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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老师问一小考生“民族?
”答“我家门背后有把大板锄!
”又问“鼻子、眼睛用来做什么?
”又答“淌鼻子、屙眼屎”……你说可笑不。
我每次参加面试时,回答老师的提问,表现都不错,还学会缩起肩头,单手抱头摸耳朵的技巧,样样考试都一次过关。
但时任城关小学副校长的周天祥老师是我父亲的老战友,对我的身世了如指掌。
据母亲讲,1949年农历4月初8,范保长带领数名乡丁包围了峨山县城上街坊新民巷一所三百多年的老宅院(它是峨山县城由旧县山上搬迁到坝子里筑墙围城后建盖的“学府役门”,后虽经几次大地震的“洗礼”,但主要房屋还完好。
我家就住在过厅的右房)。
那些乡丁们一进门就扬言是来抓王道清(我父亲早年参加地下党,此时已随峨山游击大队上山打游击去了),他们认为,王道清今日得子,他不会不回来探望,然而却扑了个空。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日子里呱呱来到人世。
不满八周岁的我,虽连续三年报考面试均自我感觉良好,但始终过不了周天祥副校长“严防死守”的年龄关。
直到八岁那年,我才如愿进了学堂。
在那个举国“大战钢铁”的1958年,就连小学也停课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热潮中。
那时的小学里,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十多岁也不足为奇,在毕业前为各种原因弃学“各奔前程”的不在少数,能够坚守阵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充其量超不过百分之五十。
我六年的小学生涯,都是在两座破庙里度过的,因此,有关鬼神的故事也就听到很多。
据说,过去“城隍庙”里的鬼神黑、白无常经常走街串巷捉拿“人魂”。
民国初年峨山大地震的前夜,他俩在执行“上级命令”时,不慎泄露了大捕“人魂”的天机,还受到“上司”的通令批评呢!
又听说,“文庙”中的月牙塘里飘着一个红色的小木碗,为的是诱惑儿童溺水成为水鬼的美餐;
俊俏的女妖精骗取“货郎”的五彩丝线,然后挂满了大柏枝树;
后院还有一个“妖精洞”等等。
我们的教室就在后殿,因此,我天天在颤怵的心境中学习和生活。
小学二年级时,常见高一个年级的同学(常自勇、李坤、王跃)在课间穿上城隍老爷的袍服追逐打闹,我非常佩服他们这种不信迷信的勇敢精神。
女教师马汝花常给我们讲古典小说《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中的“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及“贩盐”、“混世魔王”等精彩有趣的故事,培养了我们坚毅、勇敢、仗义的品格,我心中的“阴影”也渐渐烟消云散,“恐怖”的庙宇也成了我心中“居学堂之高”的圣殿。
一进入小学,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抓得很紧。
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共产党等“三热爱”教育;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遵守纪律教育;
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阶级观念教育抓得更紧。
有一次,民兵女英雄龚树林,带着她上北京参加1960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时毛主席亲手颁发的半自动步枪,到学校为全校师生作报告,让我知道了能见到毛主席、特别是能亲自握一握毛主席的手是多么光荣和幸福的事。
老贫农周爷爷常常为我们讲“忆苦思甜”课,让我对“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等观念有了一些似懂非懂的模糊认识。
在上三年级时的一次形势报告会上,“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充满激情、耳熟能详的声音从讲台上传入我的耳际——原来是我的爷爷(王著)在为我们作报告。
爷爷一生诚信经商,守法做人(解放前,从不染指大烟、枪支等生意)。
1952年后,任峨山县工商联主任、县人大代表至“文革”前夕。
他敬业奉公,不谋私利。
70高龄仍敢冒着严寒,坚持到大河里游泳。
他爱走好动,嗜好喝酒,但从不误事。
夜晚睡觉前常翻出那本爱不释手的《峨山县城王氏宗谱》(“文革”中被烧毁,现已在王氏家族中绝迹),或摇头晃脑地诵读,或给我讲述。
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我对王氏家族在峨山的发展演变渐渐地清晰起来。
