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历史语境中的育想象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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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初期最早开口通商的城市，又因枕江临海的地理之便，迅速发展成为中外贸易的最大汇聚之地，工商业繁盛，中外商贾汇集，是工商业化最快的城市。

这里华洋混居，五方杂处，人口流动频繁，是社会结构变动最大之地；

这里文士云集，八面来风，中西信息流通，中西报刊书籍流布，是文化环境最为开放之地；

这里中国官方的直接控制被阻断，租界西人当局控制松弛，家族势力削弱，各种传统社会制约因素减少，是人们行为活动最为自由之地。

所以，这里是早期近代化社会变迁的环境和条件最充分的地区”。

因此，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最充分的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成为中国早期思想政治文化最多元的一个地区。

尽管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元素增强，上海文化的开放性程度提高，但是并不代表封建文化的式微，也不代表精英阶层话语权的解构。

“在晚清上海，就中国文化人而言，分为相对独立的群体，一是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等,主要生活在租界，在西人机构里工作，与西人关系密切；

一是冯桂芬、俞樾、刘熙载、孙锵鸣等，主要生活在县城，担任书院山长或执掌教席，是中国传统士绅一流人物。

在西方文化涌来之时,县城的士绅曾努力振兴中国文化,以与西方文化抗衡”。

这种抗衡成效不是很明显，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帝国王朝传统文化的内核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

”。

因此上海的生活条件优裕，上海的物质享受充分，上海的文化人在声色犬马中难以找到归属感。

1884年，《申报》的主笔蒋芷湘就考中进士，“飞黄腾达”而去。

其他编辑也时不时去考考进士，碰碰运气，就连著名的近代改良主义的提倡者王韬、沈毓桂等都莫不如是。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遭遇了几十年的外忧内患，但其正统帝国王朝的思想、文化仍然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清末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新变法在本质上并不是改变这种帝国文化，而是出于维护帝国文化作出的最后努力。

在这种末世帝国的文人语境中，“重文轻武”、“天朝大国”是中国文人的正统观念，这种传统影响着精英阶层对待西方事物的态度和观点，同样也影响着报纸编辑对待体育的态度。

这种态度反映在《申报》对体育新闻的报道和大大小小对体育的评论当中。

“军旅之事，不用弓矢刀枪，而唯以枪炮之精利争雄，此不必籍勇力，文弱者亦能之。

是则武试其尚不可能废乎……”。

这是当时很多文人对于体育的态度。

2、民族国家语境

清末民初，帝国王朝风雨飘摇，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动摇了古老的帝国的根基。

中国的精英阶层将求索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希图在西方文明中找到答案。

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就是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出路的一次集体行动。

辛亥革命之后，古老的帝国王朝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国家形式。

如何建设新的民族国家，如何应对新的民族国家的重重危机。

中国的知识阶层纷纷寻找疗救中国的药方。

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张謇的“实业救国”、梁启超的“小说救国”等等，莫衷一是的“救国”话语模式中，“体育救国”成为备选答案之一。

许多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体育感同身受，特别推崇，决意效仿日本、德国，以图救国救民。

其中最主要的，要数蔡锷、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等。

蔡锷对日本的军国民教育和德国的“铁血主义”教育非常推崇，“日人有言曰：

军者，国民之负债也。

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

“斯巴达者，欧洲上古史最强盛之国也，推彼致强之由，则其国法以国民之生命、财产、名誉均不得不供之国家。

故人之生也，不问男女，皆由国家鉴定其体魄之强弱优劣而去留之”。

蔡松坡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军国民主义体育教育的好处。

因此，借鉴外国的先进的体育思想，提倡“尚武”精神，成了蔡锷以及与其同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识。

梁启超认为“无尚武之精神，无铁血之精神”就“无以立国”。

蔡元培、康有为、严复等著名的思想家都对此有所论述，“尚武”与“体育”几乎是一个词。

在此背景下，清末明初轰轰烈烈的军国民体育教育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惨败，德国民众为铁血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开始反省“军国民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促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大量引进西方的教育思想。

体育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前的“尚武救国”转移到“强种强国”的路上来了。

体育的宗旨变为了“养成健全之人格，发展共和之精神”。

张伯苓、杨贤江、蒋梦麟、毛泽东等都是“新体育理论”的代表。

无论是“尚武救国”还是后来的“强种强国”，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

其根本之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促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自治，促使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二、《申报》体育报道中的体育想象

“为什么这种转变对于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至关重要，要看一下两种首先繁盛于18世纪的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的基本结构。

”“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通过作用于人类语言的不可避免的多样性的命运，使一种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这种共同体的基本形态为现代民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些共同体的可能扩展的范围是内在的有限的，同时与（作为王朝扩张主义的明显标志的）现存政治边界有着极其偶然的联系。

”在安德森的眼里，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书籍和报刊）是民族主义想象的先决条件。

在君主帝国轰然倒塌之后，借助书籍和报刊的历史叙事中地方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得到了确认和广泛认同。

安德森的关于“民族起源与散布”的理论与《申报》77年体育报道存在某种联系，确切的说，假如将77年体育传播视为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的意义建构中，可以十分肯定的说：

