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艺术化试析《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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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
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
艺术化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
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
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
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
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
《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着《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
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
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
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
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
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
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
“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着中多见的述着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
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
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
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
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
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
《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
《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
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
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
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
桑、儒勒·
凡尔纳、埃克托·
马洛等,20世纪的圣·
埃克苏佩利、保尔·
阿扎尔、马塞尔·
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
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
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
《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
“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
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
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
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
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着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
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
“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
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
《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
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
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
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
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
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
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作者在文本阐释的批评角度的切人、批评尺度的拿捏、批评过程的推演、结论的得出及希望的表达等方面都具个性。
尽管具体的评论文章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评擅长由描述切人论题,如《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论儿童文学选刊》、《青春的萌动——当代青少年文艺现象的描述和思考》、《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等文都如是;
在理论和材料的支撑下,他将批评层层推演、不断深入,这种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将结论抛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在阅读的带动下完成自我意识中的推理过程,进而顺应地获得和接受结论的过程,艺术化的批评实现的是艺术化的接受。
批评的艺术化,需要艺术化的批评个性来支撑。
细细品味《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作者艺术化的批评个性扑面而来——大气:
他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批评立场,但同时绝不拒斥不同的批评话语,甚至持欢迎的态度,“我们应当欢迎和容纳那些来自各个角度和方向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因为这样的探索将会使未来的儿童文学研究保持生气和活力,也将带动和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整体性的进步和发展”;
敏锐: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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