前襟、
后片、扣子、扣眼,保留了内衣上部的少半截,穿在外衣里
字街头》与《马路天使》我们知道“假领子”原来在上世纪
30年代已经成为上海市民重要的“面子”工具了。
这两部电影充分显示出“明星”公司出品影片的一个重要特征细节塑造贴近现实生活,以细节丰富人物形象,以细节赢得观众认同。
这些在银幕上被艺术化处理的细节成为最能体现
海派电影文化”之“俗”的点睛之笔,增添了影片的趣味与生活质感。
浓郁的生活气息由此而生成,人物形象也由此而更为生动、更具亲和力。
二、女性的生活智慧
活跃于银幕之上:
《母性之光》
中坚忍传统的女性,《野玫瑰》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中,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
清纯天真的女性,《神女》中受侮辱、受损害的女性,育皇后》中阳光的体育健将,《狼山喋血记》中英勇不逊男人的女猎人,《风云儿女》中妖娆魅惑的交际花,《新女性》中看清社会不公、奋起反抗的“新女性”。
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丰富了上海银幕的人物塑造,也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当时身处花花都市的上海女性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处境。
而前文提到的《新旧上海》中的袁太太即是其中上海小市民女性形象中的一个典型。
袁太太身上充分显示出上海小市民聪明而又从不过火的智慧。
袁太太是家庭妇女。
这是当时上海小市
民阶层中许多妇女的社会身份。
她们的生活圈子就是围绕着弄堂里的石库门打转。
这些家庭妇女社会经历相对匮乏,受教育程度不高,视野狭窄,很难谈到有什么宏大的志向、革命的愿望、改造社会的理想。
她们的人生目标很简单:
维护好自己的家庭,捍卫好自己做主妇的权利。
在《上海女性》
王安忆曾写道:
“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一她们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
影片中的袁太太就是懂得“以守为攻”的典型。
在丈夫
失业的日子里,她忧心忡忡地和丈夫计较着到底是当丈夫的皮袍子还是当自己的皮衣。
在袁太太形象的细节塑造上,很有点“母老虎”的夸张设计。
外在形象上,袁太太的扮演者舒绣文本就比袁先生的扮演者王献斋显得强壮,电影中又特意突出其既能伶牙俐齿地让丈夫哑口无言又能撒泼嚎啕地让丈夫束手无策的行事方式。
在家中,她以主妇管家的权力精打细算,剥夺了丈夫早晨喝豆浆的享受。
家中经济紧张,她攥紧自己的“私房钱”,任凭丈夫如何利诱都坚决不动。
上海女人的精明、厉害在袁太太身上表现得分外清晰。
但精明厉害不代表不通人情世故。
袁太太身上所表现出
来的智慧恰好就是近代上海市民中流行的那句“老门槛”所谓“老门槛”是指“办事精明,有方法,不致吃亏,所以吃有吃的门槛,白相有白相的门槛”,“即有横逆之来,必然
有方法足以应付”。
在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夫妻关系以及人情交往时,袁太太表现得相当灵活,应付得相当得体。
关起门来,她可以对丈夫大呼小叫,但在外人面前她懂得维护丈夫的“面子”;
虽然不愿当掉自己的皮衣,但最终还是当了首饰来缓和家庭经济的危机;
与丈夫斗嘴斗气,却还是精心为丈夫准备红烧蹄?
0;
手头紧张,但不忘烫头发买化妆
品――这其实不仅仅是对外的“面子”,还是一个家庭妇女
的危险的;
丈夫计较“过节礼”的花销,她却懂得“礼尚往米”的道理,不能白吃白占人家;
丈夫将她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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