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分析与展望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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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影响一个国家总体信用风险水平的长期、基础性要素;
然后逐个考察主权信用风险、金融体系信用风险和国家总的外债风险。
通过上述各方面的分析我们绘制出沿线各国风险状况分布图如下:
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将对沿线国家在国家信用风险研究所涉诸要素下的排名情况予以披露并有侧重的进行分析,对个别风险最大国家在2016年的发展情况予以展望,最后我们将探讨中国在促进沿线国家信用风险改善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沿线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性相对较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进入高发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要把握住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下的发展机遇,需要客观地研究本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产业转移对接方式,这考验着沿线国家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能力。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目前阶段主要以大型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而项目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大公通过考察沿线国家政治权力稳定性、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关系等要素,对沿线各国政治风险分别予以高稳定、较稳定、低稳定、高风险以及极高风险五个级别分类(见图1、图2)。
在41个受评国家中,高稳定国家仅有一个,极高风险国家数量亦相对较少,分布在低稳定区域的国家最多,表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面临的整体政治风险较高。
高稳定国家权力交替制度化,政府运行稳定,主要政党具有较为明确的政治共识,政策出台审慎,作用显著,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预期。
东南亚的新加坡政治风险评分最高,为11分,为唯一高稳定国家。
处于第二级别较稳定的国家有14个,中东欧分布最广,包括捷克、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
其次是西亚及中东地区,包括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及以色列;
该级别的国家还有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以及俄蒙的俄罗斯。
处于第三级别的低稳定国家数量为15个,分别为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孟加拉国、印度;
中东欧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西亚及中东地区的格鲁吉亚、阿联酋、阿曼、约旦。
处于第四级别高风险国家数量是9个,分别为中东欧的波黑、白俄罗斯;
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埃及、土耳其、科威特;
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俄蒙地区的蒙古。
低稳定和高风险类型的国家或仍处于政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或国内部族、宗教矛盾突出,或国际关系不佳,导致内部政局不稳定,缺乏或难以确立适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顺利推行,政治风险成为影响国内经济表现的核心因素。
处于第五级别的极高风险国家分别是中东欧地区的乌克兰和西亚及中东地区的也门,分别为0分和1分,政治风险极高。
乌克兰方面,明斯克停火未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根源,短期内乌克兰东部动荡局势仍将持续,政治环境极其脆弱。
也门内战爆发,国内政局呈现不稳定状态,长期积累的国内矛盾以及外部势力纷争使政局将持续动荡,政治风险极高。
下面对高风险国家分布较多的西亚及中东地区重点进行分析和展望。
西亚及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进入高发期。
各国政治风险此起彼伏和国际油价长期低迷将可能致使其地缘政治风险保持在高位。
一方面,该地区民族众多、宗教林立、各区域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多,巴以民族冲突、逊尼派与什叶派宗教冲突、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对立、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等多重问题,导致社会无序、暴力冲突不断。
另一方面,地区地缘政治敏感,区域内大国与外部势力的干预使得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地区持续性动荡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充满挑战。
伊朗核危机虽暂时偃旗息鼓,但也门内战仍旧处于高危时期,沙特和伊朗政治博弈仍在继续,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冲突、埃及政局混乱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仍可能烽烟再起。
特别是近期叙利亚局势深度恶化,地缘政治风险继续上升。
整体看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恐怖主义活动等多重矛盾,导致地缘政治分歧和动荡不断发生,甚至经常发生政权意外更迭的现象。
政局动荡常态化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成系统性风险。
二、沿线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经济下行风险较大,但同时潜力较大,前景广阔
宏观经济实力是一国经济体系创造新增价值及其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大公通过考察一国在当前和未来创造国民财富并保持经济稳定的能力,对沿线各国宏观经济实力分别予以极强、较强、中等、较弱以及极弱五个级别揭示(见图3、图4)。
经济实力极强的国家经济创新能力强,处于产业链高端,且经济结构合理,更容易化解各类内外部危机的冲击。
相反经济实力极弱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极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经济增长潜力不足或难以发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经济下行风险较大。
截至2015年底,沿线国家区域经济总量估计达到23.2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1.7%,诸项经济增长指标好于全球水平。
如平均经济增长率、平均贸易增长率在2000~2009年及2010~2014年两个时期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保持较快增长。
因而,41个受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实力极弱的国家数量为0。
经济实力较弱国家数量也相对较少,为6个。
大部分国家分布在经济实力中等及实力较强区域,其中,近半数国家处于实力较强级别(共20个国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发展潜力较大。
经济实力极强国家有2个,分别是东南亚的新加坡和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卡塔尔。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法律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发达,产业结构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劲,位列高稳定国家首位。
