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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民功篇》;
今文经学
中图分类号:
B25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60(2016)02-0113-05
房德邻是近代史研究专家。
他十多年前就提出,康有为的《教学通义》已有今文经学的观念。
最近他发表《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以下简称《转变》),又以《民功篇》来证明康有为早年就有今文经学观念。
笔者认为,《转变》提出的三点新论据完全不能成立。
一
《转变》没有认识到康有为早年著作所涉及到的经学问题,并不是讲经学本身,而是对经学思想资料的利用。
一定要从经学的角度来论证康有为早年并不存在的今文经学观念,是找错了方向。
《转变》恰好又一次沿着这个方向,提出了《民功篇》也有今文经学观念的新说,这是《转变》为康有为早年就有今文经学观念找到的新论据,也是房德邻先生以前所没有的新说法。
《转变》指出《民功篇》的经今文学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辨析:
“在《教学通义》之前,康还写了一篇《民功篇》,内中有这样一段明显的经今文学观点:
‘至于春秋,列侯并争,民日事兵,暴骨如莽,盖军功、民功之进退消长,在此时矣。
孔子有元宗之才,尝损益四代之礼乐,于《王制》立选举,于《春秋》尹氏卒讥世卿,又追想大同之世,其有意于变周公之制而光大之矣。
’这是讲孔子改制,只是未用‘孔子改制’这四个字。
但是这一段孔子改制说并非原稿所有,而是依据《今古学考》修改过的。
这一段中的‘于《王制》立选举’与《今古学考》如下一段对应:
‘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我查阅《中国基本古籍库》,发现仅有廖平的《今古学考》说《王制》‘立选举之政’,而其他人都没有说过,所以《民功篇》的‘于《王制》立选举’一定是袭用《今古学考》。
又《今古学考》有‘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将《王制》列于《春秋》之前,以说明今学以《王制》为主,而前引《民功篇》也是《王制》在前,《春秋》在后。
”
《民功篇》这段话出于后来的改窜,本于廖平《今古学考》中的相关论述,房德邻先生此说可谓追根溯源之论。
仅就此而论,不该存在异议。
但是,说《民功篇》这段话表现了今文经学的观念,却大错特错。
这里涉及人们研究廖平经学的一个流行误解。
这就是廖平经学第一变是讲今古文经学之分的经学史问题,而非发明今文经学的理论。
虽然经学第一变已经表现出偏重今文经学的倾向,但廖平并没有只肯定今文经学、否定古文经学,而是认为今古文经学如水火,相反相济,如行道的陆路与水路,相辅相成,各有存在的价值。
平分今古之名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所以,经学第一变的代表作《今古学考》只能是经学史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廖平今文经学的代表作。
但学术界许多论著,包括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论著,都错误地将《今古学考》作为廖平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来对待,以至于周予同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将《今古学考》列为今文经学的“重要书籍”周予同:
《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
正是出于这样的误识,加之孔子改制说确出于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学,房德邻先生将《今古学考》中的孔子改制说,认定为今文经学的观念,这是情有可原的。
廖平经学第一变的孔子改制说绝不是发明今文经学之说,只是借以来解释今古文经学异说的原因,而与今文经学的孔子改制说有很大的不同。
廖平经学第一变的孔子改制说认为,孔子早年从周,早年跟随孔子的弟子就只知从周之论,古文经学即据孔子早年的从周之论而形成;
孔子晚年有鉴于周文之弊,而改文从质,今文经学即据孔子晚年改制之论而形成。
这表明廖平经学第一变所说的孔子改制,不过是指孔子有见于周文之弊,对周礼所做的损益改变。
这一解释完全是历史学的解读,而不是今文经学的义理发明。
同时,经学第一变不仅讲孔子改制,也讲诸子改制,认为讲改制是春秋诸子的普遍现象,“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廖平:
《今古学考》卷下,李燿仙主编:
《廖平选集》上册,成都:
巴蜀书社,1998年,第85页。
这与春秋公羊学以神化孔子为基础的孔子改制说,只讲孔子改制,不承认诸子改制,存在本质的区别。
《转变》将《今古学考》的孔子改制说,视为今文经学的孔子改制说,与廖平经学第一变的本义是不合的。
但由于《转变》正确地看到了这是康有为的后来增窜,而没有以此作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观念的根据,这又是很有见地的。
而这不影响房德邻先生从《民功篇》的其他地方,找到康有为早有今文经学观念的证据。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转变》指出:
“但问题是康为什么要通过修改《民功篇》和《教学通义》这两篇文章来说明他早已有经今文学的思想,而不修改其他的文章呢?