王氏一世祖王杰,明朝弘治年间由南京携家眷宦游来滇,在适宜人居、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嶍峨县城生息繁衍,人丁兴旺,成为解放前有名的“董半街、王半城”中的王氏望族。
爷爷常常要我铭记并践行先祖“勤俭诚朴”之家训,勤俭持家,诚实做人。
“文革”浩劫中,已78岁高龄的爷爷蒙受“贪污公款”的不白之冤,被开除公职。
老人含恨孤身一人上山拣柴火、松球,祭扫祖坟以示抗争。
后经“落办”负责人常自华、专案人员刘长顺二位好干部据理力争,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公职。
1961年夏秋时节,我同母亲含着泪水,带着节省下来的几斤大米做成的“马蹄叶饭”和一只全靠粪便喂养大的瘦鸡,还有祖母买来的药,四叔寄来的钱,步行来到化念,爬“磨石村”大山,宿林场“露天沟”队部,第三天下午,终于艰难地走到海味农场——我父亲就在这里“劳动教养”。
我和母亲简单地洗漱之后,父亲的几位好友送来了热饭、热菜、热水。
在这里,我们母子过了十多天能吃饱饭、菜中有油腥、偶尔还能吃到点花生米久违的“幸福”生活。
我常常跑到一位叔叔那里,听他用自制的简柄二胡演奏《病中吟》、《良宵》、《步步高》等优美乐曲,听得如醉如痴。
管教干部冯兆珍队长常来陪伴我母子,场长刘子钧也前来看望我们。
后来,父亲把我母子送到新平县城,在老战友的亲戚家住下。
当晚,他带我们观看了玉溪滇剧团演出的古装戏《钟利剑》,一边看,父亲一边为我讲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说越王勾践不愧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
那一次,我缺学二十多天,按学校规定,我会被逐出校门,好在班主任管汉能老师不仅没有责备我,还像亲人一样善待我,真让我感激涕零。
父亲在1825个缺少人身自由、劳动教养的日子里,曾有过两次死里逃生、遇难呈祥的经历。
那是在劳教人员被带去修化念水库期间,父亲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正要被当死人用草席“裹尸”时,我的一位远房堂舅张文光医生(解放前国民党某军医学校毕业,1952年被判旧人员“历史反革命”罪在化念农场医院服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来到他身旁,见还有一口气,便请求大家帮忙抬回去抢救。
堂舅的妙手回春,父亲才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父亲所在的劳教队转住新平县大开门甘塘桥,父亲任炊事员。
一个雨季的某天,父亲担着饭菜来到河边,遇河水猛涨,饭菜担子被洪水冲走,他和紧随其后的二姐险些被洪水卷走。
饥肠辘辘的“队友”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上来就抓住父亲的衣领,恨不得将父亲吞下去。
幸好去探望父亲的二姐声泪俱下跪着为父亲求情,才使父亲免遭毒打。
在老师和家人的关怀、教育下,属牛的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走来。
自幼祖父母对我疼爱有加,因父亲“劳教”在外,母亲也常被派去挖公路、修水库,因此,上初中以前,都是由二老带着我。
每到傍晚,除了听祖母讲述那些精彩有趣的动人故事外,她还提着我的那把小二胡,把我拉到她的老表姐家串门子,我也非常善解人意地为老人家们“露上一手”,常常博得姨奶、姑奶的掌声和夸赞。
我那出身于县城西郊西河村徐氏望族的祖母徐春荣,虽裹着小脚,但手脚利索,上学不多却知书达理,肚子里满装“精忠”、“孝道”一类的好故事。
大大弟徐雷英,当过旧区、镇长,曾毫不吝啬地出钱出力出物,积极支持峨山地下党的革命工作。
三弟徐树民(徐啸虎之父)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军事才华出众,东北长春起义时任六十军少将参谋长,走上了宁为“断头将军”的不归路。
1963年,我赶上了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好年景”,幸运地考入了峨山中学。
在校的头三年里,学校的教育教学也同全国一样,在恢复和发展中逐步走上正轨。
在无涯的学海里,老师兢兢业业地教书,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
每天有着八小时的学习,我们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熄灯铃后和起床铃前,老师们挑灯夜战,同学们违规偷偷地学习。
在这里特别要说一说马凌霄老师所讲授的历史课,他一改同学们早已厌倦了的“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的“填鸭”模式,让同学们在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启发式”教学氛围中感受学习知识的乐趣。
