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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定的世界只能是乌托邦,现成的真理只能是教条,代偿的体验只是假设。
吴敬梓先从富贵世界“翻了跟头”成了赤贫,又从功名世界退出身来成了“自由民”,在将近“不惑”的年头,对所有充满诱惑的奴役人的东西绝了望,才有了“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
”跟头比他栽得狠得多了去了,而天壤之间只有一部《外史》,根子在他“敢于”绝望──哲学(文化神学)意义上的绝望:
觉悟的绝望、绝望的觉悟,不是周进撞号板式的迷妄。
敢于绝望的勇气是精神贵族路线上的,大而言之如佛教──《儒林外史》最后一行文字是:
“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全部《外史》都有着一副“以无住为住处”“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空感和禅意;
小到具体人头上,与吴敬梓可以相互发明的古有庄周、今有鲁迅,这三个在敢于绝望因而特别能“看透”上是国人中无与伦比的。
庄周以绝望为美,鲁迅“反抗绝望”,吴敬梓在他俩之间,既不以之为美,也不以之为苦,无可无不可。
因为吴敬梓比他俩“空”。
在为个性和创造性而斗争这一点上他们分别是我中华上古、近古、现代的顶尖大师。
若要加中古的代表就是吴敬梓和鲁迅都心仪的阮籍、嵇康。
敢于绝望的勇气在西方一直是最高贵的精神特征,从柏拉图到尼采、卡夫卡、萨特这一激进一系的,基督教及近世的文化神学一系的更不用说了,只要不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的庸俗的体系,都从“绝望”来发掘人之为人的灵魂力量。
为了节省篇幅,节抄[美]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中译者序概括原著很精当的一段现成话:
敢于把无意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焦虑纳入自身的最高的勇气,可称为“敢于绝望的勇气”。
勇气所表现的是人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攫住时的存在状态。
存在状态也即是生命状态,所以绝望仍是一种生命行为,是否定中的肯定,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存在本身。
敢于绝望,是大勇的表现;
盲目乐观,则是生命力孱弱的征兆。
绝望的勇气是每一种勇气中的勇气,是超越每一种勇气的勇气,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
(贵州人民,98年版6页)因为绝望的勇气接通了“神性”,所以蒂利希把它作为统一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与作为自我而存在勇气的完美的勇气。
蒂利希在第五章的一段话可以直接移赠给吴敬梓:
“他还有足够的人的气概,能够把对人性的践踏体验为绝望。
他不知出路何在,但他试图通过说明局势的无出路来挽救他的人性。
他对此的反应中表现出绝望的勇气,是一种自己承担绝望的勇气,也是用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去抗拒非存在所包含的巨大威胁的勇气。
”(109页)──这不是关于吴敬梓乃至《外史》主题的最好概括么?
吴敬梓是用一己之勇来对抗扑天盖地的中国式的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
所谓中国式的,就是这两种东西是交互为用的:
因虚无而实用、因实用而虚无,从而将神州赤县变成了“五河县”。
他起初几乎用的是“肉体轰炸”法,世人都是“钱癖宝精”,他便偏大捧大捧的白送人。
还不仅是“遇贫即施”的问题,而是跟钱有仇似的,“急施予”(金和语),在赤贫之后,依然不以钱财为意,已经不食二日矣,得到了周济,“则饮酒歌口奴,未尝为来日计”(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程晋芳说:
“余平生交友,莫贫于敏轩。
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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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quo;
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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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轩笑曰:
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
”不为来日计是敢于绝望的典型症候。
敢于绝望之“敢于”是孔夫子“知耻近乎勇”的那个“勇”了,也就是说,知耻是存在勇气的中国。
同样,《外史》中百般丑态的中国的是无耻、无耻到了不知耻之为耻,从而才活得那么愚昧可怜,他们因丧失了存在的勇气而丧失了生命的尊严。
敢于绝望才有了海德格尔说的那个“决断”:
一种打开的动作,打开一切遮蔽人性良知的东西,从而获得敞亮,大写的人得以行动。
清人一首著名的《猛虎行》嘲笑猛虎不敢破蹯出笼而甘心被人当猴儿耍是“不智”“不武”。
功名富贵是“天网”,敢于破蹯而出者几稀。
人生天地间,谁能跑到哪里去?