《申报》体育报道是民族主义想象的最好的载体与工具。

《申报》早期的新闻报道在帝国王朝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在中西文化杂糅的上海文化中，对于作为西方文明传入的“体育”，当时的办报人对此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报纸的新闻特性不得不报道“赛马”、“赛船”、“跑人”等体育赛事，不得不推介普罗大众十分感兴趣的体育活动，诸如“打弹”、“射击”等等。

但是为了帝国心态的平衡，或者宣扬帝国文化的优越，首先在报道西人体育活动的同时，大量报道上海周边的庙会社戏，将之名曰“赛会”。

打开《申报》，早期庙会的报道远远多于赛马报道，在清末文人眼里，“赛马”与“赛会”是一码事情。

其次，是在评价西方体育赛事中，将帝国文化的许多经典与西方赛事相提并论。

前面提到的讲西方赛马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田忌赛马”相提并论，提倡“武试”却认为不可“全废弓矢”，诸如此类的评说都是在帝国语境中面对西方文明的侵入，为了王朝的尊严，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与节节抵抗。

换句话说，通过诸如此类的报道，来构建关于一个古老帝国的最后“想象”。

清末民初，甲午战争、庚子之乱之后，1905年，作为帝国最高的象征——皇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宣布实行宪政，全力推行西方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制度。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千年王朝成为旧事，帝国的话语系统轰然倒下。

代之而起的是崭新的民族国家的话语系统。

尽管还有不少读书人仍然抱着“王朝旧梦”不放，但毕竟不是主流。

主流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利用书籍报刊，为中国的未来建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话语系统不断前行。

在此背景下，《申报》的体育报道，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体育报道为构建民族性想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申报》体育报道构建民族想象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话语结构。

1、直接言说

在《申报》体育报道的历史上，到了成熟期几乎所有的新闻评论都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通过评论直接建构读者心中的关于新式体育的意义系统，那就是体育关系着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未来，在持续不断的宣传中建构体育的民族主义想象。

“去年巴黎第八届万国运动大会，日本选手竟能得分而归。

我国与之比较，犹觉自愧不及，遑论欧美，故今后之体育，必当加以奋勉，努力追随，以期与各国周旋。

若惰性不改，示人益弱，及国家之大辱也。

”

这是发表在1925年国庆特刊上的《国际体育事业之回顾》，文中提到的“万国运动会”就是指“奥林匹克运动会”。

文章主要回顾国际体育的发展情况，是一篇推介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的文章。

末尾提到日本、菲律宾已经加入万国运动会，中国却未能参加，作者将此引为“国家之辱”。

这种文章在《申报》体育报道成熟期比比皆是。

通过评论，将国家、民族的观念与体育联系起来，然后促成民族观念的增强。

这种持续不断、直接言说的方式，是《申报》体育报道“散布”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方式。

这种方式直接赋予“新式体育”以国家的名义和民族的想象，通过持续不断的言说，为读者所消费，使得“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深植于读者的观念之中，从而形成共同的“国家民族的想象”。

既有利于体育运动的推广，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国民的信心。

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善莫大焉。

直接言说还表现在民族利益冲突的新闻事件中。

1924年的“非基督教运动”，1932年的刘长春参加世运会事件，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的体育外交，《申报》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身的民族立场。

在刘长春参加1932年世运会的事件中，当时的伪满洲国妄图请刘长春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参加世运会，《申报》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报道，连续发表系列新闻来表达报社立场，诸如《伪国宣传参加世界运功会》、《伪国参加世界运动会有未准说》、《世界运动会拒绝伪国参加》、《世界运动会不准伪国参加》、《沈嗣良在中美联欢社报告伪国派遣选手参加事》。

尽管刘长春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对于选手刘长春的报道投入很大的热情，许多报道特意将在刘长春的名字前冠以“中华选手”。

这种直接演说对于民族主义的建构的意义十分巨大，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符号在整个传播过程隐喻为中华民族与外族的战斗与抗争。

这些体育外交事件中的鲜明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对于提振国人精神、反抗日本侵略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2、大型运动会中的仪式化传播

在安德森眼里，“报纸发行是种超乎寻常的仪式”。

安德森借用仪式的概念来理解民族的共同体。

那么仪式是什么呢？

“仪式能够在最深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群体价值，我发现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关键所在——对仪式的理解”。

在传播学中，仪式传播其实是个隐喻过程，通过传播符号的解读来产生意义。

因此，仪式传播也是“价值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

成熟期之后，《申报》对于大型体育运动会的报道逐渐增多，每一次大型运动会，特别是全国运动会都设有特刊。

对于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浓墨重彩的予以报道，对于政府首脑的讲话全文刊载，对于运动员在赛场赢得锦标的报道特别强调。

所有这些报道都成为仪式化传播中的符号生产活动。

这些符号具有很强的隐喻意义。

在《申报》的主笔眼里，赛事与战争具有同质性。

“运动非战争之事，而其勇往奋斗之精神，则一国人必先能运动而后可以言战争。

一国人必先能战争，而后可以言和平，故世界之和平自运动始。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