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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决策结构化，教职人员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参与大学学术治理是必然选择。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表明大学治理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

　　关键词：

大学治理，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参与决策

　　源于中世纪、由洪堡引入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在相当长的时空范围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大学的发展。

近代以来，世界的沧桑巨变却已经让大学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有了教授是“治校”还是“治学”的论争。

本文探讨这种现象何以产生，对大学的治理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一、“教授治校”之现实挑战

　　1.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

大学治理基础和运行机制的变化

　　欧洲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逐渐从“经验试错式”转变到“实验型”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科学家拥有了独立地位的职业化社会角色，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最重要的角色①。

教授治校模式与当时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是相契合的。

然而近百年来越来越快的科学发展速度让人们似乎有点猝不及防，“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日益普遍，科学知识生产的资助模式和质量控制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②，当代科学知识生产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特征③。

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从政府和产业界之间的双边联系逐渐发展到大学、企业、政府三方相互作用的“三螺旋”，三者均作为独立的主体推动技术创新，共同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治理基础的变化使得大学的运行机制也随之改变。

　　2.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走出象牙塔

　　大学看到自身在这个时代的责任，它通过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竭力提升自身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地位。

在大学内，“解决社会问题型的学院不断涌现，并得到壮大”④，各种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项目也纷纷上马，给大学带来传统财政资助之外的大量经费来源。

不过，由于研究项目多来自外部的推动，教授们就必须考虑社会、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而不再单纯源于自己的学术兴趣。

应用导向的问题通常也不是由一个学术人员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的，这类研究课题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往往需要多个学科或多种专业的共同协作。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与之相应的更加灵活的“矩阵”管理模式也应运而生。

于是，大学不仅有了学院、系科，还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所、研究中心。

在一个研究中心里，不仅有大学教授在做研究，可能还有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的技术人员，以及在此学习的研究生。

大学与社会在各方面盘根错节地纠合在一起，大学的治理也由于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而面临更深层次的课题。

　　3.复杂的角色：

教授们的难题

　　大学教授们面临的变化也绝不比他们身处的大学要少。

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教授们不得不涉足外界生活。

世界高等教育财政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固定经费来源逐渐减少，大学不断地鼓励教学科研人员争取外部资助，获得多样化的经费来源。

国外有学者将院校和教授为了获取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的或类似市场的活动称之为学术资本主义⑤。

无论是手握政府或企业的服务合同，还是自己创办公司，教授们多由单纯的大学雇员转而成为比起以往有更大独立性的“学术资本家”。

多重角色让他们与大学的关系更加复杂：

部分教授可能与大学关系日渐疏离，对大学的事务不再关心；

更多的情况是教授们不仅要处理学院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中心的项目，教学、科研和社会事务使其异常忙碌，他们已没有精力再分出心来关注校内事务的决策。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对利益的争夺：

由于受到太多利益的牵制，不排除教授们丧失客观性和公正性，在参与决策时提出有利于自身或某一相关方利益的提议的可能。

这些也给大学的治理带来新的难题。

　　4.权力制衡：

多元利益的博弈

　　就当代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理者，政府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科学事业资助者转变为科学系统的管理者；

产业界与大学利益相互推动，与大学的关系也从互不相干转向息息相关；

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大学已备受世人关注。

在公共财政紧缩，大学资金以财政资助、合作经费、咨询费用、服务费用、学费等多种形式为来源时，不论是政府、纳税人、家长还是校友，不仅希望看到大学在消耗大量公共资源的同时给社区、国家和社会带来丰厚回报，还希望大学作为重要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对整个社会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因而，大学的绩效责任在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都是热门话题和各方的关注点。

非营利性质的大学本没有严格意义的利益所有者，但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校友、政府、纳税人、合作者和社区却又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

虽然在大学事务的决策上教授们仍享有重要的话语权，却需受到各方力量的制衡。

不论是对大学，还是对于教授而言，传统的“教授治校”都面临诸多挑战。

　　二、教授参与大学治理的现代视角

　　纵然“教授治校”遭遇诸多现实挑战，不过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教授参与大学治理的合法身份和应有作用。

除了维护学术自由传统的目的之外，近来有人从当代民主政治和大学组织特性的角度谈教授参与大学治理的合法性和必然性。

当然，还有持不同意见者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教授参与治校的效率问题。

　　1.教授参与决策是协商民主时代对大学治理的诉求

　　对教授参与大学事务决策的探讨也是民主政治浪潮席卷之下对大学治理方式的必然关注。

自1990年代以来，在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的基础之上，民主理论走向了协商。

协商民主开始成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重视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

“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协商与其他类型的交往是不一样的，在协商者的互动过程中，协商者容易改变他们的判断、偏好或者观点”⑥。

协商民主理论相信面对面的讨论和直接的参与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部分协商民主人士看来，协商民主就是话语民主⑦。

在大学治理中，遭到大多数教职员反对的决策显然没有顺利推行的可能，决策者们几乎没有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

