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历史中的大历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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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全新概念。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不再是唯一、客观、本质性地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而是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文本，同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

而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探究其实的文本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含义和社会的、物质性的内容，指所有“阅读模式中包含的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GreenblattandGunn410）。

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共建的互文性”（Felperin77）。

　　2000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ofMaladies，1999）就是这样一部蕴含丰富“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的短篇小说集。

印度裔美国女作家裘帕?

拉希莉（JhumpaLahiri，1967－）①有意混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历史事件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混杂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形式。

《疾病解说者》集中刻画了一群游离于古老的印度与令人迷乱的美国新大陆之间的人物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印度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宗教信仰、音乐艺术、服装饮食等文化符码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文化深度与厚度，给读者带来无穷的思索空间与艺术魅力。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其中一个短篇“柏哲达先生来搭伙”（WhenMr.PirzadaCametoDine）为例，探讨作品所蕴含的历史主题。

　　一

　　在“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作者拉希莉运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的独特手法，打破传统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二元对立，将作为文学稳定“背景”的历史置于文学的“前景”。

通过人物“小历史”的描述，小说把印度被殖民的“大历史”前景化，巧妙地谴责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戕害。

　　小说开门见山，利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者把读者直接带入历史：

“1971年秋天，有位先生经常出入我家”（Lahiri23）②，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十岁女孩。

由此开始，几乎通篇故事采用的都是莉丽亚的儿童叙事视角，叙述那年发生在她家的故事：

由于巴基斯坦内战，来自达卡的柏哲达先生与远在家乡的妻女失去了联系，到莉丽亚家搭伙吃饭看新闻。

故事看似小人物的“小历史”，但透过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历史，折射的却是印度被殖民被分裂、巴基斯坦内战、孟加拉建国等国家民族的“大历史”。

印度独立史与巴基斯坦内战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文本中多处直接描述的“前景”，文学与历史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史互证，彻底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

尽管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只有四个，但要想读懂故事，理清人物之间既简单又复杂的关系，需要对印度的历史及故事的“背景”有所了解。

　　印度独立史与印巴战争史是“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故事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作者匠心独运，把本来作为故事背景的这些历史事件置于故事的前景突显出来。

实际上，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在多处地方清清楚楚地讲述了一些有关印度的历史。

在年幼的莉丽亚看来，柏哲达先生与她的父母一样，都是印度人，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聚到一起的根本原因。

听到女儿把柏哲达先生称作“印度先生”，莉丽亚的父亲郑重其事地纠正她说：

“柏哲达先生早就不算是印度人了”，“自打印度被分开，他就不算印度人啦11947年，我们的国家被分割了。

”在莉丽亚及许多读者看来，1947年是印度从大不列颠统治下独立的时候，但莉丽亚的父亲告诉她，“印度先是独立，接下来就给瓜分啦。

”“好比一只馅饼，这块是印度人，那块是穆斯林人，达卡再也不属于我们了”（25）。

从莉丽亚父亲耐心的解释中，读者与年幼的莉丽亚一样逐渐明白印度独立史同时也就是印度被分裂的历史，而从父亲看似平静的语气中，似乎听得出小说作者对印度被“瓜分”的愤怒与谴责。

分裂以后的印度人与穆斯林人反目成仇，纵火焚烧对方的家园，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对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是不可思议的。

故事中的柏哲达先生来自达卡的穆斯林，而莉丽亚的父母来自加尔各答，是印度人，本该在印度厮杀的敌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却亲如一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对殖民话语的“对抗记忆”（Foucault160），也是对殖民者的无情谴责。

　　小说前景化的国家民族大历史还包括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其直接结果是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孟加拉国成立，达卡成为其首都。

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柏哲达先生从达卡来，“那时达卡还属于巴基斯坦，现在它已经是孟加拉国的首都了。

那一年，巴基斯坦内战，烽火四起。

在达卡所属的东线，人们为了摆脱西部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纷纷揭竿而起。

三月份，达卡城门被巴加斯坦军队轰开。

”教师被枪击，妇女惨遭蹂躏，“越来越多的诗人被砍头，越来越多的村落被焚烧。

”“到了夏末，据说死了30万人”（Lahiri23）。

万圣节前夜及以后的许多天，印巴局势恶化，战争一触即发，达卡坚持要独立。

十二月四日，双方正式宣战。

每天晚上焦急地等着十一点新闻的柏哲达先生与莉丽亚的父母期待着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十二天后，西巴基斯坦军队在达卡溃败后投降，达卡独立。

次年一月，柏哲达先生回到他在达卡的家，很长一段时间杳无音讯。

这期间，达卡在新组阁的议会政府领导下慢慢复原，无数的难民从印度重返家园，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失业和饥荒的威胁。

巴基斯坦内战及印巴战争期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情景一目了然。

　　一个新国家――孟加拉国――诞生了，它是柏哲达先生的新祖国，也是他的第三个祖国。

他本来和莉丽亚的父母一样都是原印度人，但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他成了巴基斯坦人，而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他又成了孟加拉国人。

短短的24年时间，与柏哲达先生一样的孟加拉国人三次变更国家身份，这期间原本一家的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人反目成仇，互相残杀，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英国殖民者一手造成的，是残酷的殖民历史的罪恶。

