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乾隆皇帝蠲免全国钱粮空前绝后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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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广其怀保,人君一身,实亿兆群生所托命也。
书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又云唯土物爱厥心臧。
盖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理所固然,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惟期顺天因地,养欲给求,俾黎民饱食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悌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
……皇祖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所以惠养元元,礼陶乐淑者,至周至备。
惟是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今朕缵承大统,身为人主,衣租食税,……安忍己垂裳而听天下之民之有寒不得衣,己玉食而听天下之民有饥不得食者乎。
……朕日夜兢兢,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
……
爰赖中外诸臣,共体朕心,以成朕志,于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乐利所由丰豫之处,在在求其实际,事事谋其久远,……勿朘民生以厚己生……”[2]
乾隆帝在这道诏谕中,讲了四个问题。
其一,“本固邦宁”。
他着重指出,自己日夜操劳,兢
粮,才能“知礼义”,“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这样,民心顺,四海安宁,“太平有象”,如果民贫如洗,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哪怕酷刑滥杀,民亦将起而反抗,天下难以太平了。
有一次举行仲春经筵时,讲官三泰、任兰枝讲解孟子的一个重要论点,谈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乾隆帝完全赞同孟子之论,宣谕说:
“民为邦本,食乃民天,菽粟如水火,斯民敦礼让之习,户有盈宁之象,仁风于是乎兴焉。
”[4]
其三,“生齿日繁”,“民用难充”。
乾隆帝清醒地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民间现状颇为严峻,在谕中着重指出,满汉人民“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多地少,因而“民用难充”,“民产难制”。
因为这是一道纲领性的谕旨,不可能详细阐述,所以他只这样原则性地讲了几句,话虽不多,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有在此前后大量的数字和事例为其依据。
先就“生齿日繁”而言,这是乾隆朝的一大难题。
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在册人口为一千零六十二万余户,六千零六十九万余口,经过明末清初长期征战,清顺治八年在册人丁下降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
康熙帝、雍正帝励精图治,人口逐渐增加,康熙六十一年在册人丁为二千五百三十万余丁,到雍正十二年又增加了一百一十余万丁。
乾隆一朝,人口猛烈增长,乾隆六年在册人口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余万人,二十七年突破两亿大关,为二亿零四十余万人,再过三年,又增加了六百五十余万人,此后还在迅速增长。
人口激增,田地却未能如此相应增加。
明万历六年全国在册民田为七百零一万余顷,加上屯田五十九万顷和官田,约为七百七八十万顷。
过了将近二百年,乾隆十八年全国在册民田七百零八万余顷,加上屯田、学田、旗地、官田,约为七百五十二万余顷,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万历六年减少了二十余万顷。
当然,这是官方所载征收赋税之土地数,实际数字肯定还要更多,乾隆时的耕地总数必然超过了一百九十余年前万历六年的田地数量,但上引这些数字也可表明,田地增加的速度,远远不如人口滋生之快。
人多地少的直接后果,就是康熙中年以后,尤其是乾隆年间,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两大令人震惊的奇怪现象,即地价上涨粮食昂贵。
以号称鱼米之乡的江苏无锡为例,顺治初,一亩良田不过卖银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至乾隆初年,价又渐长,到二十九、三十年,涨至七八两一亩,多者十余两一亩。
湖南平江县朱谦益于康熙五十七年绝买田三干五亩,价银三十五两,乾堆十年绝卖与人,得银五百四十两,二十七年内,田价增长了十四倍。
乾隆帝曾因谷米价昂专门下谕给各省督抚,询问其情和原因,督抚之奏,大同小异,皆一致认为粮价太贵,且与人多地少田贵密切相联。
比如,江西巡抚开泰奏称:
“米贵之故,……大抵由于生齿日繁,地方官奉行未善,各省田亩,初值银数两者,今值十数两。
”云贵总督张允随说:
“米贵之由,一在生齿日繁,一在积贮失剂。
……天下沃野,首称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价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
……国家定蜀百余年,(外省去川之人)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数,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此时势之不得不贵者。
”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呈称,雍正四年,“人烟疏散”,京斗米一石价银四钱五分,现人口日增,厂矿人员一二十万,米价上涨,丰年亦需七八九钱一石,歉岁则卖一两二钱至二两左右。
[5]署理湖北巡抚彭树葵说,康熙年间,“户口未繁”,上游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贩日至”,因此米价低贱,湖北“遂号称产米之乡”,现在户口增加,田价渐贵,粮价“年复一年,有长无落”。
[6]湖南巡抚杨锡绂更道出了粮价、地价与土地兼并集中的内在联系,认为米谷之贵,主要由于“户口繁滋”和“田归富户”。
他说:
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谷不过二三钱,雍正时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盖户口多则需谷亦多”。
清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以往每亩一二两者,今卖七八两。
“近日田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户,岁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需买米接济”。
[7]
其四,“勤政爱民”。