我带着这个问题仔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发现这两篇原本就有些经今文学的观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康选择这两篇进行修改,使其经今文学的观点更为突出些。
”房德邻: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前揭刊,第101页。
康有为是否没有修改过其他文章,这是需要进一步证实的问题。
至少关于康有为研究的诸多成果已经证明,康有为有喜欢修改前期作品的爱好。
但说康有为之所以修改《民功篇》《教学通义》,就在于两文本有今文经学的观点,这却是需要证明的观念。
房德邻先生就提出了《民功篇》有今文经学的三点证据,来说明他的这一观念。
二
《转变》说明《民功篇》有今文经学观念,见于文中的三段论证。
然而,这三段论证都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段重点谈到《民功篇》关于后代社会制度必须改革的思想,并将其与龚自珍联系为说:
“篇中所讲的上古史主要采用马骕的《绎史》,而社会批判的理论主要来自今文经学家、政论家龚自珍的‘自改革’思想。
康写道:
‘……以炎、黄、尧、舜皆出一家,而能变政以利民,故可美也……夫法久则弊必生,令久则诈必起,若代逾百年,时代贸迁,人皆知非而必泥祖宗之成法,不通变以宜民,百政壅瘀,民气郁塞,下不蒙德,国受其灾,必待易姓者改其政,而祖宗实不血食。
汉不知通变……唐不知通变……使汉、唐、宋、元、明之君臣,知师黄帝、尧、舜,早知变改,虽至今存可也。
后之人舍黄帝、尧、舜之圣而不师,而甘蹈汉、唐、宋、明之覆辙,明知其非而乐循之,祸不旋踵矣。
’这很明显就是龚自珍的‘自改革’的观点。
”所谓龚自珍的“自改革”观念,出于龚自珍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页。
房德邻先生正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他却忽略了龚自珍的思想发展,把还没有接触到今文经学的龚自珍,错误地定位为今文经学家。
《乙丙之际著议》是龚自珍24—25岁所著,文中有不少在封建正统派看来触犯时忌政论时评的内容,那些批评社会现实、主张社会改革的观念是龚自珍一生最有价值的思想。
但龚自珍是清学我这里不用学术界通行的汉学家,是因为我将汉学、宋学、清学视为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也因信奉经典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以重《六经》、《四书》、《尔雅》的三大流派,汉学是指重《六经》的经学学派,清学是指以《尔雅》《说文》为经典的经学学派。
用汉学家称呼清代重视文字训诂的经学家,将混淆重《六经》之学与重《尔雅》之学的经学学派。
参见黄开国:
《经学流派与分期新议》,《光明日报》2010年9月20日,《国学》。
家段玉裁的外孙,在见到刘逢禄之前,他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清学的文字训诂,即以考证为中心的“虫鱼学”。
乙丙之际的龚自珍还没有今文经学思想,甚至还没有接触到今文经学。
所以,他28岁到北京首次参加会试,见到讲春秋公羊学的大师刘逢禄,知晓今文公羊学后,欣喜地写下: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杂诗·
乙卯自春徂秋,在京师作,得十四首》,《龚自珍全集》,第441页。
见到刘逢禄之后,龚自珍才接受春秋公羊学的某些观念。
但由于清学的深刻影响,龚自珍一直没有成为真正的今文经学家。
他关于经学的诸多重大问题,如六经的性质、六经的作者、经与史的关系等的看法,都与今文经学的观念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黄开国:
《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6期;
黄开国:
《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影响》,《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4期;
《龚自珍的尊史说》,《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
此外,我在《公羊学发展史》一书中关于龚自珍的部分,也有所论及。
《公羊学发展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8—586页。
龚自珍晚年所著《己亥杂诗》的第303首诗还表现出重视清学的倾向:
“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
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
《龚自珍全集》,第537页。
学术界根据龚自珍从学刘逢禄,而认为龚自珍就是今文经学家,实难成立。
至于一说龚自珍的思想就定性为今文经学,更是无稽之谈。
房德邻先生据以为说的龚自珍“自改革”,是龚自珍还没有接触到今文经学之前的观念,不属于今文经学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转变》以《民功篇》有龚自珍的“自改革”观念,就说是今文经学观念,完全是以误解龚自珍为前提的不实之论。
同理,《转变》以《教学通义》房德邻说:
“《教学通义》受龚自珍的影响更为明显。
如它开篇写道:
‘朝无才臣,学无才士,阃无才将,伍无才卒,野无才农,府无才匠,市无才商,则国弱。
’这是袭用龚自珍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房德邻: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前揭刊,第102—103页。
)中有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影响,也不能说明康有为早年就有今文经学观念。
这一段的后半部分,《转变》正确地指出康有为“主张变革,所以他强调孔子是一个主张自变其政的圣人”。
自康有为的思想基本确立以后,主张社会变革一直是康有为思想的一条主线,但这与今文经学并不存在理论的必然联系。
历史上的王莽、王安石都讲改革,而他们重视的都是古文经学的经典《周礼》。
所以,言改革未必就是今文经学,就一定与今文经学相联系。
第二段分析了《民功篇》对上古的怀疑,并认为“这些疑古思想与后来他写《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诸子托古’等观点有联系”。
按照这一说法,《民功篇》已经有后来《孔子改制考》的某些观念。
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转变》没有全面准确地论述康有为的思想,只说康有为有“上古史的怀疑”,而没有看到《民功篇》广引博证,正是为了证实自伏羲以来至大禹的历代圣王皆有功于民,《民功篇》就是考证伏羲至大禹为人民所建的巨大功勋,此为《民功篇》得名之旨。
由此出发,康有为对经史子集关于古代圣王的业绩,都是尽可能地详尽搜罗,甚至连充满神秘主义的谶书、纬书中的记载也几乎无遗漏地收集其中,以表彰古圣王的民功。
就《民功篇》的主旨而言,绝不是“对上古的怀疑”,而是对上古圣王功绩的考证论说。
如康有为论伏羲,对古籍中的伏羲画八卦、制历法、定九州、教民渔猎、做琴瑟等,皆一一引用,信以为说。
为证其说,他甚至以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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