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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被资本驱逐的案例渐多。
20多年来马明哲一直是公司的灵魂人物,他统帅的核心管理团队非常稳定。
当前公司的执行董事均是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任职均超十载、总经理几个副总经理及董秘在公司任职超二十载;
近年来公司股权分散,重要股东只有非执行董事席位且数量少于执行董事;
业绩优秀、没有发生控制权之争、股东罢免董事事件,议案均获董事会通过、仅个别被类别股东大会否决……从这些来判断,目前马明哲领导的高管团队有理由被视为具有控制权。
股权控制是全球主流的控制权模式。
股权结构越分散越有利于企业家支配公司重大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掌握控制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马明哲是洞察股权结构重要性的先觉者、身体力行大力改造股权结构的先行者、巨大受益者。
企业家赢得控制权的平安模式,因此很值得寻味。
“调结构”阳谋
时至今日,少有人知道中国平安早先是国企。
生于普通家庭,马明哲初中毕业后做了水电工,后供职深圳市蛇口劳动人事处。
其后,在时任蛇口社会保险公司副经理马明哲的建议、推动下,中国平安1988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成立,两家国企中国工商银行、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分别持股51%、49%,公司设立董事会,马明哲作为招商局的股东代表任董事、总经理。
不久,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深圳市财政局成为中国平安的股东。
国资股东带来一些问题。
股东比较集中,股东们决策时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缺少对公司利益、长远经营发展的考虑,比如想多分红,这和公司初创期,希望把利润留下来发展业务的愿望有冲突,特别是中国平安作为金融企业需要大量资金。
另一个问题是,国有大股东对董事会的控制欲较强,这损害董事会的独立性。
这些问题引发了马明哲的思考。
1992年,马明哲与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就中国平安股权问题进行讨论。
马明哲说中国平安打算花时间完成股权的结构合理化、分散化:
一家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机制和人才,体制决定机制,机制留下人才,而最为关键的问题则是由股权结构决定的。
这无疑是个阳谋。
袁庚被马明哲说服,担任中国平安名誉董事长,称“坐镇平安,保护这家新兴企业体制不变”。
当时深圳的改革派风云人物袁庚,看到国际上一些公司良好运作经验的同时,有着对国企体制的思考,如国企派出的董事和企业长远发展不挂钩,难以很好地履职,而国际上一些好的经验,就是通过管理层持股,让其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相结合,他希望中国平安成为和以往国企不一样的现代企业。
中国曾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
1992年,中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出台公司法,企业整体还处于野蛮生长阶段、远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概念。
在中国企业界,马明哲是股权结构问题的先觉者、先行者:
其后20多年,中国平安的股权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并没曝出违规。
1992年,中国平安引入平安职工合股基金、持股10%,这有助于马明哲增强公司治理话语权、支撑其董事席位、摆脱原股东单位对其人事任免关系:
高管将个人命运由上级转由市场决定,这在当年需要很大的勇气,如今同样如此。
后来,中国平安形成3家员工持股机构,涉及1.9万员工,2012年这3家机构出售时,共持股中国平安9.25%,市值高达270亿元,马明哲身家过亿。
实施员工持股,中国平安并非一帆风顺。
上市后,关于减持,2010年一些员工聚众“闹事”,希望变?
橹苯映止伞?
2014年6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10月,中国平安宣布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每年1期、共6年,马明哲领衔。
1994年,战略投资者摩根士丹利、高盛入股13.7%,中国平安成中国金融业首家引入外资的企业,开启股权结构国际化进程。
2000、2002年创始股东工商银行、招商局分别退出中国平安。
时任招商局董事长秦晓称,“话语权不够大,是我们作出卖平安股权决策的依据。
”
2002年,全球金融巨头汇丰控股出资6亿美元,获中国平安10%股权、成单一第一大股东。
随着2004、2007年分别在H股、A股上市,中国平安股权进一步分散、公众化、国际化,无控股股东。
2012年,汇丰转让股权给泰国卜蜂集团,后者持股中国平安15.57%,成第一大股东。
截至2017年底,中国平安前5大股东持股分别是:
外资卜蜂集团9.68%、国企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5.27%、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3.8%、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65%、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2.17%。
目前,中国平安是屈指可数的外资为第一大股东的金融上市公司。
早先,中国平安的股权集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马明哲是招商局的股东代表,其“生杀大权”在个别股东。
花时间最终实现股权结构合理化、分散化这一深谋远虑后,中国平安成为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个别股东包括第一大股东,已无法“生杀”马明哲。
利他,也利己
股权结构分散化,含义一目了然;
股权结构合理化,这不容易理解。
何谓合理化?
标准不同结论不同,并无完美模式、有最佳实践――合规的基础上符合自身需要、效果佳。
马明哲认识到了股权结构合理的重要,以公司治理成效来看,中国平安的股权结构合理化之路不俗。
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股东,这一直是马明哲思索的问题:
“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股东与公司长期发展目标不一致的现象,如果协调不好,公司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此间,外资股东促进了中国平安的治理水平很大提升。
1994年,摩根士丹利、高盛入股中国平安后,非常关注董事会规范化的运作和流程,他们对中国平安提出要求:
要用国际会计师,确保信息披露的准确、连续、透明;
重要人事的任命要?
