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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期间,遭受迫害,积郁成病,于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七十八岁。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大,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
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
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
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
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
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
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
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
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
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并冠以“漫画”的题头。
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
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
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
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
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
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
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
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
1943年起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
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6年返上海。
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
祝允明在《论书帖》中说:
“有功无性,神彩不生;
有性无功,神彩不实。
”功性双栖,自是书法的至境。
丰子恺书法的理趣并重,是建立在他对书法的功性双栖的基准上的。
书法,书法家探寻丰子恺的书法,不能不探寻他的艺术综合的包容立场,在时代的多变和人生的际会中,他能永持童真,淡泊应对,以如叙家常的方式,给读者和观众展现一个平民的赤子情怀。
探寻丰子恺的书法,不能不涉足他享誉日隆的漫绘。
他的漫绘以水墨线构为表现手段,以稚童场景、诗词意境、民间生活、自然风物、文人心绪为表叙主题,浸淫和播撒着一种个人的至爱。
在丰子恺以及他的师友的文字描述里,很少涉笔关于他的书法的文字,甚至他的书名多被漫绘和散文的盛名所掩。
但丰子恺的书法一帜独树却是不争的事实。
他的漫绘的简静、淡定,一方面得力于他的性情和气格,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在木刻方面的训练和书法上所下的功夫。
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一文中说:
“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下过很久的功夫。
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再丢开来作画,发现画就有长进。
”这种描述可以见出中国书画的关联所在,也可以见出丰子恺的个人倾向。
丰子恺书法早年临写《张黑女墓志》,后受《爨宝子》、《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影响颇深。
对于取法“碑体”,丰子恺有这样的自述:
“以前临这些碑帖,只是盲从先辈的指导,自己非但不解这些字的好处,有时却心中窃怪,写字为什么要拿这种参差不齐,残缺不全的古碑来模范?
但现在渐渐发觉这等字的笔致与结构的可爱了。
”此外,索靖《月仪帖》是丰子恺的毕生至爱。
一九三九年,正值抗战时期,丰家避寇居广西宜山时购得,倍为丰子恺珍爱的“缘缘堂”已被战毁,逃难期间行物萧条,但《月仪帖》一直伴其左右,走过战乱年月,经历建国后的和平岁月、“文革”的再劫,晚年的再度临写,直到丰子恺辞世。
这样的取法路向,使丰子恺多以碑笔入书,参章草和“二王”,侧锋取险势,结字瘦劲峻峭,出锋尖锐,笔力刚健,俊逸洒脱而又富幽默、诙谐和烂漫的童稚,弥散着一种人间温情。
无论是丰子恺的艺术启蒙,还是艺术概貌的日趋成形,包括他以居士之实皈依佛门,都深受其师弘一的深远影响。
他的博爱于音乐、美术、文学、翻译与弘一如出一辙。
但其书风却与弘一有天壤之别。
弘一书法初习魏碑,早期书作亦多方笔折锋,但弃俗入佛后,字法则渐退火气,多以中锋行笔,越迈圆融、通脱、空灵之境,有出世俗、远凡尘的静穆之气。
两人书风的反差,是其人生观的迥异使然。
因其博雅,丰子恺在装帧、美术、音乐、书法、文学、教育、翻译等领域都卓然大家。
他的博雅来自于生活和大众之间,曲高而和众,这源于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同代文艺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因了这一点,他的书法的意味是超越点划和墨构以外的,是颇值得玩味的。
他扑面摄魂,甚至令我们有爱屋及乌的偏好。
所以,便有了“功性双栖,理趣并重”的嘉誉。
但我们坚信,我们不会错爱。
丰子恺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
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延伸阅读
(一)
漫画大师丰子恺趣闻:
“蜗居”阳台完成巨著
在上海市繁华的卢湾区陕西南路上,有一处名为“长乐邨”的西式洋房小区,旧时习称凡尔登花园。
在这片闹市中的小屋,正是一代漫画大师丰子恺生前定居最久的地方。
从1954年到1975年,丰子恺在此住了21年。
2008年由丰子恺后代出资350万元买下故居使用权,经修缮恢复,于2010年3月19日对公众开放参观。
这种由政府协助,私人出资出力的新模式,开创了首例名人故居“公办民助”新模式。
睡在阳台一米多宽的床上完成《护生画集》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漫画大师,生前睡过的床长度为一米多一点,宽度不足一米。