较强国家20个,主要分布在西亚及中东以及中东欧地区,西亚及中东分别为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巴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7个国家;
中东欧分别为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匈牙利、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捷克7个国家;
东南亚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3个国家;
此外还有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以及南亚的印度。
实力中等国家共13个,包括中东欧的乌克兰、保加利亚、白俄罗斯以及克罗地亚;
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南亚的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东南亚的菲律宾和越南,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埃及和约旦,此外还有蒙古国,这部分国家或经济结构矛盾较大、产业转型升级困难,或经济脆弱性明显,在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锐降、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口减少、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引致资本市场动荡加剧的不利环境下,经济风险较为突出。
实力较弱国家分别为西亚及中东的也门、格鲁吉亚;
中东欧的波黑和塞尔维亚;
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东南亚的柬埔寨。
大公选取两个因经济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波黑和塞尔维亚重点阐述如下。
波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结构性问题突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风险较大。
波黑虽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并具备一定工业制造业基础,但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由于政治长期不稳、经济改革推进缓慢,内战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基础设施落后,这导致工业制造业的优势并未得以充分发挥,国内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虽较战后初期明显下降,但至今仍徘徊在100%以上。
受此影响,国内储蓄率常年为负,生产性投资高度依赖外部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过高的储蓄与投资缺口致使贸易逆差继续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
与此同时,高企的政治风险与停滞不前的结构性改革也使私人部门活力不足、灰色经济规模庞大等问题严重,财富创造能力脆弱。
中长期内,结构性改革推进阻力较大且缺乏制度性保障,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资源丰富等优势将难以充分发挥,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受限。
受制于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塞尔维亚经济增长潜力受到抑制。
塞尔维亚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虽然在冶金、汽车制造、纺织、仪器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基础,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且相对低廉,但是目前这些增长的潜力却受到了结构性问题的制约。
由于经济转型时间相对较短,且国内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态度并不一致,导致改革进展缓慢。
首先,私有化持续推进使失业率上涨、私人消费下滑,不利于经济增长;
其次,尽管削减了部分公共部门人员以及不必要的支出,但公共部门规模依旧庞大,进一步恶化了财政赤字;
最后,劳动力市场僵化,经商和投资环境较差,抑制了微观主体市场化因素的发展壮大。
三、沿线国家主权债务风险较为分化,部分国家偿债来源恶化与外部流动性压力上升导致主权信用级别面临下调风险
沿线国家较大差异性的偿债环境与财富创造能力促成主权信用水平较为分化。
大公所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级别分散于AAA至CC(见图5),其中BBB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最多,级别在A级别至B级别档较为集中,极高和极低级别数明显偏少。
按照投资级别和投机级别区分,41个受评国家中本币级别处于投资级别的有23个,投机级别的有18个(见图6),外币级别涉及的投资和投机级别数量与本币整体一致,总的来说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较高。
具体来看,AAA级别只有东南亚的新加坡1个国家。
AA级别一共有4个国家,为西亚及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曼。
A级别共8个国家,分别为东南亚的马来西亚;
中东欧的波兰、捷克、爱沙尼亚;
以及西亚及中东的阿联酋、巴林、以色列和俄蒙地区的俄罗斯。
BBB级别共10个国家,分别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
南亚的印度;
中东欧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
BB级别共7个国家,分别为东南亚的菲律宾;
南亚的孟加拉;
中东欧的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
西亚及中东的土耳其、格鲁吉亚。
B级别共8个国家,分别是俄蒙的蒙古;
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
南亚的斯里兰卡;
中东欧的塞尔维亚、波黑;
西亚及中东的约旦、埃及;
CCC级别1个国家,为南亚的巴基斯坦。
CC有2个国家,分别为中东欧的乌克兰和西亚及中东的也门。
同时受货币错配和汇率风险影响,沿线一些国家主权外币债务风险高于本币。
大公评级的41个国家中,7个国家外币级别低于本币级别。
沿线部分国家偿债来源恶化与外部流动性压力上升使主权信用级别面临下调风险。
沿线部分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挽救和刺激经济,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上升和政府债务膨胀。
2015年估计沿线国家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已达4.9万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54.7%,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之比分别从2008年的35.9%和109.1%升至44.8%和167.1%。
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以及美联储加息的不利影响使沿线国家各级政府平均赤字率将不得不保持在4.1%的较高水平,预计各级政府总债务增长8%,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之比进一步升至45.9%和172.7%。
沿线国家经济稳定对政府财政及债务的依赖性总体看有增无减。
四、沿线国家整体金融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对全球金融市场高敏感度等问题将为金融部门带来较大风险
“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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