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代名流颜昌峣生平钩沉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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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国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需要,颜昌峣在日本六个月期间,详细记载课堂笔记,以作为湖南学界进行师范教育培养的范本或者教材。
他与同学朱杞、龙纪官合作编译了《速成师范讲义丛录》,由东京湖南编译局印、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内容包括“教育与国家”“教育学原理”“小学校要则”“中学校要则”“师范学校要则”“地理学”等方面,记载了在弘文学院日本老师所授课的讲义精要,“于教学之旨趣、立国之大原,盖有考焉”。
还有法制和财政学两门,没有录入。
这本《速成师范讲义丛录》被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所办的《新民丛报》刊登介绍。
留日期间,他在《寄弟畏庵书》里谈论到他在日本学习的感受,“今日吾中国之国势至此、屈辱至此、困难至此,亦是此弊皆因自三代以后,专以科名、辞章埋没人材,锢蔽性灵,全然不讲教育实践之故”,批评中国不讲教育实践、科举制度又误国误民。
同当时很多年轻的留日中国学生一样,颜昌峣在这期间与黄兴、蔡锷等爱国志士有所交往,并经常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还曾经把《新民丛报》寄回国内湘乡老家,使其弟颜畏庵、外甥谭戒甫都受到启发,并在长沙加入黄兴、刘揆一等组织的华兴会[8],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
1902年10月,颜昌峣和同期毕业的湖南学生回国,回国后辗转于各个师范学校之间,从事教育工作,力图用教育振兴中国,他曾对人说:
“日人胜吾,归功于小学,我今欲强我中华,教育岂可外哉?
”[9]1903年正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创办湖南师范馆,馆址设在城南书院,由颜昌峣担任历史教员。
当时,学校选举新生的入学资格以举人、贡生优先,任命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为馆长,其实多由学生颜昌峣代行其职责。
[10]1904年11月,湖南全省师范学堂(由湖南师范馆改名)改为中路师范学堂,颜昌峣仍在中路师范学堂担任历史教员。
1906年,颜昌峣被刚成立的南路优级师范学堂聘为历史兼伦理学教员,应当时学校之请,颜昌峣着手编写的《世界历史学》讲义的“上古”“中古”卷仓促刊行。
但是,颜氏不久被学校辞退。
何镛、李大梁在《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建设及其演变》一文中回忆说,颜昌峣在“讲伦理学时,引严复云,谓孔子宗法伦理学说,不合于现代生活,思有以易之,而新吾民之耳目。
又引李贽云,自汉武帝表章六经,尊崇孔子以来,天下无真是非,而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取便于帝王之专制,阻碍吾族之进化。
同学闻之,更加异常兴奋。
事闻于提学,大为不满。
示意曾监督,令其引退。
全体同学,悲愤交集,排队送别,师生涕泪交流,痛恨言论不能自由。
”[11]大概是颜昌峣讲课时用了“新民”“专制”“进化”等激进、新鲜的言语,又对孔子的思想有所评判,导致学校监督不满。
1908年湖南优级师范开办,8月份在长沙组织招生考试,9月份正式开学,颜昌峣作为当时的第一流名教授之一,被聘为历史老师。
1912年,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颜昌峣继续任教于高师。
1910年,颜昌峣在任教于岳麓高等学堂之时,他的《世界历史学》讲义最终付梓。
颜昌峣从1906年(始于南路师范学堂)至1910年任教期间,用了近四年时间将《世界历史学》讲义“上古史”卷、“中古史”卷、“近世史”卷和“最近世史”卷最终编写完毕。