据杨朝婴介绍,1988年“文革”期间,一楼住进了别家人户,所以他们全家人被勒令压缩,只剩下二、三楼可住,丰子恺就提出自己去睡阳台。
因为他常常深夜还在画画写作,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他就一个人睡在墙角那张连身体都无法伸直的小床上。
在这块方寸的清静之地,他完成了生前最大的一个愿望。
1940年11月抗战期间,他与恩师弘一大师已经合作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一、二集(分别为50、60幅字画)。
弘公提出70岁时完成70幅,80岁时80幅,直至百岁时作第六集百幅,并称“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据此发愿:
“世寿所许,定当尊嘱托。
”到1973年,丰子恺预感自己在世时间不长,但师嘱必要完成,于是他与好友朱幼兰冒着风险分别作画题词。
为了避开“造反派”的注意,他每天鸡未鸣即起身,在黑夜昏灯中伏案作画,终于艰难地提前定稿,完成旷世巨作《护生画集》,此时离弘一大师百年还提早了五年。
“越二年,丰子恺西逝。
在安详舍报之前,以‘护生六集’的夙愿,前后经过五十年,终于圆满完成为慰。
”这一段文字,如今就挂在“日月楼”的隔间小门上。
八根金条换来日月楼“外公纸”至今保存
这片由著名的华懋公司投资建造的联排式花园住宅,位于陕西南路39弄1-103号,1925年至1929年间建造,总体结构为西班牙联列式。
其中“长乐邨”93号的门前就挂着“丰子恺故居”的牌子,而“长乐邨”三字正是由丰子恺当年所提。
据如今管理故居工作的丰子恺长女丰陈宝之女、丰子恺的外孙女杨朝婴介绍,他们一家是1954年从福建省厦门市逃难到上海的,刚来是住在福州路,后来是丰子恺用多年积攒下来的八根金条顶下了这幢位于陕西南路上的小楼。
二楼的阳台处,即是丰子恺的书房兼卧室——著名的“日月楼”。
“日月楼”因阳台中间房顶处有一个天窗,在此可以看日出,赏月光。
当年,丰子恺顺口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对联后,国学家马一浮马上对出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的下联,“日月楼”由此得名。
现在“日月楼”里的陈设就如同丰子恺当年在这里作画写字时一样,桌子、小床以至头顶的那盏吊灯都是1954年他们刚搬进来时保存至今的旧物。
杨朝婴回忆说,当年新买来桌子时,丰子恺为了不占用太多的空间,就要求木匠锯掉一部分桌子的右半边,大家都劝说他不要破坏新家具,丰子恺回答:
“别担心,它的寿命比人长。
”现在看到的桌子,的确是左右不对称的样子。
“你看到桌上这一小叠裁成小块的、用过的宣纸,我们叫它‘外公纸’”,杨朝婴说,丰子恺为了不浪费纸,作画剩下的纸,或者废掉的画纸就裁剪成小块,用来擦手、擦嘴、擦桌子、包吐在桌上的骨头,“小时候家里都知道有‘外公纸’。
”
花生米配古诗词下酒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
1948年他去到台北,什么都能适应,就是喝不惯那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
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到开明书店供养,却还是解不了丰子恺的瘾。
他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
杨朝婴说,她记忆中的外公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温一壶黄酒,配一碟花生米,身边总带着一本古诗词的小册子,他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下酒的”。
“文革”期间,因经济窘迫,但为了一解烟瘾和酒瘾,不得不买来一些劣质的烟酒,这也为日后丰子恺患上肺癌埋下了伏笔。
患病之后,一开始丰子恺只觉得右手不好使,等住进医院检查时,方才发现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左脑,很快就在医院病逝了。
朋友遍天下劝梅兰芳多灌唱片多拍电影
故居的三楼从前是丰子恺的儿子和幼女丰一吟居住,现在改成了照片陈列室和接待来客看书、留言的地方。
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师徒情深,和同为漫画大师的张乐平的互相欣赏,和梅兰芳的促膝长谈,和广洽法师的深厚情谊……在一张张旧照片中都能感受到丰子恺广交善友的风范。
据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女士回忆,她父亲当年在听了梅兰芳的唱片后,对他的艺术造诣深为认同,于是在1948年的清明过后,携大女儿阿宝和小女儿一吟去拜访梅兰芳。
并在和梅兰芳的交谈中劝说他多灌制唱片,多拍有声电影,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
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则是丰子恺在厦门认识的朋友,而后更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
“文革”期间,丰子恺被迫害,经济条件窘迫,广洽法师便每个月给他寄生活费,资助丰子恺一家的生活。
杨朝婴说,“我外公的这些朋友都是因为他随性和天真的性格换来的,每次有人跟他要画,求字,随便什么人找他要,他都给。
这样的性格使他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
”唯有一样东西,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舍得换的,即是浙江桐乡的缘缘堂。
在缘缘堂时期,丰子恺度过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在那张拍摄于缘缘堂的照片前,他写道,“缘缘堂……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新模式的新问题“民办公助”还比较尴尬
卢湾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张富强所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私人出资维护开发的方式,是一种名人故居发展的新方向,应该予以鼓励。
他同时也表示我国现今针对“民办公助”的法律条文尚有缺失,所以这种模式未来的发展前景尚不清楚。
在花费350万元买下房屋使用权以及事后装修维护花费的六万块钱后,如今每日的水、电、网络、房租以及值班人员基本工资开销、每月5000多元的费用,却是杨朝婴他们在故居二楼卖书所得收入难以持平的金额。
杨朝婴说她整个冬天都舍不得开空调,网络四点准时关闭,因为四点以后就开始双倍收费。
成立丰子恺研究会的宋雪君表示,他们也打过报告到区政府,但至今仍没有费用批下来。
张富强所长就此表示,他们将通过相应的官方呼吁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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