过他们同意。
当时中国平安聘请的是国内会计师,一年费用不过20万,而聘请国际会计师则要花200万以上,中国平安觉得太贵,和外资股东争论了一番。
外资对公司制度的完善,起初让中国平安觉得受到了很大限制。
马明哲称,开始时是被迫接受。
这种被迫中,中国平安逐渐体会到引入外资的好处,开始认真吸收、消化。
由于外资进入,改善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得到增强。
如,一次讨论分红,分不分,分多少都是有争议的。
国有股东考虑的比较现实一点,希望分得越多越好。
外资提议不分红,并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外资甚至帮助中国平安回购那些不同意暂不分红的小股东股份。
摩根和高盛为中国平安带来了国际化视野和全新管理理念,给董事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马明哲认为,这对中国平安董事会而言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从现在回头看,没有当时的勇气,没有接受他们,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坚实基础”。
2002年,汇丰获中国平安10%股权。
汇丰入股,帮助中国平安输入了公司治理、内控审计、防火墙建设、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比如办公电脑,张三李四都可以把自己的程序放到里面,在汇丰的建议下电脑全面标准化了。
近年来,中国平安的公司治理相当市场化。
汇丰曾评价说中国平安的董事会运作、风险管理,跟国际标准没什么两样。
时至2018年,按中国平安官方的说法,公司践行国际化标准的公司治理,“拥有完善的治理架构,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公司一直遵循对股东、客户、员工、社会和合作伙伴负责的企业使命和治理原则”。
董事会构成专业化、国际化,海外董事占比很大。
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中国平安董事会大量运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投行来辅助决策,这让其区别于大多数中国企业。
但并非没有治理问题,一如,由于践行综合金融、子孙公司多,中国平安在母子管控上难度不小。
马明哲高度重视公司治理,“就像一座大楼,公司治理和董事会运作是经营的基础。
这块做好以后,业务才能做得好,才能得到社会、公众、股东、员工的认可”。
早先接受《董事会》专访时,关于自己在董事会中的作用,马明哲认为是召集人而不是一把手,“在许多人看来,董事长是领导董事会的。
但平安的董事会和有些公司的董事会是两个概念。
董事长就是一票,只不过我额外增加一个召集、组织董事会的权力,根据股东和业务的要求,把议案提出来,而不是说比总经理高一级。
”按总经理任汇川的说法,“平安董事会绝对是集体决策。
马总在董事会像个召集人,他的董事长职务是推选出来的,不是谁派过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一些著名企业家,马明哲的对外形象低调,罕见出席论坛、接受采访。
股权分散、合理化之路,最终成就了公司,也成就了马明哲为首的核心团队。
能力不俗的他们,在获得股权治理红利、掌控公司方向、驱动业绩增长上,如鱼得水。
基业长青之路
听说有人抱怨中国平安的董事高管工资太高,汇丰派出的董事不以为然:
“我给你的工资低了,你跑了怎么办,这个公司如果关键性的人不在了怎么办?
”――体制决定机制,机制留下人才。
实行“竞争、激励、淘汰”,中国平安的高管团队全是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市场化,干得好,可以获高薪,如2007年马明哲薪酬逾6000万元,受到一些质疑,他称作为职业经理人,自己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
干的差,拿得少,如2008年对富通股票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27.9亿元,马明哲放弃了薪酬。
投资富通巨亏,可能是马明哲履职迄今最大的败笔,彼时外界对中国平安的质疑非常大。
多年来,中国平安的核心管理团队非常稳定。
曾兼党委书记的马明哲长期任董事长、CEO。
生于1953年的孙建一长期任副董事长:
1990年入职中国平安,1995年任执行董事、2008年任副董事长,是马明哲的核心副手、被外界视为二号人物;
2018年,已65岁的他续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生于1969年的任汇川1992年入职,2011年接任总经理至今,是公司内部培养的高管,被外界视为第三号人物。
其他核心高管,如,姚波2001年入职,2009年起任董事,现兼常务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
李源祥2004年入职,现为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蔡方方2007年入职,现为董事、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
陈克祥1992年入职,现为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谢永林1994年入职,现为副总经理;
叶素兰2004年入职,2018年、62岁的她续任副总经理;
盛瑞生1997年入职,现为董秘。
近年来,中国平安的执行董事均是职业经理人,重要股东仅有非执行董事席位,没委派人出任高管。
以2018年5月换届后的董事会为例,执行董事为马明哲、孙建一、任汇川、姚波、李源祥、蔡方方6人,非执行董事4人(卜蜂集团2人,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深业集团各1人),独立董事5人。
近年,中国平安没有发生控制权之争、股东罢免董事事件,议案均获董事会通过、仅个别被类别股东大会否决。
这样的治理机构下,马明哲领导的高管团队的话语权无疑很大,有理由被视为具有控制权。
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市值越大特别是大到一定程度,“门口的野蛮人”出现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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