正当同学们做着“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美梦时,却偏偏倒霉地遇上了1966年爆发的“文革”浩劫。
一夜之间,学校成了“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黑窝和“造反有理”、“停课闹革命”的战场。
我们伴随着这场灾难,在学校白白耽误了两年有余的青春年华,原本三年的初中,却熬了将近六年。
“求知无望、求学无门”的同学们,于1969年1月走出了校门。
1973年,全国恢复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高考,渴望读书的人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已是24岁的我也在这一线“曙光”中积极备考。
在紧张复习的十多天里,那些在校读书时没有弄懂或是似懂非懂的知识,打开书本一看就觉眼前一亮。
要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一经有人点拨,也就豁然开朗。
那些没有学过的新知识,也能迅速地理解和掌握。
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学习只要成为自己的第一需要,就会把这种需要变成自觉行动和不竭动力,原以为枯燥乏味的学习过程,也就变得那样的有趣和快乐。
在第一天从城里走向考场的路上,有一位女教师和我同行,交谈后才知是姓杜的监考教师。
我在第一场考试交卷以后,这位监考老师特意翻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并在下午应考的路上,她似乎是在专门等候着我,与我边走边聊。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我是昆明医学院的招生教师,你填报我们学校的专业行吗?
”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见到血就会头晕,从没想到过学医当医生”。
在众多的考生中,我以总分第三的成绩“名列榜眼”(全线录取名额为十二人)。
凭着自己有诸如红旗公社革委会把我当表现突出的“好知青”推荐参军、有彝家男女老幼公认的干活肯出力的好知青等名声,自我陶醉于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境。
之后,杜老师见到我却严肃认真地说:
“听说你父亲被划过‘右派’,你去开一个已摘掉‘右派’帽子的证明来,读书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敏锐性”的我,心里既不高兴,也没把她的一片好心当回事,仍在做着我的“大学梦”。
然而,风云突变,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我的一封信》刮起了一股让人始料不及的政治“强台风”。
我这个家庭有“污点”的考生,即使深感内疚的父亲多方奔走求人开来了“摘帽右派”的证明也无济于事。
因政审“不过关”,我在那次高考中落榜了。
从此,苦闷的我与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4年底,我被招工到塔甸煤矿。
在这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峨山县文艺宣传队拉“主弦”的骨干。
但因受家庭的影响,我仍以高平村的“农民”身份在宣传队做临时工。
煤矿的邱为智矿长以矿山发展培养人才的胆识,不畏县革委某位领导所说“挖宣传队墙脚”的“高压”,甚至冒着调离领导岗位的风险,毅然给了我上学的机会。
1975年5月,我不辞而别离开县宣传队,前往昆明工学院(今昆明理工大学)地质系“矿山测量培训班”学习。
到校十多天后,我收到一封宣传队要求我离校归队的信。
我拿着信跑到系负责人周教授的办公室,向他说明自己不愿放弃学业,请求他帮忙的来意。
他听后也拿出一封信函给我看,这是一封峨山县革委宣传组写给学校,意为县宣传队急需要我,请校方促我尽快回县的信。
我看完来信,教授问我有何打算,我向周教授表明了只愿读书学习,绝不离校的决心。
于是,周教授微笑着对我说:
你们是来自全省各地煤矿的业务骨干,又是省煤炭厅委托我们学院开办的培训班,此信函虽已收到多日,但校方只听送培单位的意见,你只管安心学习吧!
此刻,我这七上八下的心才安定下来。
在校不久,常自勇“战友”从江西地质队回家探亲,专程来校,我俩足膝谈心几小时,我受勉,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
学员中的大多数均来自省属各大煤矿,又都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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