关键的关键是态度,与钱有仇的吴敬梓也在天天用钱,只是他那态度使他破蹯出笼去写《外史》,而没有成为《外史》中的猴儿。
若无两次大的心灵震惊,他的态度也难以臻达《外史》作者的境界。
若没有那场族人争夺财产的“家难”,他即使在科名上没有成功,也会是个幸福的照样才华横溢的有“六代情”的词赋家,他也许能写出第二部《世说新语》,他的个性是家难这样发生而不那样发生的一个原因,他的个性更是他采用“移家”出走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来应对的原因。
文化就是面对生存压力的反应。
他在豪华世家中是“另类”,那个家族的物质条件满足了他“笙簧六艺,渔猎百家”的精神漫游之自由,给了他庄周式的逍遥的学养和心气,也给了他“性耽挥霍”的公子习性,“然后”却又将他推到秦淮河畔沦为无业游民、卖文为生,这个落差发了电,就是敬梓的平民意识、对底层人道德的敬重,于是有了《外史》对牛老、卜老等底层老人道德的高度赞美和期许,以及奇人出于市井的礼赞。
鲁迅从小康堕入贫困看清了世人的真面孔;
吴敬梓由豪华堕入贫困,则是看清了“功名富贵无凭据”,尤其看清了“富贵”的外在于人的真面孔。
李贽的大悟,由于他的一场大病,病后悟透50年来活得像一条狗,一直在追逐外物。
吴敬梓的大悟还需要加把火,也算天助自助者吧,偶然也必然的让他经历了那场光荣而无奈的博学鸿辞特荐的触及灵魂的大“教育”。
对于他这种名士派文人来说,这种特科是加入主流的最后机遇。
他虽然抱有六代情怀,但并不是烟霞之士,他像阮籍、嵇康一样要的是真名教。
如果这特聘能够成功,无论从高处说还是从低处说他都会一试到底,哪怕是将来作个词臣,吴敬梓所自负的礼乐兵农、贤人政治的治国方略原本是周公以降的“宪法”,是历朝都要说着的,说这些也是词臣的活计。
他无由到朝堂去说,在稗说中也要宣示一通。
换过来说,他在稗说中尚且自说自话,到了朝堂更是左不过如此。
所以他的因出去也做不成什么事情,不过是做个词臣,所以就不必出去了的解释(参见顾云敬梓传)是“自我安慰”性的文饰。
让庄征君得到“御赐玄武湖,以鼓吹休明”的待遇,纯是他的“过瘾”之笔,是他的“我有这个梦想”!
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他确实想去、却又意识到真去参加廷试也肯定考不上,他的应试能力低于吴青然、程廷柞,而且举子三千中第的能有几人!
事实上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大名士都“铩羽而归”。
窃以为“闲逸自恣”“高自期许”的敬梓是直觉到即使去了也考不上,才小病“变成”大病的。
他之“因病不能就道”主要是心病,不是“装病说”表述的不想去,而是想去却“不宜”去。
因为他想去,以被特荐为荣,才会在《文木山房集》中收入试帖作品并一一注明,并在《金陵景物图诗》,首页题自己“身份”时,首列“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辞”,若他根本就看不上这一套,就不会有一个秀才以被特荐为光荣了局的心理了。
是吴青然他们虽然被作弄而归还依然夸示朝廷美景的态度刺激了他,他也悟出朝廷只是在作局作弄,并无选才诚意,他才对这场把戏以及参加把戏的双方都彻底的绝了望:
”自缘薄命辞征币,那敢逢人怨蹇修?
