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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藏书情况
试论述我国古代的藏书情况
古代藏书史话
(2005-3-1816:
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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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史宬无梁殿
皇史宬内金匮
天一阁匾额
范氏天一阁
北京文渊阁
嘉业堂藏书楼
许碚生
一、古代藏书的起源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有极其灿烂的古代文化。
古代藏书的丰富,正是其标志之一。
书籍,通常是指装订成卷册的著作物或文献。
从文字的出现到产生书籍,到有目的地收藏图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原始的图象文字。
到了商代(后期称殷)奴隶社会,文字已发展到能够连句成篇,表达一定的思想和叙述事件经过,这就是殷墟甲骨文。
殷墟指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商后期都城的遗址。
商代时人们极端重视神权,商王从国家大事到某些生活常事,例在事先举行占卜,把卜辞刻在龟甲或牛羊的胛骨上,郑重地保藏起来。
这些在殷墟发现的大批甲骨就是商王朝的文献。
商、周时不少青铜器刻有铭文,记载有关王室、诸侯或臣下的某一事件,这也是古代文献中的一类。
由于很古的时候图书和文献档案没有区别,所以谈到书的起源,人们有“甲骨的书”、“青铜的书”之类的说法。
当然,严格地说,这些刻有卜辞的殷墟甲骨或刻有铭文的殷周铜器,都还不是书籍,所以也谈不上有目的的收藏书籍。
《左传》上记载:
春秋时楚灵王说过,他的“左史”倚相是位“良史(很好的史官)”,“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几部书。
历来学者认为这几部书是我国最古的书,但究竟产生于何时,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也就不作详论了。
不过,史官倚相能读很古的书,那倒不是偶然的。
早在殷代就有史官,称为“作册”或“史”,他们是王室文献的草拟者和保藏者。
《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些典册就是殷王室的文献。
《汉书·艺文志》上说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是周王朝的制度。
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称“史”或“太史”,既记载各国当代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文献。
现在所说的图书和文献档案两者,当时并没有区别,统称图书或图籍,而且只保存在政府手中,私人是不能保藏的。
所以,记载史事兼管文献的史官自然地成为很有学问的人了;周天子和诸侯为了鉴古以知今,往往向史官请教。
春秋末以博学多识见称于世的孔子曾问礼于老子。
据《史记》上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东周王室的史官,这个藏室便是周王室有目的地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
谈到我国古代藏书,大体上可以溯源于此。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政治的动荡,引起了学术文化的变化和进步,私人讲学也开始兴起。
私人讲学,把知识传授给统治阶级的下层以至民间,打破了贵族和史官对于知识的垄断,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
随之而来的,是私人藏书的出现。
最早致力于私人讲学的孔子,他那里就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籍。
战国时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新的著作。
相传苏秦有书数十箧,著名的哲学家惠施“其书五车”,形容学识丰富的成语“学富五车”就是由此而来的。
汉代以前没有纸,图书是写在竹做的简、策和木做的版、牍以及丝织品上的。
一片片竹简用绳带串起来叫做“册”。
用丝织品写的叫“帛书”、“素书”或“缣书”,收藏时用轴卷起来,叫做“卷”或“轴”。
孔子晚年欢喜读《易》,把编连简册的皮带(韦)磨断了三次,所以史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
简册、帛书同甲骨刻辞比较起来,在书写上是大进了一步,但到底还是不方便。
春秋战国时书籍的传播和收藏还是很有限的。
惠施有书五车,因为是笨重的简册,实际上也没有多少种,但他在当时已可算是一个大藏书家了。
二、秦代“焚书令"前后
秦始皇兼并六国,收缴了各国的图籍。
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宫中收藏的图书,大大超过了周王室的藏室。
