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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则由11.77%下降为0.91%。
据此,中诚信国际将贵阳农商行主体评级由AA-下调为A+,债项评级从A+下调为A。
早在2018年3月,监管层便发布了《银监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将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从150%下调至120%-150%之间,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至2.5%,但满足拨备率下调的条件之一是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即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达到100%的银行,可将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降至最低的120%。
监管层此举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此前市场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颇多微词,监管调整旨在避免某些银行通过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计入不良的手段来有意隐藏不良贷款,以提高银行报表披露的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
实际上,这种调整过程并不影响银行的实际风险,只是会导致一些银行的不良情况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
此次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陡然飙升,主要是该行为了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所致。
贵阳农商行本次成为银行资产质量风险暴露的“典型”,或许只是银行业的一个开始,尤其是对此前通过扭曲不良贷款偏离度的方式来调低不良贷款率的银行有很大的影响,市场对银行业整体不良率的担忧陡升。
甚至,这种担忧情绪的连锁反应也传导至监管层。
继7月2日青岛农商行被证监会取消审核后,7月9日,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再次被取消审核。
据了解,监管层对排队IPO银行的从严审核,尤其是对不良贷款的重点关注是一周之内两家银行被取消审核的原因。
贵阳农商行不良样本
那么,此次引爆事件导火索的主体贵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具有行业代表性引起市场的极大关切,对它进行详细的样本剖析也就具有典型的行业意义。
实际上,贵阳农商行的前身是农信社,并由其合并而成,这也是中国农商行形成的典型轨迹。
2011年12月23日,贵阳当地的南明、小河、白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云岩农村合作银行四家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合并组建贵阳农村商业银行。
成立之时,贵阳农商行注册资本1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5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9亿元。
由于历史包袱较重,业务基础较为薄弱,贵阳农商行本身的资质较差。
较差的资质主要表现为贵阳农商行脱胎于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难免受限于自身地域欠发达的经济结构,在业务开展上对当地人脉圈的高度依赖,无法做到像全国性银行一样建立行长轮换制度以防止利益输送。
再加上农商行、农信社风险管理能力普遍低下,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资产质量容易积累风险因素。
风险管理水平低下有数据佐证。
2013-2016年间,贵阳农商行关注类贷款率基本都在35%以上,除了2015年为30.11%,但仍处于高位,且远高于同期全国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逾期贷款率在2016年年底达到34.01%的高峰,亦远高于同期上市银行整体逾期贷款率。
逾期90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达到623.49%,表明其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极其宽松。
按照逾期90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比例100%的标准,贵阳农商行未认定的不良贷款额为61.99亿元。
为了让账面不良贷款率保持在外界看起来合理的区间范围,贵阳农商行绝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实际上并未及时列入不良贷款,其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存疑。
天风证券认为,贵阳农商行资产质量情况不具有行业代表性,其资产质量极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较大的历史包袱、较低的风控水平,以及当地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
而董事长更替风险更是导致其资产质量风险集中暴露的直接因素。
2016年9月,贵阳农商行原董事长索美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潜在不良包袱已经积累了极大风险且足以使贵阳农商行滑入资不抵债深渊的背景下,新董事长上任之后,存量问题贷款的风险集中暴露也是必然趋势。
截至2016年年末,贵阳农商行逾期贷款率由2015年年末的20.28%大幅上升至34.01%。
对银行而言,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相对主观,因此,资产质量不能只看不良贷款率,逾期贷款率是更重要的指标,也更加客观。
2017年,银监会“三三四十”检查中对银行不良贷款偏离度问题的重点关注,强监管之下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进一步趋严,致使一些银行不良贷款率短时间内暴增的可能性陡增。
由于贵阳农商行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列入不良贷款,导致其2017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暴增至19.54%。
客观来看,贵阳农商行最近几年逾期贷款率其实一直呈显著下降的态势,表明其资产质量有所改善。
2016年年末、2017年年末,贵阳农商行的逾期贷款率分别为34.01%、25.82%;
2016年、2017年、2018年一季度,逾期90天以上贷款比例分别为25.75%、24.3%、18拨备,导致其拨备覆盖率在年底仅为34.15%,而到了2018年一季度,拨备覆盖率则回升至42.42%。
除了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原因之外,讨论贵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问题,还是离不开其所处的地域性因素。
受经济下行、不良风险加速暴露等因素的影响,贵州省银行业资产质量表现一般。
2013-2017年,贵州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由2013年年末的1.33%上升至2017年年末的2.63%,显著高于2017年年末全国商业银行1.74%的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
尤其是2017年,受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认定趋严的影响,贵州省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年末的1.86%跳升至2.63%。
不过,进入2018年,贵州省银行业资产质量出现好转迹象。
一季度,贵州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较2017年年末的2.63%显著下降至2.30%。