　　在了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与作者对这些历史背景的前景化素描的基础之上，我们对“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小历史以及其中隐含的大历史也就更易于理解。

实际上故事中的历史首先就是这些人物的“小历史”，这些小历史透过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之口叙述出来，显得尤其扑朔迷离。

对叙事者莉丽亚来说，故事描述的是她从自己家里的陌生人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印度裔美国人的过程。

莉丽亚艰难的蜕变过程背后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压制与埋没。

小说试图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力透纸背。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的那段日子里，莉丽亚活像自己家里的陌生人。

尽管她不明白柏哲达先生到她家的真正原因，但她并不奇怪父母邀请他来分享晚餐，因为在她看来，父母“都是从印度来的，爱在学校里结交印度朋友”（24）。

在她眼里，父母和柏哲达先生都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人：

他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吃着一样的手抓饭，喜欢同样的笑话，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连长相都有几分相像。

在印巴战争的12天时间里，三个大人为祖国忧心焦虑，步调尤其一致；

父亲不再让女儿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母亲连饭都无心为大家做；

柏哲达先生不再给莉丽亚带糖果，有时甚至还在她家的沙发上过夜。

而莉丽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接受的是正统的美国教育，虽然父亲一再苦口婆心地对她讲述印度被分裂的历史，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的莉丽亚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强调柏哲达先生不是印度人，而是巴基斯坦人。

在家里的三个“印度人”面前，莉丽亚经常觉得自己是个自己家里的陌生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莉丽亚对美国独立史烂熟于心。

面对父亲“那帮家伙在学校里都教你们些什么?

你们上历史地理课吗?

”（26）的指责，莉丽亚颇觉委屈。

她在学校当然学习历史地理，但她上的是美国历史与美国地理，并且每年开学的第一课总是温习独立战争，因此她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史了如指掌，而对同样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独立史却不甚了了。

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影响密不可分。

　　首先，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莉丽亚的母亲对女儿的孤陋寡闻颇不以为然，相反，她认为女儿没必要非得知道印巴分裂的事。

母亲对待母国历史文化的冷漠态度实际上是美国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内化的结果。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

受这种文化霸权思想的影响，在莉丽亚的母亲看来，女儿的美国身份就像一个平安符：

“毋庸置疑，我一生将平平安安，优哉游哉，良好的教育在等着我，所有的机遇都将向我敞开怀抱”（26）。

而第三世界的印度则意味着“配给口粮”、“宵禁令”、“暴乱”、“挨枪子儿”、“凑着煤油灯夜读”、繁重的学习压力，“没完没了的测验”等等。

总之，美国象征着真善美，印度则象征着假恶丑。

在这种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母亲希望女儿摆脱印度的一切，安心享受她的美国身份。

受母亲这种思想的影响，莉丽亚更不可能对遥不可及的印度感兴趣。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莉丽亚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她更是无从接触印度的一切，因为在学校“更是没有一个人关心那场在他们家被如此热切关注着的战争”（32）。

在父亲的影响下，有一次在图书馆，莉丽亚偷偷翻阅一本名叫《巴基斯坦，大地和人民》的书，其中有一章专讲达卡，但被老师发现后莉丽亚意欲了解父母故国的热情被浇灭在萌芽之中。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移民的后裔为什么对父母的历史所知甚少：

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被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在当今世界，权力或暴力并非是属于警察或军队的专利，政治权力存在于个人生活、身体保健、休闲活动或文学等等文化形态之中并通过它们发挥作用。

就莉丽亚而言，暴力存在于外部世界，她的教师是这种暴力形式的集中代表。

教师的职责是答疑解惑、教书育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她蛮横暴虐，不问青红皂白就制止莉丽亚阅读自己族裔的历史，目的是压制主人公身上的少数族裔文化背景，这种暴力是特定文化和特定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暴力，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化。

　　然而尽管无所不在的主流文化无情地压制着莉丽亚对故国的热情，在父亲的影响下，在柏哲达先生对祖国亲人的牵挂之中，莉丽亚还是逐渐了解了自己的文化之根。

她在万圣节前夜③的狂欢经历与处在战火纷飞之中音讯杳无的柏哲达先生的女儿们形成鲜明对比。

莉丽亚与同伴朵拉一起扮作女巫，挨家挨户讨要糖果，而她的粗麻布口袋里得到的第一袋糖果却是柏哲达先生的一盒薄荷巧克力。

实际上，柏哲达先生几乎每次到来都会给她带糖果。

糖果本身具有的甜蜜特性是莉丽亚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生活的象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柏哲达先生对身处战火之中的女儿们生活的期盼。

故事末尾，柏哲达的无言期盼被叙事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

柏哲达先生回国之后，莉丽亚每晚都用吃一颗糖果的方式，祈祷柏哲达先生一家健康平安。

小说最后，莉丽亚得知柏哲达先生全家安然无恙，于是她把那些剩余的糖果都扔掉了，因为对她来说，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伴随着糖果祈祷的过程，也是莉丽亚了解祖先历史，从无知到有知，从被动到主动学习了解故国历史文化，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印度裔美国人的过程。

因此对莉丽亚来说，这篇小说是名符其实的成长故事。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学会了为柏哲达先生一家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