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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驻地附近，有一些破庙残碑，他就利用业余时间，用铅笔把碑文拓下来，然后带回来潜心钻研。

这些碑文晦涩难懂，书本上找不到，既无标点也没有注释，全靠自己用心琢磨。

吃透了无数碑文之后，不知不觉中，他的古文水平已经突飞猛进，再回过头去读《古文观止》等古籍时，就非常容易。

当他从部队退伍时，差不多也把团部图书馆的书读完了。

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正是这种漫无目的的自学，为自己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他又开始研究《红楼梦》，由于基本功扎实，见解独到，很快被吸收为全国红学会会员。

1982年，他受邀参加了一次“红学”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从《红楼梦》谈到曹雪芹，又谈到他的祖父曹寅，再联想起康熙皇帝，随即有人感叹，关于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国内至今仍是空白。

言谈中，众人无不遗憾。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决心写一部历史小说。

　　这时候，他在部队打下的扎实的古文功底，终于派上了大用场，在研究第一手史料时，他几乎没费吹灰之力。

盛夏酷暑，他把毛巾缠在手臂上，双脚泡在水桶里，既防蚊子又能取凉，左手拿蒲扇，右手执笔，拼了命地写作。

几乎是水到渠成，1986年，他以笔名“二月河”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

从此，他满腔的创作热情，就像迎春的二月河，激情澎湃，奔流不息。

他的人生开始解冻。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在部队的自学经历，就没有后来名满天下的二月河。

他在21岁时跌入了人生最低谷，又在不惑之年步入巅峰，从超龄留级生到著名作家，其间的机缘转折，似乎有些误打误撞。

但二月河不这么理解，他说：

“人生好比一口大锅，当你走到了锅底时，只要你肯努力，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向上的。

”

（文章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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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尔盖兹和沈从文

读教科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

“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环境下，这句话也许可以加另一个引伸：

“不要做大事，要做适合自己的事。

对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从行业上做些大小之分。

以前这种大小之分也许在于行业的社会地位，今天则也许在于行业的实际金钱收入。

对已经工作很久的上班族而言，行业的更动，已经没有那么轻易，所以就在职位的高低上做些大小之分。

不要做大事，要做适合自己的事。

也就是不要只注意热门的行业，不要只注意高的职位，而要做自己性向和能力适合做的工作。

只有在这时候，我们工作的力量才会发挥到最大。

　　但这很不容易。

因为，这牵扯到对自己，以及对这工作的清楚认识。

有人在这种认识的过程里，很幸运，很快就掌握到了；

有人则不然。

比尔盖兹，是个幸运中的幸运代表。

读着哈佛大学的法律系，他认识到最适合自己投入的行业是计算机，就辍学改行去创立了微软。

最后，他不只做了件适合的事，也做了件大事。

　　然而绝大部份的人都没有他这么幸运。

大部份人不但很难认清与查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更经常被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在折磨。

这又要怎么面对？

可以看看沈从文的例子。

　　沈从文在文革的时候，下放劳改。

他的工作中，有一件是打扫厕所。

对文学大家如他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不适合又折磨的工作，然而，他每天在清洗厕所的过程里，最大的乐趣却来自于他把便器都擦拭得光可鉴人。

多年后他回忆这段日子时，都为自己把厕所清理得那么好而很得意。

　　文革之后，沈从文没写小说，反而完成了《中华古代服饰图录》。

就外人来看，大家会惊叹于这个考据工作的巍然。

但事实上，他主要是因为环境虽然不像洗厕所时那么糟糕，在小说创作上却仍然见忌于郭沫若，因此不得不改做考据。

　　我们大部份人应该都没有沈从文那么出众的才华，但也没有遭受到他那么大的折磨，必须清洗厕所，或见忌于诸如郭沫若在当时大陆的红人。

所以，即使我们还没认清与查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起码，我们可以比较愉快地接受自己当前的工作，把这个工作先做得“光可鉴人”。

　　用心，加时间，也许某一天，一个答案就跳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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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训练文章

一．新闻类训练

1、北京200余名矿工染尘肺病无工作证明索赔难

昨日，一名尘肺矿工躺在出租房里。

由于煤矿关闭，200余名患尘肺矿工维权陷入困境。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想找矿主赔偿，得先让他给出个证明，但煤矿都没了！

　　自5月底至今，房山区史家营乡数个已关停煤矿中，200余名矿工陆续查出染上尘肺。

他们要取得诊断报告，必须由煤矿提供工作关系和职业史等证明材料。

　　由于煤矿关停、矿方拒绝出具等原因，这些尘肺工人的维权陷入困境。

　　200名矿工患尘肺

　　51岁的钟举如原是史家营乡大村煤矿的安全员、领班。

去年下半年开始，他觉得喉咙发堵、喘不上气来，但没有太在意。

钟举如回忆，今年5月听说有工人被诊断为“尘肺三期”，钟举如和工友也去北京朝阳医院（国家指定的职业病诊断医院）检查。

　　6月2日，钟举如拿到尘肺X线诊断报告，被诊断为：

印象“尘肺二期”。

工友们也分别为尘肺一期、二期和三期。

　　随后，钟举如等人被医院告知，必须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和职业史等材料，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治疗，取得具备法定效力的职业病诊断报告书。