””归来细说深宫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贫女行》)
还有《美女篇》中的“歌舞君不顾,低头独长吁。
”“奇缘千载无”──从而确证了不去的英明,遂于觉悟后在小说中“建构”了最佳姿态:
主动却聘。
这如其说在美化自己,不如说是“升华”了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他想向社会推广这种以却聘为美的心理,而且用庄征君进京后的遭遇,来辅证却聘是种“大明白”。
这场教育来的正是时候,早了,他也不会获此大明白;
晚了,他也许已滑到别的道儿上去了。
这正是: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的巧安排。
他从此从“功名”世界中也解脱出来了,《文木山房集》的最后一篇的39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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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家娇》词如此慨叹:
“壮不如人,难求富贵;
老之将至,羞梦公卿。
”结尾时下了决心也是总结:
“休说功名!
”特荐案发生在他36岁那一年,《外史》正式开写约在决心“休说功名”时。
“休说功名”就是自觉的“不入局”了。
这种不入局有似于“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那种严峻的归属选择、如何活怎样活的生存选择。
因为“入局”是以整个人生为抵押的。
但对于有品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放弃富贵容易,放弃功名难。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高级功名心,是孔子以降的任何志士仁人都解不开的一个理念大结。
经世治用是真儒的天职,行道是传教般的义务。
“出,为道行;
处,为道尊。
”《外史》呕心呼吁的“文行出处”是接着这条天道的。
但是唯敬梓看透了“功名”已将天下读书人变成了“乞食者”,不摆脱功名的作弄,读书人永远难以站起来。
所以,他才在《外史》中响亮的提出:
“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
”并在结尾提出“自食其力”的道路问题。
套用毛主席语式,似乎可以这样说:
这是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独立的宣言书、摆脱奴役的启示录!
──当然也就是书、录,纸上苍生而已。
辩证法是残酷而公正的。
敬梓写作《外史》正是行道传教的高级功名心的发用,也因此而获得了旷世“功名”。
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的江宁府学教授唐时琳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安慰他说:
“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著名者矣。
”唐这种安慰话的依据是吴敬梓“学优才赡”,研究六经之文会有传世价值,会胜过八股文章仅有“一日之知”──他是沿用传统的价值预期来推定吴敬梓的文化建树。
当时,吴敬梓的知音们也许包括吴敬梓本人都没想到他竟会因一部雅士不屑为之的小说而永垂不朽。
程晋芳的浩叹是有代表性的: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
吴敬梓33岁移家南京时作《移家赋》时曾这样“自我肯定”:
“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
”他此时所自负的“文”,还是主流的文,他还没有断灭了加入主流的幻想。
他此时的生存勇气还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而成了秦淮寓公落差发的电与“休说功名”的翻身旋转得到的“场”,使他有了直接行道尊道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这就是遵循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执笔写作《外史》和《诗说》,也是他学术、艺术两种天赋的平衡释放。
他说写作《诗说》是他的“人生立命处”,也没想到偏偏“竟以稗说传”。
他若不选择小说这种新的大众化的文体,他只会成为隐士学者队伍中的新兵,而且以他“性不耐久”的作风,不会成为一流大师的,他对于官定的和民间的学术规范有着天才的叛逆精神,他现存的说《诗》的意见有思想价值,没有官方学术规范认可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就连民间的学术眼光也以为那是“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程晋芳《怀人诗》)。
他那“独文梓焉”的直觉是领会了天意的,只是这文是“小说”。
这是他敢于绝望的勇气的一个成果,也只有敢于绝望才能吻合那虽不神秘也难巧遇的“道”;
这也是他艺术气质的一个胜利。
他的艺术气质使他成为一个败家子,也使他成为一个名士。
他当得起那句俗话“真名士自风流”,他本人和书中的杜少卿才是真正的名士,只因那些假名士将这个名头弄得太脏了,我们才不得不改称为奇人(真假名士的差别像爱情与色情一样难以量化评定)。
在正统派眼里这些艺术品质都是些没出息的行径,就像小说中高翰林骂少卿那样。
其实,那些正统派反而是假正统,敬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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