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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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进北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我穿的衣服几乎都打着大补丁,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
“哎,‘大补丁’,出来做个动作!
”而我的同学里有几个是部长的孩子——当时还没有企业家,但是有很多是有家庭背景的,包括教授的孩子等等。
一开始是有很多心里不平的,但是在大学里你要慢慢地调整好心态。
我们当时的攀比也不那么强烈,我们当时攀比的是谁读的书多,谁在同学面前发表的观点受重视,谁写的诗多——我们大家当时都比着写诗,因为当时写诗能多找女朋友。
但是我比较悲惨,从诗歌的总量来说我写得最多,写了600多首诗,但是没有吸引过一个女孩子,也没有出版过一首诗。
像你们现在的女孩子,可能会说诗人与穷人没有什么区别,除非那种用诗歌真正打动了你的心了的人,但现在写诗打动人心的好像不是很多。
我们班当时有一个著名诗人,现在在文学界还比较有名的,他的笔名叫“西川”,不知道大家读过他的诗歌没有,他的真名叫刘军,他当时在北大开个人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听,朗诵完了以后发现“哗啦”一下,五六十个女孩子追着他走,结果我就追着五六十个女孩子走……我是个非常蹩脚的诗人,如果我写诗成功了就不会放弃文学了。
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个蹩脚的诗人特别的好,为什么呢?
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所以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啊!
人啊,一方面,努力会使你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你的天分。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分是做培训。
有时候,你喜欢的并不是你这辈子就能做成功的。
比如说,我到今天还是很喜欢文学,但是我只把它当做我的业余爱好,不能靠它谋生,如果我*它谋生的话,现在可能就饿死了。
不管你是想创业,领导一个企业干,还是未来想成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想要在任何一个事业中取得成功,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天分,那么这些东西就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的韧性、耐心、耐力、持之以恒的精神。
在我经过一些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持之以恒比天分还要重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然,也有坚持了最终失败的。
爱情与婚姻
男人没有女人活不下去。
当然,女人没男人也活不下去。
我发现女人的温柔与男人的有出息,或者说成长,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男人越成长,女人对你越温柔。
我老婆现在对我很温柔。
所以当你找到一个老婆对你很凶悍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到底是老婆真的凶悍还是你自己没出息。
我们经历了起起伏伏的阶段,我刚开始在北大当老师,她是大三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她算学妹,不是我的学生。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在某些规矩上,美国比中国更加明确。
比如说教授是不允许找自己教的学生的,他怕你写论文作弊啊或者给一个高分数之类的。
但是,我认识的几个大学老师就找自己的学生结婚了,中国好像要更人性化一点。
我当时处在到了25岁还没有女朋友的焦虑状态,因为我肯定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这不用说了啊,满北大追着女孩子跑。
我老婆呢,后来是被我盯上了。
我就在路上看,她长得还是比较漂亮的——毕竟你自己要看着顺眼嘛。
最后我就跟了三个月,找到一个机会跟她谈了话。
又过了几个月,她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跟了我了。
在大学的时候对我还挺温柔的,我好像还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后来我发现,婚姻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
结婚以前,爱情都是有点那种不真实的感觉的,爱情可以不计后果,但是结婚以后就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有一句话说得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绝对是的。
但是你还不能不结婚,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爱情没有坟墓的话,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对不对?
钱对于爱情和婚姻来说,也许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和持久是不起作用的。
我做过一个调研,有钱人的离婚率比没钱人的高。
没钱的话,大家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反而能够产生比较深刻的感情,而一旦有钱以后呢,就各自有主意了。
我结婚以后,因为不成功,也没钱,而且联系出国四年都没有成——我老婆是1988年和我结婚的,眼巴巴地等我到1991年,等了四年的时间,我就是出不了国。
我老婆觉得找了个挺没有出息的男的,就开始变得凶悍的了,说话老有一些威胁性的元素在里面——再不怎么怎么样,我就和你怎么怎么样!
每次都把我吓到半死不活。
当时我老婆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
第一步努力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努力。
第二个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使危机感更加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
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
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什么的,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
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
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在北大,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
记得有一次回来以后,她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
那天晚上好像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后来一直做培训班,到了1991年底,我就从北大出来了,先在别的培训机构呆了两年,到了1993年的时候办了新东方。
当时办新东方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规模,当时想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赚够自己自费的留学经费,再到国外去读书,大概需要两万五千美元左右。
两万五千美元在当时也挺厉害的了,接近二十万人民币了,所以我觉得要干个两三年。
等到真开了新东方以后,学生就越来越多。
我在1995年年底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舍不得走了,就决定倒过来做。
我决定留在中国,把新东方做大,觉得挺孤单的,就去美国走了一趟,把我觉得有才华的北大同班同学请了回来。
家人与哥们儿
我的创业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新东方的家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新东方的合伙制阶段。
新东方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个人和家族阶段、合伙制阶段、股份制改造阶段以及国际上市阶段。
现在新东方是第四阶段,因为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个阶段,刚开始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干。
从北大出来了没事干,我就早上去贴广告,下午坐在那儿等学生来,晚上到别的培训机构去上课。
后来慢慢学生就多起来了,我发现忙不过来,也没钱请别人来帮忙,就跟我老婆说,你看我们现在自己办学校好像没有问题,你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辛苦,每天要骑自行车去上班,挺远的,你就干脆不做了,看你人长得又不算太难看,往前台一坐,说不定能多招几个学生呢,是吧?