秦始皇统一全国,实行“书同文字”,废止了原来六国各自通行的互有差异的古文,规定以秦文字为基础制定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同时,社会上开始流行简便易写的隶书。
文字的统一和简化,便利了图书的抄写和传播。
但是一场重大斗争的爆发,却造成了图书史上的一次浩劫。
公元前213年,一部分朝臣公开反对秦始皇已经推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恢复分封制。
秦始皇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加强思想统治,采纳李斯的建议,发布了焚书诏令:
史官所藏史书,除秦国史籍外都烧掉;《诗》、《书》等儒家文献和诸子百家的书,除博士官收藏者外,私人所藏者一律送官府烧掉,令下三十日而不执行者处以脸上刻字的黥刑并罚筑城四年的苦役;敢聚谈《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只有医药、卜筮和种树等技术性书籍不在禁毁之列;想求学的,以吏为师。
第二年,秦始皇查获了在背后抨击他的儒生和方士四百六十馀人,把他们全部活埋于咸阳。
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保守复古势力。
但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对于藏书来说则造成了一次浩劫。
不少人抵制焚书令,把书籍隐藏起来。
例如曾任秦博士的济南人伏生,到汉文帝时年已九十,他手头的一部《尚书》就是藏在屋壁中保存下来的。
汉武帝末年,鲁王刘恭为扩建官室而拆毁孔子故居时,从墙壁中发现《古文尚书》、《礼记》、
《论语》、《孝经》等书,这也是焚书令下达后孔子后裔“畏秦法峻急”而密藏起来的。
焚书令后,秦帝国的政府藏书,除各国史记外都还保存着,为数应该是不少的。
残酷压迫人民的秦帝国终于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覆灭了。
公元前207年十月,刘邦进入咸阳,他的部将纷纷抢夺战利品,只有萧何收取了秦丞相和御史掌管的有关户籍、地理和法律等图籍档案,其他文献和书籍仍然封存着。
十二月,项羽率军攻入关中,纵火焚毁咸阳的秦官,秦国的皇家图书化为灰烬。
秦始皇和项羽前后两把火,使许多先秦的书籍从此失传了。
三、汉代皇家藏书制度的建立
刘邦创建西汉王朝之初,着重于恢复经济,安定民生,而对文事也给予一定的注意。
相国萧何在都城长安(今西安市)主持修建规模巨大的未央官,就在正殿北面盖了三座藏书阁:
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
专用的皇家藏书楼从此诞生。
石渠和天禄后来就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
皇家藏书处,历代统称秘府或秘阁;其藏书则称“中书”或“中秘书”。
为了利于防火、防潮等,汉代宫中藏书室有用石块砌成的“石室”,书柜则为用铜包边的“金匮”。
西汉初期,朝廷即向民间求书,广开献书之路。
汉惠帝时“除挟书之律”,正式废止了秦始皇制定的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令,秦时密藏的书籍才得重新与世人见面,私人藏书又合法化了。
处于西汉鼎盛时期的汉武帝,进一步“建藏书之策,置写书(指抄缮图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书籍多了,宫中除石渠等阁外,又在延阁、广内等殿阁贮书;外朝则太常(掌祭祀礼仪)、太史和博士的官署都有藏书。
西汉时,御史大夫(副丞相)的助手御史中丞既掌管监察,又是管理图书的主要负责人,御史官署所在的兰台也是朝廷的重要藏书处。
顺便说明一下,在“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时代,不仅宫内图书,就是朝廷官署图书,同样为皇帝所支配;所以历来谈皇家图书即封建王朝的国家藏书,兼指内廷宫殿和外朝馆阁的藏书,有时亦统称宫廷藏书。
汉成帝时,发现国家藏书已有缺失,就在河平三年(前26年)派陈农到各地访求图书,同时指定刘向在天禄阁主持皇家图书的整理校勘工作。
哀帝时刘向去世,由其子刘歆继续进行。
整理结果,统计藏书共三三O九O卷,这是我国图书史上第一次有关皇家藏书数的明确记载。
刘歆编的皇家藏书目录名为《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七略”除辑略是总叙外,其他六略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也就是把书籍分为六大类。
刘歆依据刘向所作的各书叙录而编成的《别录》,则是我国最早的书目提要。
西汉末年以前古籍流传于后世的,许多是经过刘向父子整理校定的。
他们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公元9年,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曾经在政治上大力支持过王莽的刘歆于是位至上公,而早年曾同王莽、刘歆共过事的老学者扬雄仍孜孜不倦地在天禄阁校书。
后来因一桩案子的牵连,监狱派人来拘捕,吓得扬雄从天禄阁上跳了下来,差一点丧了命。