1908年至1910年,湖南法政学堂开办官、绅两校,颜昌峣曾被法政官校聘为伦理学教员,曾编有《湖南法政官校人伦道德讲义》。
[12]1911年9月19日,颜昌峣被补选为湖南咨议局的议员,“湘省咨议局因长沙府属议员粟戡时等六人辞职,特移由该府城戚太守召集初选,各当选人就府署投票补选,已于十七日上午十时开票……颜昌峣补湘乡十五票”。
[13]然而,不久武昌首义、湖南反正,在长沙光复后,作为清朝统治机构的湖南咨议局也寿终正寝,政局更替、机构变换,议员们也纷纷去他处谋就。
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南军政府任命颜昌峣来接办《长沙日报》,颜昌峣延聘其学生任凯南、黎锦熙、颜锡畲、朱让枬、李晋康等分别担任编辑、庶务等职,“尽虑谋改良,内容大易旧观,销路亦激增”[14],但他不久被辞退,改由同盟会的成员文斐接管,傅熊湘担任总编辑。
一说是“旋因颜不是同盟会成员,有时拒绝发表同盟会的文稿,遂被撤换,改委文斐主持,以傅熊湘为总编辑”[15];
一说是“因为站在立宪派立场,拒登同盟会的文件”[16]。
不管这两说如何,大概侧面反映了湖南反正后初期革命党人与非革命党人权力上的争夺。
随后,颜昌峣还曾与李抱一、贝元澂、黎锦熙、任凯南、朱矫、李嵩岳、唐吉俊等参与创立“湖南编译社”“湖南公报社”“湖南通讯社”等。
1914年,颜昌峣曾在省立一中担任习字老师,教授学生书法学习。
[17]1915年,他再度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员。
[18]在一师教学期间,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老师,并与毛泽东等学生也常有往来。
1916年7月,谭延闿再次督湘,任命颜昌峣为《通俗教育报》(由《演说报》改名而成)的馆长。
此前汤芗铭主湘时,《通俗教育报》备受摧残,其主持人也被汤替换,并渐渐沦为袁世凯鼓吹帝制的工具。
颜昌峣接办《通俗教育报》之后,使报纸恢复了汤主湘之前的活跃精神。
1918年3月后,张敬尧取代谭延闿主湘,《通俗教育报》随之改由韦启俊接办,颜昌峣随即离开。
[19]从1918年至1920年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颜昌峣在衡阳担任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的校长。
[20]这一时期的衡阳是继长沙之后全省学生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背后参杂着各个党派力量的推动、纷争,而第三师范正是其活动的重要阵地。
1920年初,在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驱张代表团前去衡阳进行活动,“衡阳学生积极投入了这一活动,特别是第三师范和女子职业学校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援”[21]。
1920年6月中旬,谭延闿和赵恒惕由衡阳进逼长沙,张敬尧仓皇逃走。
湖南驱张胜利后,颜昌峣也离开第三师范,回到了长沙。
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武汉成立武昌中山大学,颜昌峣被聘为文学院教授,前去武昌。
第二年,又被当时的湖南大学校长任凯南聘为湖南大学教授,从那以后直到1937年抗战之前,颜昌峣一直担任湖南大学教授。
他的《中国最近百年史》正是1928年在湖南大学授课之际编写的讲义,先由湖南大学刊印,后在1929年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颜昌峣携家眷回到湘乡故里的珍涟山馆避乱。
他晚年在故里自筑书室,名曰“校管楼”;
自书楹联“翻书风入座,开门月满楼”,每天读书、习字,并间至蓝田(今涟源市)授课于国立师范学院。
这期间,他曾指导过其子女及已故湖南书法家颜家龙的书法和经史学习。
1944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22]二、颜昌峣著作及学问颜昌峣虽然接办过报纸,从事过新闻事业,还当过《湖南学报》的主要撰稿人[23],但总结其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谋生之道,辗转于湖南各中学、高等学校。
