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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兵家治军思想
第三节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儒、法、道、兵四家的治国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规着古代治国思想的主体结构与其文化价值取向。
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在开展演变过程中呈示出一种兼融趋同的倾向,各家各派有关治国思想的理性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融会贯穿。
例如,儒、法、道三家治国思想之间的差异,恰好表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互补。
这具体表现为:
一是崇尚道德与追求事功的统一;
二是实施德治与推行法治的统一;
三是讲求中庸守恒与推崇权变诈谲的统一。
三、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还反映为不同学派治国理念、指导原如此与具体方法的优势互补,从而有力地克制了单一学派在治国问题上理论思维的误区和缺陷,使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得到更大的理论选择空间,确保治国管理能够沿着比拟正确的轨道顺利开展。
“天下〞与“四夷〞:
古代中国看世界
中国古代人很早曾经有过一种曾经让中国人很自豪的世界观,他们想象,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象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第三,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
一、天圆与地方
在大概战国时候写出来的《尚书·
禹贡》中,有“九州〞、“五服〞的记载。
“九州〞就是冀州、兖州、青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五服〞是除了“王〞所在的“王畿〞之外,是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以与五百里荒服。
这个观念来自古代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他们的想象中,天是圆的像一个斗笠一样,覆盖在上,中心是北极和北斗星的位置,是方的,就象棋盘,中心是一带,古代中国人相信,什么是天下?
这就是“天下〞,什么叫“中国〞?
这就是“中央之国〞。
什么叫“华夏〞?
“夏〞就是“雅〞。
二、古代中国对“天下〞的怀疑与幻想
邹衍想象中国的“九州〞只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叫“赤县神州〞,它的外面还有八个州,这才是一个大九州,外面有海环绕,而在这个九州之外,还有八个“大九州〞,各有海环抱,这才是整个天下。
不过,这种想象的世界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
这种情况到汉代,出现了一个转变的机会。
公元前138年—126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三年,骞奉命出使西域。
把大宛〔今塔什干附近〕、康居〔今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南部〕、大月氏〔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阿富汗境〕、大夏〔今印度西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附近〕,以与他听说的乌、安息〔伊朗境〕、条枝〔叙利亚一带〕、身毒〔印度〕的情况,介绍回来。
打通了欧亚大陆交往的丝绸之路,但是古代中国关于“天下〞、“中国〞、“四夷〞的思想与想象却始终没有变化。
三、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世界〞观
天竺来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震撼,就是提出,世上还有两个以上的文明中心,《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图,在宋代以前是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曾经给中国人提供了改变世界观的资源。
不过,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世界观,而是要再过几百年,直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万历十二年,1584〕在问世,中国人才突然看到了“世界〞。
四、关于“世界〞的想象与心情
极端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者的问题:
谁说是西人发现了新大陆?
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毕竟是猜测或相象,而且这种想象至今无法证实,只是表现了中国人希望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一种很痛苦的心情的反映。
五、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之后:
中国世界观的转变
1584年也就是明代万历十二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刻印的西洋式的世界地图。
这一份地图开始告诉中国人———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的。
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
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四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应该承认世界各种文明是平等的、共通的。
于是,中国人就将被迫承受一个事实:
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第二讲儒家治国思想
第一节儒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精神
一、儒学的由来:
最早的儒,是指殷商遗民中那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特殊阶层,他们穿戴殷商的古衣冠,习行殷商的古礼,在政治上服从依附于新的周族统治者,在文化上如此“先进于礼乐〞,成为古代文化的主要传授者。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际会当时“学术下移〞、私学勃兴的历史风云,继承借鉴悠久丰富的上古文化资源,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现实,创建了以“道德仁义〞为宗旨、以“礼乐正名〞为特色的思想体系,从而使儒由过去术士的泛称,一变而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就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历史开展的儒家。
二、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
历史上的儒家,有一个长期延续与演变的过程。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确立其根本文化涵与思想倾向之后,儒家便一直自我丰富、自我完善之中。
在战国时期,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与其受其他学派影响深浅的差异等因素,其部曾有符合逻辑的分化。
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儒家学说遂取得正统地位,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