乾隆帝认为,要想克服困难,使民有恒产恒心,达到“本固邦宁”,人君必须勤理国政,为民兴利,内外官员必须善体帝心,实现君之志愿,讲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压百姓盘剥民人,“朘民生以厚己生”。
他很了解贪官污更损民利己的弊端,对此深恶痛绝。
就在上述之谕下达后的第四月,乾隆元年正月初二日,他给总理事务王大臣下了一道专谕,责令督抚“务休养,戒废弛”。
他首先强调说: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能“各谋其生,各安其业”,然后才可见其富足之日。
紧接着,他斥责督抚大臣或“以苛察为才能”,或昏庸寡识,为属员蒙蔽,以致“累民之事,往往而有”。
他具体指出各种弊端:
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
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正犯”;
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
“如此等者,不可枚举”。
“以此扰累吾民,无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业,而朝廷之德施,终不能尽致闾阎于康阜也”。
他要求督抚董率属员,“务以休养吾民为本”,尽除“一切扰累之事”。
[8]
乾隆帝即位之初颁下的这道谕旨,是他执政期间的重要施政纲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确是在努力这样作,勤理国政,“爱养百姓”,革弊兴利,以图达到民有恒产恒心,本固邦宁。
他在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谕告群臣说:
“朕自惟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
”[9]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登基四年来治政的自我总结,在以后相当长时间里,他也是这样自勉自责和努力的。
二、蠲租为“爱民”之首务
乾隆帝认为,使民有恒产、对民最为有利的事,是轻徭薄赋,减免钱粮。
他曾下谕明确讲道:
“朕爱养元元,时以轻徭薄赋为念,凡遇各省应免钱粮之处,一经查确,即予蠲除,以纾民力。
”[10]他又谕告王公大臣说:
“诚以民为邦本,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
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
”[11]
乾隆朝蠲免钱粮次数之多和数量之多,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蠲租的理由和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四类:
一为灾蠲。
或倾盆大雨,洪水泛滥,河堤决口,一片汪洋,冲塌村庄,淹死人畜,或久早不雨,田地龟裂,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或蝗虫蔽天遮日,百万虫军席卷大地,所过庄稼尽遭摧残,或发大震,天崩地裂,房屋倒塌,黎民死伤,等等灾荒,均可减免赋租。
二为恩镯。
新皇登极,太后、天子五旬、六旬、七旬、八旬万寿,恭上帝后徽号,庆贺武功,等等大喜之日,常下恩诏,蠲租减税。
三为事蠲。
或系遣军出征,用兵所在州县供应军需,劳民伤财,或系皇帝出巡,沿途供办皇差,耗银费力,或因修建宫殿陵园,工程浩大,有关地方疲累不堪,等等,也可分别减免。
四为“逋蠲”。
额征钱粮,历年积欠,年复一年,愈欠愈多,根本无力交纳,到了一定时间,被恩准减免。
另外,还有其他情形,如旧额赋重,予以减少,无地“浮粮”,免于征收,等等。
蠲租数量也多少不一,有的全免,有的免一定的比例,但总的说来,数量是很大的。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帝举行登极大典,特颁恩诏大赦天下,其中专有一条,规定“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著该部查明具奏,候旨豁免”。
[12]过了二十天,九月二十三日,他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再免民欠,宣谕说:
欲继皇考“惠养黎元之至德,俾服畴力穑之人,均沐恩膏,积通全释”,故特行降旨,“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在民欠者,一并宽免”。
从前江南积欠钱粮内之“官侵吏蚀二项”,系从民欠中分出来的,当时承办之官员处理很不妥当,现在将此欠粮亦“照民欠例宽免”。
[13]这次蠲免的范围很广,数量很大,全国各州县,凡有拖欠钱粮者,均一律免除。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关此次免除欠赋总数的材料,但可以肯定,其数是很大的,姑举二例为证。
邻近畿辅的山东省,雍正二年在册土地为九十六万余顷,应征田赋银三百万零七千余两、米四十七万余石、麦三万余石,从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十二年,积欠三百余万两,经河东总督王士俊、山东巡抚岳濬奉雍正帝之旨严厉催征,收了一百七十余万两,其余一百二十余万两,根据上述恩诏,全部蠲除。
江南省(江苏、安微)逋赋情况十分严重,雍正帝严令大臣清查,雍正十年查明,从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九年,所属州县积欠钱粮一千零一十一万余两,其中,“官侵”(官员侵占)、“吏蚀”(吏胥吞蚀)为四百七十二万余两,“实在民欠者”为五百三十九万余两。
这“民欠”五百余万和“官侵”、“吏蚀”四百余万,总共一千万余两,相当于全国一年田赋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这笔巨额欠赋,亦为乾隆帝全部免掉。
[14]
乾隆二年,免甘肃全省田赋和陕西田赋的一半,约赋银一百二、三十万两。
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特下蠲免直隶、江苏、安徽三省田赋诏谕说:
“朕切念民生,时廑宵旰”,或各省督抚陛见,或遇司道官员请训,“务以编氓疾苦,备细谘询,惟期海隅仓生,培固元气,庶臻家给人足之风”。
近年畿辅歉收,江南上年遇早,“遂使吾民有乏食之虞”,因此,特颁谕旨,将直隶地丁钱粮蠲除九十万两,蠲苏州巡抚所属地丁钱粮银一百万两,免安徽六十万两赋银。
[15]七年,他又下谕:
雍正十三年,江苏、安徽、福建三省民欠正项钱粮银十七万余两,甘肃、福建、江苏三省欠米、豆、粮九万余石,甘肃欠草一百零七万余束,江浙二省欠槽项银七万余两、米二万余有,等等,皆一律免征,“务令闾阎均沾实惠”。
[16]
乾隆帝多次离京,到奉天、承德、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区谒祖陵,行围、祭孔、巡幸,每次都要蠲免所在州县钱粮。
乾隆二年至易州安葬“皇考”世宗,他以沿途七个州县民人“趋役勤慎”,谕免今年田赋。
六年,因北京至热几河、木兰行围所过州县“安营除道”,“有资民力”,命减今年额赋十分之三。
八年,往盛京拜谒祖陵,照行旧例,免所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又免盛京户部庄头七年所欠米豆草束和八年应交仓粮。
十一年至山西五台,十三年往山东曲阜,十五年到易州,至河南样符、登封二县,皆分别蠲减租赋。
十六年出巡江浙,免除江苏省乾隆元年至十三年积欠地丁银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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