据易洛祖回忆,他在长郡中学念书时,颜昌峣也曾做过长郡中学的老师。
[24]颜昌峣学识渊博,在教书之时,他必定自编讲义,王先谦曾对他所编的经史讲义进行了高度评价:
“古泽今情,东手西眼,树三古教育之主义,发四极愿学之思想。
”[25]至今我们可以看到的讲义有《湖南法政官校人伦道德讲义》一卷(清光绪间刻本)、《伦理学史讲义》四卷(民国刻本)、《经学讲义》一卷(民国刻本)、《世界历史学》五卷(1912年许荣华堂木活字本)、《中国最近百年史》(1929年太平洋书店出版)。
此外,他还有《珍涟山馆续集》六卷、《欧波诗草》二卷(清末民国)、《日本兴国史》、《新三字经》等著作未能得见。
颜昌峣一生酷爱《管子》研究。
他曾说,“余尝爱管子之书多精言,而可施之于治道,其文辞粲然可观”[26],曾题所居书室为“校管楼”。
但是,他深感古来关于《管子》的记述或研究漏误较多,于是潜心学术,集前人之大成,穷毕生心血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完成更详备的学术著作《管子校释》,由郭大痴作序。
他在《自序》里说,“非敢自谓于管氏有所发明,要亦集近代校订之大成,于读者不无裨助”。
事实上,颜昌峣正是这本《管子校释》奠定了其研究《管子》的学术地位,成为《管子》学的集大成者,在《管子》研究领域占得一席之地,以至于后世很多从事《管子》研究的学人都绕不过他的这本著作。
颜昌峣工古文,传承了自曾国藩、王先谦以来所创立的桐城古文学派的湖南一脉,文章造诣极高。
他自己曾说,“尝以文见赏于王葵园、吴挚甫、阎季蓉诸先生”[27]。
他的古文代表著作是《珍涟山馆文集》。
起初,在1919年夏,颜昌峣的《珍涟山馆文辑》两卷已经刊行,由谭戒甫先生做跋,跋中概括并且简单评价了书中内容:
“于上卷言学言史,既服其学之雄而见之远;
于下卷言地方自治,复叹其才之大而虑之深。
末乃附以经义数首,于举国人人所唾弃之余,独浩然不争一日之得失,而暴露于海吞潮沸之前。
是其所思者定、所持者坚,其平生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概,有以使之然也。
”《文辑》只一册,包括两卷,谭戒甫先生既概述了《文辑》的主要内容,又赞扬了颜昌峣先生在那个经学衰颓的年代仍然坚持治经的“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精神。
随后,他的《文辑》中有关“序文”“札记”“书信”“碑铭”“寿序”等文章都收入民国十九年(1930年)振华印刷局出版的《珍涟山馆文集》里,分类更加明确,包括“序”“论说”“书”“赠序”“杂记”“传状”“墓表碑志”“寿文”“赞颂”“哀祭”“辞赋”“诗歌”等十二类。
在此文集出版前,罗庶丹、李肖聃等人给予高度评价:
“此于桐城派之外另树一帜,其湘乡派也欤!
”[28]高度评价了颜昌峣的古文造诣足以另立一派,在湖湘古文水平倒退之际,颜昌峣的文章恰恰能够“为湘中传绝业”[29]。
李肖聃先生也在《珍涟山馆文集·
序》中说“季蓉叹其文为近代所未有,挚甫则谓文章之衰久矣,息庵殆将起而振之也”,都对他的古文水平做了高度的评价。
其中,《珍涟山馆文集》里收集的《颜氏世典诸序》在当时评价颇高,石门阎镇珩说:
“当与王临川《许氏世谱》并传”,桐城吴汝纶评价道:
“谱牒书雅洁如此,近代所未有也”。
[30]颜昌峣所做文章的典型特点是主于经世,这大概与经学大师王先谦的教导及近百年来湖南文人主张“经世致用”的风气是分不开的。
他自己曾说:
“窃以为通经在乎致用、立言期补于世,文苟无关乎治道人心而掉弄风姿、藻饰字句,特末技耳。
”[31]他认为“文章当以学识为主”,不能做无病呻吟。
因此,他的教学讲义必定亲自编订,针砭时弊,才能方便发挥自己的观点和心得;
他的学术著作《管子校释》也是希望能够“施之于治道”;
他的散文、地方自治的文章更是观点议论随处体现。
李肖聃先生说“其学主于经世,深诋文士华靡之习,不欲以曼词自显,非关政理尤不苟作,博大之气充于篇章,远以承韩欧大家之风,近以绍曾刘诸公之业,经纬于事变,发皇乎神思”[32],确是事实。
概而言之,颜昌峣一生的治学经历,可以用罗庶丹的话概括:
“公系出子渊,好学绍其祖。
少日东京游,归为教师主。
历史通中西,华文串今古。
一册珍涟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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