王莽知该案与他无关,下诏不必追问,而扬雄投阁却从此成了一个典故。
西汉王朝以国家的力量,在全国访求图书,建立专用的皇家藏书阁,对收藏的书籍派学识渊博的学者进行校勘整理。
这种作法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承袭,形成为一种制度。
王莽篡汉后才十多年,由于政治腐败,政乱民困,引起了赤眉、铜马等农民大起义。
王莽覆灭时,长安大火,宫廷藏书大多被毁。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从光武帝刘秀开始的几代东汉皇帝都崇儒尚文,重视图书。
东汉建都洛阳,光武帝时曾从长安运来书籍二千馀车;后来洛阳的宫廷藏书逐步增加到这个数字的三倍。
东汉皇家藏书起初藏在石室和兰台,新征集到的书贮藏在东观和仁寿阁。
大史学家班固在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曾任掌管文书的兰台令史和掌管图书的校书郎。
他一面撰写《汉书》,一面和校书郎傅毅等人在东观校理宫廷藏书,依《七略》进行分类。
班固借此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正史中的“艺文志”一目。
东汉的皇家藏书无疑比西汉时更多了。
除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等处,还有宣明殿和辟雍(天子的学校)以及鸿都学(设在洛阳鸿都门的专习词赋和书学的官学)也藏有大批图书。
西汉以来的御史中丞职务广泛,管图籍秘书是他的职责之一。
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特设专管艺文图籍的秘书监一职,以后各代王朝大都沿设此职。
(明初废秘书监一职,由翰林院典籍掌管内府书籍。
清朝由文渊阁领阁事掌管册府图书,其下属有直阁事、校理等。
)
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不断混战。
公元190年,董卓逼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一时洛阳大乱,东观、兰台、辟雍与鸿都学等处的藏书大部散失,许多用缣帛写的书卷被拆作车帷或口袋,只剩下七十馀车书籍西运长安,途中又遗弃过半。
接着长安战乱不已,这些仅存的皇家图书几乎全部丧失了。
两汉皇家藏书对促进学术起了显著的作用。
那时私人藏书很少,只有宫廷集中了大量图书。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任太史令时,得有机会遍读宫中“石室、金匮之书”,这是他写《史记》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班固写《汉书》,他的妹妹班昭和马续继续修成《汉书》,都利用了东观的藏书。
西汉学者刘向、刘歆、扬雄校书天禄阁,东汉学者马融,蔡邕校书东观,也是他们博学多识、著书立说所凭借的条件之一。
再谈谈私人藏书。
西汉废除挟书禁令后,私人藏书的虽然合法化了,但由于书写工具的不便,大量藏书的还不多。
爱好学术的淮南王刘安和河间王刘德,凭借权位和财力,收购了许多书籍,据说刘德的藏书可同宫廷图书比美。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发展,社会上对于书籍的需求也增长了,书肆开始出现。
西汉末的扬雄写的《扬子法言》就提到了“书肆”。
东汉初期的大思想家王充年轻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可见当时洛阳已有出卖书籍的书肆。
公元115年,蔡伦创造成功了经济实用的植物纤维纸,书籍的传抄就更为方便了。
不过纸张开始时还不能大量生产以完全代替价格要贵得多的缣帛。
所以直到东汉末年,书籍流传仍不很普遍。
例如王充是南方上虞(今绍兴邻县)人,他的名著《论衡》写成后,中原地区学者想读而看不到。
汉献帝时,会稽郡(治所在今绍兴)太守王朗卸任回到许城(今河南许昌),友人们发现他的学问比前大有进步。
有的人猜测道:
王朗“不见异人,当得异书”。
一问果然,原来他在会稽时得到了一部《论衡》,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教益。
据说同时的蔡邕有书万卷,那不知要费了多大的心血才能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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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藏书史话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的旋聚旋失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动乱,国内不统一,影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不过,当时中西交通较前发达,各民族接触频繁,佛教的兴盛导致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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