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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互会解体后,东欧国家如何调整其对外贸易战略?
一、经互会为何解体
法国的一位东欧问题专家曾评论说:
“无论从经互会成立的意识形态从础、还是从其经济基础来看,经互会都是注定要垮台的。
”
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1月5日,它原为前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为抵制“马歇尔计划”而创立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后扩展为不受地域限制的多边合作的国际组织。
在50年代中期以前,经互会的主要功能是为各成员国的工业化而在流通领域内建立以密切的经济联系”,即相互交换原料、粮食、机器设备,并提供少量技术援助。
50年代中期以后,经互会开始对各成员国的国民经济发展5年计划进行协调。
成员国间的合作也从流通领域逐渐扩大到生产领域,并由双边经济关系扩大到多边经济关系。
1959年通过的《经互会章程》(1962年又做了部分修正)进一步规定:
经互会要在“国际分工”原则从础上发展全面的经济活动。
1971年,经互会通过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经互会成员国合作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提出要协调各国从拟定预测、生产、投资直到销售的所有活动阶段及其力量,进一步加强成员国的“生产专业化及协作”,不仅要实行“企业及部门的专业化”,而且要实现“整个国家经济的专业化”。
1975年,经互会通过了苏联提出的“经互会成员国1976一1980年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草案”,要求各成员国根据这个草案修订各自的新5年计划。
苏联称该草案为“联合计划活动方面崭新的、更高的合作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不仅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一也一丝不差地复制了苏联式的经济体制,即中央计划体制。
受这种经济体制的制约,以及在经互会提出的“共同计划活动”、“国际分工”及“生产专业化”的要求下,东欧国家一步步远离自身已有的比较优势,步入了经互会(严格地说是苏联)设立的经济怪圈。
这里面有4大误以:
误区之一,共同计划活动。
它始于1955年。
最初只限于协调各成员国的5年计划。
1971年后,计划工作的范围扩大到对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进行磋商。
自1966年起,经往会将原先实行的先由各成员国制定5年计划后在经互会内部协调,改为先在经互会内协调,然后再制定本国5年计划。
[1]这种程序不仅使经互会(苏联)能决定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经济结构。
这种共同计划活动带有强制性。
各国的计划要最大限度地满足集团经济(主要是苏联经济)的目标纲领,[2]各国的经济政策及经济结构服从地区贸易。
同时,经互会内部的贸易亦以协调5年计划开始。
各成员国一般在下一个5年计划开始前2—3年开始双边谈判,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商品数量及平衡问题在多次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完成。
由于苏联的政治主导及资源特征所致,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在进行其他双边贸易谈判时,首先要同苏联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这种贸易结构使苏联在一系列双边谈判中占优势地位,增加了东欧对苏联的依赖性。
名义上的多边经济关系实际上只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双边经济关系。
在经互会的贸易中,东欧与苏联的贸易是东欧国家之间贸易的1.5—2倍。
误区之二,“生产专业化”及比较优势。
在斯大林时期,经互会一味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忽视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
从赫鲁晓夫时期始,苏联一直努力将经互会的贸易建立在生产专业化及比较优势上(国际交换)。
苏联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当原料及能源的供应者。
据苏联自己称,它几乎满足东欧国家对石油、生铁进口的全部需求、铁矿进口的90%、木材进口需求的80%、石油制品、金属矿材和磷肥进口的70%、棉花、煤、锰矿进口需要的60%。
[3]而苏联则希望东欧国家成为苏联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及其它制成品的供应者。
为适应这种贸易结构,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及资源配置随之顷斜。
一个个原本自然资源厦令、工业基础落后的东欧国家现在却要“努力创造出比较优势”,纷纷面向重型机器制造业、加工工业及燃料动力综合体,从而造就出一个个典型的重型结构。
在本世纪30年代末,东欧一些国家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1950年为10的,保为28、波为53、匈为56、捷为69;
到1950年,东欧国家的工业有所发展,保为60、波为63、匈为“、原民德58、罗为69、捷为82,[4]到970年,东欧国家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和原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4倍、波兰为6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10倍,工业发展的趋势是后来者居上。
在这期间,机器制造业的增长又占突出地位。
原民主德国增长了3倍、捷克斯洛伐克为9倍、波兰为25倍、罗马尼亚为29倍、保加利亚为35倍。
到1970年,机械工程工业已成为这些国家“首屈一指”的工业部门,它约占工业产值的l/3一1/5(原民德为35%、匈、波为30%、罗为25%、保为20%)。
[5]机械设备占经互会内部贸易的40%,苏联进口机械设备的70%来自东欧。
[6]随着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东欧国家机械设备的出口能力也不断加强。
到1985年,保的机械设备出口已占总出口额的57.6%、原民德为51.2%、捷为48.2%、匈为44.8%、罗为51.3%、波为18.7%。
[7]这种专业化生产使得东欧国家的经济与经互会(特别是苏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苏联愿意用石油及天然气来换取东欧的“软”产品。
事实表明,根据“比较优势”制定的生产专业化增加了东欧经济对经互会(特别是苏联)的依赖性、需求弹性减小。
误区之三,“无市场”经济。
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中,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计划中的实物产出基础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失去了指导(资源)配置功能。