后来我老婆就真的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1992年辞的,和我一起干到了1996年。
她管行政、后勤、招生,我管上课和教师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我老婆的姐夫、我的姐夫都到新东方来工作了,虽然他们都很能干,但这已经很明显带有家族倾向了。
至于我妈,她倒是没有参加过新东方的具体工作,她是觉得儿子在新东方能养活她了,就给我做饭来了。
她这一来带来两个大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家就一间房子,我老妈和我们睡一间房,我跟我老婆晚上根本就没有空间在一起,这是个大问题。
大家知道,其实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很麻烦的,我老妈个性比较强,我老婆个性也蛮强的,两个个性强的女人在一起——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所以总是有一种疙疙瘩瘩的感觉在里面。
第二,我老妈以前是农村妇女队长,特别喜欢干活,一看新东方地脏了没人扫,她就要扫地。
我想老太太要扫就扫吧,可是她扫着扫着就领着新东方的人在干活了。
老太太能很自动地就变成领导人——说实话,我身上有一点点我老妈的特点,能够通过努力地干活使自己变成一帮人的领导。
老太太是我妈嘛,有时候会干预新东方的一些事务,后来新东方内部因为我老妈弄出一些疙疙瘩瘩的矛盾。
但是这在1996年以前不是什么大矛盾,因为那时候新东方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就是大家一起干。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我1995年年底去美国到96年初我那帮哥们儿从国外回来,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放弃了重要的职务回来的。
比如说王强,在贝尔的实验室工作工资接近8万美金,跟我喝了两天两夜啤酒就糊里糊涂跟我回来了。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不认为我很能忽悠。
我在大学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参加学生干部活动,也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学习成绩也挺差的。
其实我给全班同学留下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个特老实的人,也是个挺没出息的人。
其实这种印象留下来以后呢,给我后来到外国去找他们,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后果:
第一,他们突然认识到,我们班当时最没出息的那个人,没有出成国,在中国赚的钱竟然比他们还要多!
他们是这样想的:
像俞敏洪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能赚到钱,那我们回去还不发啦?
第二个好处,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挺老实的人,如果我说回去能做成功,那就一般能成功,我不是那种空口说白话、随便瞎忽悠的人,因为我在大学里没有给他们留下这个印象——他们没有想到跟他们分离十年我已经彻底改变了,哈哈,从一个不会忽悠的已经变成了顶级忽悠专家了!
当时他们没有明白,等回来以后发现自己上当了。
他们问我,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违章建筑里。
他们说他们的汽车在哪里?
我说总共就一辆天津大发。
最后一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就开始上班了。
当时我跟他们说发工资是没戏的,但是我们新东方还有好多没有开发的项目,当时只开发了一个托福项目,还有像国内考试、GRE项目、翻译等等。
我就给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后来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知道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
我要给他们开工资肯定是不行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说:
“既然咱们是哥们,原来也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现在新东方虽然表面上是我的,现在你们一块儿来就是大家的了,所以咱就是把业务划成版块,执行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政策。
”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就是给你一块地,你爱种不种,但是农民都会种的,因为不种终究没有粮食吃了。
所以呢,农民就包产到户,一直到今天种粮食还种得挺热闹。
当时新东方没有股份化,我们也没有想过要长期一直干下去——只是希望通过新东方的平台让大家一起富起来,因为他们当时回来也还很穷,当然也是为了大家一种模糊的事业感。
这样,我们就开始一起演讲,一起策划新东方。
大家一起干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把国家税收付完了,该拿的钱全部拿走。
我跟他们说了,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要的就是大家天天在一起,大碗喝酒,大盘吃肉,然后再一起把新东方做好做大,以后我们回顾这一段人生的时候,确实感到痛快就可以了。
其实从1996年开始,直到XX年,新东方急速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一种做事情的豪气和大方在里面。
到了后来,大家知道,包产到户嘛,小农经济,这个结构等到大发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出问题。
实际上,结构和你发展的现状必须是配合的。
如果说你的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点上,你就开始想把最好的组织结构放进去,这就把你的发展机会给扼杀了。
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没有组织结构来进行提升,也就死定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其实还很小,总收入一年才有几百万,我要是给他们股份让他们弄的话可能早就散架了——因为一旦股份化,所有的职位都会正规化,然后谁拿多少工资,谁拿多少奖金,谁来干什么都是一定的,当时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不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当时的目标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当时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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