从贵阳省另外两家可比银行来看,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率、逾期贷款率均不高,2013-2017年间的不良贷款率均在2%以下,且自2015年以来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说明上述两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在持续出清,资产质量向好趋势较为明显。
此外,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的关注类贷款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贵阳银行关注类贷款率在5%以下,贵州银行关注类贷款率则从2015年的6.86%下行至2017年的2.38%,自2015年以来持续走低的趋势非常明显,这说明上述两家银行的潜在不良风险也在持续出清。
与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相比,贵阳农商行资产质量表现较差,这既有自身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的原因,也有地域性经济结构受限和较大的历史包袱的原因。
种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贵阳农商行背后的银行业务的基础较差,这是其不良贷款率暴增的根本原因。
农商行一般均由农信社改制而来,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行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产权不清、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提升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夯实金融支持“三农”的基础。
不过,由于农信社积弊严重,使得中国农商行普遍存在不良贷款历史包袱较重、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
根��央行《2017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的信息,截至2017年9月末,全国农信社不良贷款率高达4.1%,显著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农信社资产质量明显差于行业平均。
相比上市银行,农商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较松,因而受不良监管趋严的负面影响较大。
2018年年初以来,受不良认定标准趋严及风险暴露等因素的影响,农商行整体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四季度的2.49%大幅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的3.26%,与同时期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保持稳定的走势相比,呈现较大的分化趋势。
2017年年初以来,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与大行走势出现分化。
受不良监管加强等影响,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明显,从而导致拨备覆盖率明显走低,与大行走势出现较大的分化。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和2016年年末,贵阳农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7.59%和10.57%、8.01%和11.77%;
到2017年年末,两项数据分别降至为-1.41%和0.91%,远低于监管要求的标准,资本补充的需求凸显。
在不良贷款飙升的影响下,贵阳农商行2017年年末贷款损失准备缺口高达51.75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净额为-7.28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更是降至-1.41%。
2017年年末,该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合计12亿元计入后,年末资本净额为4.71亿元。
截至2018年3月末,贵阳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较年初上升8.27个百分点至42.42%,仍远低于120%至150%的监管要求。
根据分析,贵阳农商行资本充足率走低,主要因拨备计提不足产生“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进而构成了资本的扣减项。
2017年年底和2018年一季度分别应扣减51.65亿元、33.95亿元,从而对资本充足率造成的影响为-9.96个百分点和-6.55个百分点。
而随着拨备增提和资产质量的好转,该扣减项预计逐步下降至零,各项资本充足率也将缓慢上升。
因此,尽管贵阳农商行短期不良贷款率异常飙升,但没有必要因贵阳农商行的个例就对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持悲观态度。
实际上,因当前货币与信贷政策已悄然微调,加上去杠杆的节奏更加温和,强监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渐减弱,有利于缓解市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未来银行业资产质量企稳的趋势也较为明确。
银行贷款配置结构解析
银行资产质量一直是市场非常关注的问题,而银行资产质量归根结底取决于银行资产的配置结构,即银行贷款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
26家上市银行年报已全部披露,银行贷款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是企业不断做大做强的有力支持。
2017年以来,在经济去杠杆、金融强监管等外部形势叠加的影响下,债券融资整体仍然较为低迷且出现结构性分化,非标融资也不断萎缩,此时,银行贷款额度的分配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天风证券对26家上市银行2017年年报数据的整理,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上市银行贷款结构的基本情况,并对银行资产质量进行深入分析,以展示银行的贷款结构和不良贷款的分布情况,并对市场分析实体行业的信用风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截至2017年年末,上市银行整体资产规模为148万亿元,较2016年年末增长6.29%,2017年年末贷款规模为77.6万亿元,较2016年年末增长10.82%,总体来看,2017年的贷款规模增速快于银行总资产增速。
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中国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以反映贷款收回的可能性并作为计提贷款准备的基础。
其中,五级分类中的后三类被视为不良贷款;
银行在进行五级分类后应确定各级贷款的计提比例以确定需要计提的贷款准备。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从2016年年末的15122亿元上升至17057亿元,同比增长12.80%,2017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为1.74%,不良贷款率与2016年年末相比基本维持稳定。
2017年,“次级”、“可疑”、“损失”贷款分别比2016年年末增长2.61%、19.95%、18.86%。
上述数据显示,2017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仍有所增长,但是不良贷款率相比于2016年已经趋于稳定,2017年,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的规模大幅上升,且占比比2016年也有所提升。
由于银行业不良贷款与经济周期紧密相连,在经济平稳运行的情况下,不良贷款新生成数量会逐渐减少。
从不良贷款率变化的角度来看,与2016年相比,2017年经济发展情况有所企稳。
在目前经济去杠杆、金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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