　　据粗略统计，目前已有200余名矿工被诊断患上尘肺，涉及大村、台西、枣园、莲花庵等煤矿。

　　煤矿关停维权受阻

　　按照相关规定，5月31日，史家营乡最后一批煤矿全部关停，矿工妥善遣散，解除劳动关系。

　　钟举如说，有工友拿着“尘肺X线诊断报告”找到煤矿负责人，要求获得工作证明材料和补偿。

矿方负责人答复，煤矿承包合同到期，没有义务提供证明，“甚至说报告是假的，是敲诈”。

　　“想找矿主赔偿，还要他们给出个证明，太难了。

”矿工陈有财说，如果职业病诊断被确认，矿方就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矿方都不愿意出具证明。

　　随后，一些尘肺矿工先后到史家营乡政府、房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安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求助。

但都被告知，由于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等原因，不能开具相关证明材料。

　　“签完以后就收上去了”，多名尘肺矿工证实，手头并没有和煤矿签订合同，也没有其他直接证明材料。

工人们称，只有少数人有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

　　多部门正协调解决

　　7月12日上午，百余名尘肺矿工来到房山区政府反映情况，区政府一名主要领导接待了5名矿工代表。

矿工代表周遵华称，该领导说目前需要确认矿工是否在合法煤矿工作，“让给他们一段时间，会妥善处理”。

该领导最后答应，8月2日时应该能给出回复。

　　昨日，房山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室人员称，该事件已经上报到北京市人保局、国家人保部。

四川资阳当地的劳动、司法、工会等部门也来京协商此事。

　　困境矿工没单位可寻政府无政策适用

　　200余名尘肺煤矿工人的手中，都有朝阳医院出具的“尘肺X线诊断报告”。

但不具有法律效力。

维权需要医院开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这必须要有工作单位提供的职业史等材料。

　　“煤矿都关了，我们没单位了。

”这些尘肺矿工说。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还可根据卫生监督机构提供的有关材料作出诊断。

　　“目前我们开不了。

”昨日，房山区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坦言，一个多月来，陆续有100多名史家营乡的煤矿工人来此，开具职业病诊断证明的介绍信。

　　该负责人称，若是用人单位拒绝向工人们提供职业史，卫生监督所能去核实有没有该工人。

目前这批工人最大的问题是，用人单位已关闭，“我们想找单位核实，也找不到了”。

　　房山区人保局工伤认定科室人员也称，困难在于劳动关系一方主体的消失，工人们缺少职业史证明。

区政府正在协调，“说到底，就是钱该谁出的问题”。

　　房山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政府会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依法帮助受侵害方诉求权益。

目前陷入尴尬境地，是各种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集中表现。

此事牵涉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矿工从业资格和劳动关系的认定；

二是针对此问题，现行政策中没有现成的规定和办法来适用。

　　该负责人说，解决这个棘手问题需要有政策上的对接，也需要一个调查处理的过程。

　　专家说法诊断与责任认定应分开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正在修订中，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参与了修订。

　　昨日，常凯称，目前对于职业病问题的处理，仍是依照过去国企时代的老办法。

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现行法律法规已经难以跟上，应当尽快完善职业病的诊断程序和工伤认定的方法。

　　常凯分析，我国现行做法是把医学诊断和法律责任认定捆绑，诊断鉴定机构一旦出具职业病诊断报告，同时也就认定了责任主体，这使诊断鉴定机构的压力很大，不敢轻易下结论。

常凯说，参照国际经验，两者应该分开。

修订后的职业病防治法草案，就采纳了这种方式，可使职业病患者先得到及时诊断，有利于后续的劳动关系确认和工伤赔偿等环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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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我们不要你卖的“狗肉”

近年来，不少重点高校纷纷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打造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院士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不断出现在各大院校的教学计划中。

然而当一些学生冲着课表上排出的那些知名教授兴冲冲走进教室时，却发现课堂上频频出现的却是青年教师的身影。

（7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打着教授的牌子，教授又不讲课，而让青年教师成为“代课教师”，这分明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种不讲师德、欺骗学生的行为，冷落了求知若渴的学生们的心，无异于给教育掴了一巴掌，当然与教育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应该说，教授亲自上课与青年教师“代课”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教授学富五车，且讲授经验丰富，利于学生理解，从而能学到真东西。

但青年教师就不一样了。

据学生反映，一些“代课老师”要么是博士生没教学经验，要么是自身任务也很重的年轻教师，给人代课心不在焉，甚至根本不备课。

另外，有些年轻教师上课时，往往很死板地照本宣科，课件也是网上下载的，因此，课堂上学生们基本上都低头看自己的书，往往老师提问时，教室里一片沉默，彼此尴尬不已。

可想而知，这样的教育，能“打造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吗？

肯定不能。

　　教育部曾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要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学生讲授一门课程，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

但不少研究型大学中依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教授们重科研轻教学。

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衡量教师水平的指标是看科研能力、承担的课题、发表论文的级别，争取到多少科研经费，在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不是看上课、教学水平如何。

再则，就是某些高校利用名教授在社会上的名望，让他们去争取项目或拉赞助。

这样，教授“挂羊头卖狗肉”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