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展关键增加经济全部竞争力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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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

但在新的条件下，凭借体制优势和低档次、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起来的浙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末期，沿海（特别是江苏、广东、福建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它们的工商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好，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逐渐形成，而使浙江的经济体制优势不再那么突出。

其它地区的这种发展，使1些浙江人士发出了“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警号。

此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资源的短缺，都对浙江企业的当前生产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浙江经济要再上1个台阶，必须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这主要涉及3方面内容：

1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度化”，2是从早期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3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

1、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浙江经济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的。

这种产业的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利润微薄、竞争力差，难以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为如此，浙江先行地区温州曾经繁荣1时的灯具、服装、纽扣等专业市场逐渐走向没落。

目前政、学、企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浙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问题在于，浙江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进行产业升级？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利的实现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起飞以前”、“初级发展”和“现代发展”3个历史阶段。

在这3个阶段中，大体上采取了3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增长类型的这种变化最先是由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总结的（参见《经济学》（第12版），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页）。

）：

在“起飞前”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

它的主导产业是农业。

在“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物质投入增加。

它的主导产业是大量耗费资源的重化工业（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

霍夫曼把这种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

不过20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按这1“定理”进行的。

）。

由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有限性的极大制约，而且物质资本（不变资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等经济社会问题，先行国家在“现代发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转向了以人力（知识能力）资本积累、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为主的现代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在20世纪早期是服务业，在20世纪后期，则是信息产业。

不少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曲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从粗放增长的早期发展方式成功的转向集约增长的现代发展方式。

看来，浙江目前所面对的，正是这样1个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转换问题。

据我们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沿着先行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现代发展道路以便迎头赶上。

不少人认为，浙江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业“欠厚度”，应当超高速地发展基础原材料、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化工业，实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高级化”（《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

尽管浙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企业前些年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还是向着“重型化”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这种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也就很快显示出来。

这首先表现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

在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浙江省GDP增长了57％，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150％。

这表明，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的。

这样，在浙江经济增长提速后不久，就出现了土地、能源、运力、淡水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紧张。

以电力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电力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大致为1，而浙江省2003年则高达1.70以上，造成了电力的极度紧缺。

与此同时，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以上的情况说明，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费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

作为1个资源禀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性优势”，即充分汲取先行国家的经验，转到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上来，靠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实现持续发展。

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甚至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发挥“扬长避短”和“后发性优势”，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浙江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

1是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提高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使浙江的人力资本逐步积累；

2是努力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IT），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

3是发展服务业，以便改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动，使人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变得更为简单和快捷。

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

4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浙江产业沿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得到提升；

5是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和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有条件的企业由为外商做代为加工（OEM）、代为设计（ODM）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2、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的完善要顺利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有1个好的经济体制，对于浙江来说，就是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

这必须从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两方面进行。

（1）提升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模式在浙江经济的发展初期，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个体业主拥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家庭厂商。

在企业规模扩大、雇员增多、业务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就不再适应，需要提升。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趋势，是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转化。

但是，目前浙江绝大多数企业步入营业额在1～2亿元以上的中型企业以后的1般做法，是组成具有“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协作层”等多个层次的“企业集团”。

这种多级法人制的企业往往由于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成为1个缺乏统1意志和统1步调的诸侯联盟，造成资金分散、相互拆台、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等不良后果。

因此，1些企业正在努力将自己整合成多事业部制的公司。

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大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改组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

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

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少数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并存的。

不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也必须是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的企业，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上必须是严密和有效的。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改善组织和管理的关键都在于引进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工等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浙江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是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如何保证引进的专业人员与业主以及老板的业主成员和衷共济地共事，是1个企业能否在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还存在不少障碍，例如，业主家族和企业的文化氛围排斥外部优秀人才，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管理经验不全面，专业人员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等。

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2）实现由早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关于市场状况的改变，目前在浙江最受瞩目的，是市场的“业态升级”。

在浙江经济早期发展中，采取“3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作为主要交易形式，这种交易方式辐射范围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规模难以有大的扩展，甚至会逐渐走向萎缩。

目前浙江1些地方，如义乌、绍兴的专业市场正在进行从“3现交易”到以贸易公司为中介的业态升级，并且已经取得1定的成效。

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升级到了以商业企业为中介的交换，也还不能说浙江的市场“业态”已经从早期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现代市场经济。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学说，市场交换有3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这就是：

（1）在熟人之间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

（2）由交易双方所属的族群、商会、宗教等共同体实施合约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换，即早期市场经济；

（3）通常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范围广大、由第3方（通常是政府）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

显然，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处在从第

（1）种交换形态到第

（2）种交换形态的过渡之中。

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进1步实现由第

（2）种交换形态到第（3）种交换形态的过渡。

现代市场经济有3个最重要的特征：

1是上述高级形态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

2是交易部门，即商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高度发展，使流通“业态”能够提升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

3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由公正的第3方来实施合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沃利斯和诺斯计算，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1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只有2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3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

香港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指出，在从购入原料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处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丰研究中心编著：

《供应链管理：

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降低总成本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服务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好的基础。

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缓慢。

改革以后仍无大的起色。

在最近几年“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中，服务业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3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7％，仍大大低于当代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对于浙江省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是极其不利的。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流通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浙江就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确立。

3、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

与计划经济下的从宏观到微观、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较，这种服务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1）限制各级党政机关配置资源和进行微观干预的权力在过去20多年中，浙江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对待企业的态度比较开明，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

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