教授们参与决策不仅可以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支持，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他们作为大学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得到体现，作为大学潜在的剩余索取者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

　　2.非营利组织的特性使教授成为大学潜在的剩余索取者

　　大学非营利组织的特性也使大学治理面临很多特殊的问题。

大学没有法定的所有人和剩余索取者，也无外部市场所有者或控制力量来监督其管理行为，大学要想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组织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替代的控制机制解决这些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大学治理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终身教职，这里的终身教职不再仅仅是保护学术自由，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机构治理机制⑧，获得终身教职使教师在实际上享有剩余索取权，也就是说不论自己的行为结果还是管理者和董事的行为结果，所产生的利益和损失教师都是要一起分享和承担的，因此，高校更有创建共同治理和相互监督制度的需要。

在这种机制下，教授有动机参与自己专长领域的决策，也有动机对管理者的决策进行监督。

教授的这种参与不仅是维护大学这个发展平台的需要，还有其内心深处的学术责任和作为大学一员的自豪感的驱使。

　　3.对教授参与大学治理效率的疑虑

　　“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形式也和其他民主决策一样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

近些年国外不少研究在不断地分析教授参与决策如何能给大学带来更多的利益和更好的绩效。

有研究考察了集权行政决策和教授民主决策两种模式，他们承认教师参与决策给管理者提供了宝贵的咨询和帮助，同时认为教师参与决策的成本是要大于好处的。

他们甚至得出结论，教职人员参与治理导致了大学的绩效下降⑨。

因为当今大学的科层结构越来越复杂，身处的环境和要处理的事务也不能与传统大学相提并论。

对于大学事务，教授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参与决策——尤其是不在同一学科领域以及非学术性事务的决策。

因此，有效的治理要求教师仅限于提供信息支持，而不是控制决策⑩。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教授对大学事务的最优参与度与决策的事务类型有关。

在学术性事务上，教授和组织目标一致且拥有信息优势，参与此类决策是有效的；

由于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教授参与行政性事务决策程度越高，学校的绩效越差。

因此可以把大学决策结构化，以使教师更多地参与他们拥有大量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事务的决策。

　　三、对教授参与大学治理的几点思考

　　在我们热议教授“治校”还是“治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就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现在所谈的“治校”、“治学”之所指。

　　1.教授治校

　　如果教授治校指的是中世纪大学和德国传统大学中教授对于大学事务享有完全的自治权的话，我们今天所谈的教授治校是不是和传统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具有同等的含义？

教授治校是为捍卫学术自由而选用的制度保障，教授治校的主张折射着古典主义大学观的支持者为寻求科学、真理而奋斗的光芒。

但是我们却不得不遗憾地看到“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⑿，即使在洪堡时期盛行“教授治校”的柏林大学，大学的财政权、人事权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

历史上，真正的教授全面治校的时光屈指可数，哪怕在强调民主政治、素有教授治校传统的西方大学，大部分“治校”只是教授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部分学校事务的决策而已。

回望近百年前的中国，在北大改革中，“蔡元培也逐渐意识到所有事宜均采取合议制会影响办事效率”，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⒀。

这样的改动已初见所谓“教授治学”的端倪。

　　2.教授治学

　　“教授治学”中的“治学”一词原指学术人员对学术问题的研习，现在人们在讨论大学治理问题时所提的“教授治学”是指教授参与和学术相关事务的决策。

国外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用词，在谈及类似问题时多采用“教授参与大学学术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之类的说法。

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在以高深知识为核心的大学中，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是不是存在着严格的两分法？

大学中的行政事务是不是完全剔除了学术事务的因素？

北大的另一位校长蒋梦麟认为：

学术和行政两类事务性质不同，两类事务也需不同的人才处理。

他明确主张“治学”与“治事”相分离，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之后，北大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由校务会议决定全校方针大计，另设立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行政会议计划全校的行政事务，学术性事务由教务会议议决⒁。

可以说蔡、蒋两位校长的古典大学理想已经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于当时中国及北大之现实，蔡时期的“教授治校”已大有今日所谈教授“治学”之意；

蒋时期的“教授治学”也无法剔除“治校”因素。

　　3.大学中行政人员与其他社会组织行政人员的区别

　　大学是与其他政治、经济组织甚至文化组织都不同的特殊组织，大学中的行政人员比起其他社会组织的行政人员应该具有的特别之处就是：

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必须理解大学的组织特性、学术事务特性和学术人员的需求。

事实上，大学中行政人员对大学组织的不了解、对学术事务的外行、与学术人员的摩擦也是大学学术人员对现代大学不满和精神背离的原因之一。

　　四、“治校”与“治学”之争的启示

　　1.“治校”、“治学”之争实质是对大学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配的探讨

　　在大学这样一个以高深学问为轴心的组织里，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可能无法如其他社会组织的事务那样泾渭分明，大学的行政事务中永远无法剔除学术的成分，否则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无论是今日我们高呼要“教授治校”还是倡导“教授治学”，归根结底还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