在计划贸易体制下,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不是直接满足国内需要的自发行为,而是共同计划活动的结果。
国家代表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预先承诺某种责任(出口产品的型号及产量),政府间的协议换货取代了企业一市场关系。
企业只根据国家下达的定单完成生产,“销售”由国家负责。
导致企业与市场脱节,从而引发企业的依赖和惰性行为:
企业总是要求国家对出口产品的生产进行补贴,而不关心节约劳动成本、不关心建立质量标准,不关心科技进步。
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仅单位成本高,而且质量低下,形成在世界市场上无销路的“软”产品。
可见,经互会内部贸易与科尔内所称的“软”预算约束之间有直接联系。
[8]
“软”产品的存在,使东欧国家无法进入世界(特别是西方)市场。
而将对外经济关系最大限度地限制在经互会内。
成员国之间交换的资本货物及中间产品自然都是“软”产品。
一旦“软”资本货物进入生产流程,其零配件自然也是“软”产品。
由于经互会的功能更象“软”产品的集散地,因而称它为“自由关税联盟”更恰当。
误区之四,“抵制改革”机制。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低效益及世界科技进步,使东欧国家意识到要改革。
但改革的理论并未提出要用市场机制代替中央计划体制(只有匈牙利例外)。
[9]认为在“无市场”条件下一样可以改进产品质量。
在经互会国际贸易体系中,出口原则上是为实现双边贸易平衡。
在无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因而它们也不会有脱离经互会“软”产品交换体系的愿望,任何旨在鼓励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被认为只会损害企业在经互会内的交易。
向经互会出口的企业,作为贸易商品领域的一部分,也是进口商品的潜在竞争者。
但是,在计划经济中,进口就其本质来说与国内生产是无竞争性的,即便在放弃了计划体系的匈牙利也是如此。
匈的企业仍旧乐意选择从经互会国家进口,通过这种事先计划好的、同本国产品无竞争性的进口来实行贸易保护。
同时,政府还认为,保持与经互会的贸易是国内就业稳定的一个因素。
因此,经互会成员国的外贸重心始终倾向由经互会,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贸易体系。
这种倾向在80年代进一步得到加强。
这一特征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表现充分。
在1986年,保、罗、捷三国对经互会的进出口比重分别占这些国家进出口市场结构的75.5%和81.7%、55.7%和42.6%、59.3%和56.4%;
1959年,上述三国对经互会的进出口比例分别为73.7%和84.0%、55.1%和40.2%、56.1%和54.9%、[10](尽管经互会内部贸易有所增加,但经互会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却从1970年的9.9%下降到1988年的7.6%)。
[11]
除了上述宿疾的折磨外,8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因素也加速了经互会的解体。
首先,苏联对与东欧的贸易条件越来越不满意,特别是它越来越感到无力再继续承受对东欧的能源出口补贴。
如果说1970年苏联同经互会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条件(石油)同为100,而在1981年,苏联同经互会及西方国家的贸易条件(石油)则分别为133.5和250.2(比率为0.53)[12],也就是说,苏联要以几乎低于国际市场1/2的价格向东欧出口石油(苏联对每个单位量的出口补贴为1/3强)。
1987年,苏联与东欧的外贸中尚有6000万转帐卢布的盈余,但到1988年却出现24亿转帐卢布的赤字,1989年的赤字为40.8亿,1990年更上升至130亿转帐卢布。
苏联急欲改变这种与已不利的贸易条件。
其次,由于苏联境内能源储备逐减少及开采费用的上涨,苏联满足东欧国家能源需求的能力逐渐下降。
在80年代,苏联曾三次减少对东欧的石油供应(1980减少20%、1982年减少10%、1989年减少8—10%),1990年又宣布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减少30%!
这迫使东欧国家另寻油源、经互会(苏联)的魅力开始减弱。
第三,80年代后半期起,经互会内部贸易额开始下降。
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条件,苏联从1986年起开始调整外贸方向,同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贸易不断下降。
1986年,苏联同经互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60.4%和61.7%。
而到1990年,这组数字分别下降到55.8%和49.7帕[13]。
另一方面,东欧政局剧变后,民族主义膨胀,反苏情绪强烈,政府(特别是波、匈、捷)及国民均想尽快摆脱苏联的影响,回归欧洲,导致同苏联的经贸关系及政治关系的疏远。
当然,导致经互会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在双方均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苏联贸然决定改变与东欧传统的易货贸易及结算形式,导致经互会内部贸易额大幅下跌及经济秩序极度混乱(当然也有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
经互会名存实亡,不得不宣布解散。
二、经互会解体对东欧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
苏联关于改变经互会传统贸易方式的决定出台不久,人们就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发出警告。
苏联外交部的一份报告指出:
“转向新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多边的进程。
它不应突然减少以致严重威胁现存的经济关系,因为这会对我国及其他经互会国家产生极其消极的经济影响。
”[14]罗马尼亚前总理罗曼也说: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过分轻率和太快地放弃自己过去的伙伴市场是显而易见的错误。
”但这些警告及预言并未能阻止注定要发生的双边贸易灾难。
因为,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已将东欧国家的经济与苏联的经济十分牢固地(但不合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双方均未做好物质准备的条件下,突然改变传统贸易方式,给双边经济关系带来的不是有序的调整,而是灾难性的破坏。
由于东欧一苏联贸易中各方出口构成不同,贸易崩溃的主要受害者自然是东欧国家。
其表现如下:
1.外贸失衡,严重影响到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
经互会整体贸易水平在经过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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