此后,为适应不同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具体地说,两汉、晋南北朝、隋唐、宋明至清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术形态,具有相当突出的兼容性与适时性。
三、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儒家祖师爷孔子,之后有:
孟子、子思、荀子、董仲舒、雄、王弼、郭象、愈、贾谊、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
三、孔子
〔一〕孔子一生
〔二〕儒学经典体系:
《六经》:
《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
《四书》: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四、儒家学说之共性特点。
贯穿融通于先至清末的儒家学说之共性特点有四个方面:
第一,以“仁义德化〞为本的政治伦理学说,反映在具体政治实践上就是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
第二,以爱有等差、尊卑有序、贵贱有别为诉求,以强调钢常名分为主要特点的“礼治〞原如此;
第三,以“用中适时〞为基调的“中庸〞、“经权〞、“常变〞思想;
第四,由:
“据乱〞而“升平〞终至“太平〞,由“小康〞而臻于“〞为根本宗旨的历史哲学和社会理想。
五、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涵与逻辑起点,就是以人为本,和谐协调,德主刑辅等。
六、儒家治国理念在具体运作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守经用权、律己宽人、道德感召等。
第二节儒家治国思想的理论根底
一、人性论:
儒家治国思想的哲学依据。
正因为认定人性本善或经改造可以变善,儒家才主在治国中坚持以道德教化民众,推行以德治国的根本方针;
正因为肯定圣贤之性高于百姓之性,其具备有自然向善的本能,儒家才强调在治国上统治者应率先做到以身作如此,正己然后正人。
正因为看到人之性善有一个必要的转化过程,需要有一个外力推动或控制的环节,儒家才提倡在治国上要突出仁义引导与礼乐规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应该运用刑罚作为辅助的手段;
正因为承认“人皆可为尧舜〞可能性的存在,儒家才认为在治国中应该表现“民胞物与〞的精神,以和谐协调的方式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从而达到实施柔性有序智力的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儒家人性思想对于其治国学说建树与施行的意义之所在。
二、民本论:
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
民本论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
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
儒家民本观对于其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意义。
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如此,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表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法的应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防止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根本生存权利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德治〞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优模式,也就成为了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与主导倾向了。
与此同时,儒家民本观的本质属性,又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毕竟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因此,儒家治国思想不能不包含大量等级纲常、上下尊卑的“礼治〞容,强调封建统治的天然合理性与合法性,把治国管理的终极目的设定为维护封建纲常名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制统治功能这一点上。
三、中庸观:
儒家治国思想的思维方法。
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与为为基调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根本方法论。
其指导意义反映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国原如此的制定与管治方法的施行,必须做到收放自如,进退有节。
第二,治国思维的选择与管治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
第三,治国目标确实立与管治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
四、经权说:
儒家治国思想的运用机制。
“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涵,便是表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如此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其对于儒家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开展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受“经〞“权〞观原如此的指导与规,儒家治国思想确定了一系列根本宗旨,同时,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二,受“经〞“权〞观原如此的指导与规,儒家治国思想遂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迁、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
第三节儒家治国思想的逻辑体系与根本容
一、德治:
儒家治国的指导原如此。
以德治国,它的根本含义,是要突出道德在治国上的主导作用,讲求以道德礼仪引导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安民定邦。
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二、仁政:
儒家治国的根本方案。
仁政的本质,是要求统治者从事治国活动之时,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愿望,满足民众的根本欲求,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能尽可能协调一致。
儒家认为,统治者的人心宅厚,只有通过一定的管理方式与相关政策才能得以表现,否如此“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
“仁政〞是治国的大本,统治者是否能实行“仁政〞,直接关系着国运的兴衰,职权的存亡。
其中心容,是统治者节制剥削,设法安定民众的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贤君必恭礼下,取于民有制〞。
主要包括:
第一,给民众以“恒产〞,使民众的衣食住行有最起码的保障;
第二,薄赋敛,省刑罚,使民众在比拟宽松的气氛中戮力本业,勤奋工作;
第三,先富后教,导民以仁,摩民以义,使民众由一般生物人上升进化为知“礼义廉耻〞,明“纲常伦理〞的社会人。
三、刑政:
儒家治国的补充手段。
在儒家看来,刑法不能作为治国上的主导手段,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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