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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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体的崛起稍晚于湖湘派,崇尚的是宋诗,与湖湘派推崇汉魏六朝诗异趣,却是后来居上,成为晚清诗坛的主流派别,取得的成就也非湖湘派所能比拟。
可是,当同光体诗人面对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时,仍无法忽视其影响。
考察同光体诗人对这一影响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同光体诗学的认识,今试从陈衍、沈曾植和陈三立人手进行剖析。
陈衍作为同光体诗论的干将,于汉魏六朝诗本就不甚重视。
《冬述四首示子培》其三:
“当涂逮典午,导江仅至澧。
”谓魏晋的诗歌仿佛长江导源仅到达澧水而已,喻指其成就不高。
《瘿喳诗序》云:
“微论大小《雅》,《硕人》、《小戎》、《谷风》、《载驰》、《氓》、《定之方中》诸篇,六朝人有此体段乎?
《绿衣》、《燕燕》,容有之耳。
微论《三百篇》,《骚》之上帝喾,下齐桓,六朝人有此观感乎?
滋兰树蕙,容有之耳。
故余曰:
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
”此文主要针对的是严羽“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之论,而集矢于严羽所欣赏的六朝诗。
“体段”包含内容与章法,“观感”即精神视界,两者涵蕴深厚的学养,风雅兼备,而这是六朝诗所欠缺的;
六朝诗所有的,只是《绿衣》、《燕燕》,滋兰树蕙之类,是“有风而无雅”,有才情而无学问。
陈衍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聆风移诗序》),以此考量六朝诗,自会觉其不足为训。
但他对学习六朝诗又存在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他于诗学六朝者有些微词。
如《陈仁先诗叙》:
“(仁先)独肆力为凄婉雄挚之诗,始为汉、魏、六朝,笔力瘦远,余虑其矜严而可言者寡也,意有未足。
”《调子培并答惠诗》:
“淡远深微有本真,镂金错采费精神。
”认为单纯从情感与词采着手为诗,是“可言者寡”、“费精神”,对六朝诗的缘情绮靡不以为然。
另一方面,他于学习六朝诗又未完全否定。
《石遗室诗话》卷——:
“余谓爽秋五言古,实以潘、陆、颜、谢骨格,傅以北宋诸贤面目,故觉其僻涩苛碎,然工力甚深,终不愧雅音也。
”《知稼轩诗叙》:
“苏堪原本大谢,浸淫柳州,参以东野、荆公。
”对袁昶取径晋宋、郑孝胥根柢谢灵运还是认可的。
他甚或认为学诗完全可以取法六朝,关键是怎么学。
《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
“生(黄曾樾)之诗文可以成家,文学桐城,诗学《选》体,皆取法甚正。
夫汉、魏、六朝诗岂不佳,但依样画胡庐,终落空套。
作诗当求真是自己语,中晚唐以逮宋人,力去空套。
”六朝诗并非全无是处,但不能生搬硬套地去学习,依样画葫芦即成“空套”。
这和他在《奚无识诗叙》中所说是一致的:
“所贵乎为诗者,非必蕲于相尚也,而不可无以自尚。
自尚者,一人有一人之境地,一人之性情,所以发挥其境地性情,称其量无所于歉,则自尚其志,不随人为步趋者已。
”强调“相尚”与“自尚”、模仿与自立的关系,矛头所指,隐然是王闿运对六朝诗的字摹句拟,“无以自尚”,“随人为步趋”。
陈衍的诗学取向是宋诗,却又力主诗不分唐宋,持论宏通而颇具创新之思。
尝云:
“宋唐区划非吾意,汉魏临摹是死灰。
”(《仲英寄七言古诗数十韵推挹逾量勉报一律》)。
明确反对诗分唐宋,又对专意模仿汉魏六朝诗加以讥评。
于坚守六朝壁垒者,陈衍多鸣鼓而攻之。
他把湖湘派目为“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
《文莫室诗续集叙》云:
“蓄积贫薄,翻覆只此数意数言,或作色张之,非其人而为是言,非其时而为是言。
视貌为汉魏六朝盛唐之言者,无以胜之也。
”《(近代诗钞述评叙》:
“于是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觉其面目性情之过于相类,无以别其为若人之言也。
”亦是从“随人为步趋”,缺乏自己的性情、面目着眼进行批评的。
这和他的诗学主张讲究真性情、真怀抱,注重“深造自得”相一致。
到晚年他更指斥湖湘派为伪体。
《石语》云:
“钟嵘《诗品》乃湖外伪体之圣经,予作评议,所以捣钝贼之巢穴也,然亦以此为湘绮门下所骂。
”以《诗品》为湖湘派“伪体”之圣经,直目湖湘派为“钝贼”,已近诟骂。
对效六朝文者,亦呼为“伪魏晋体”。
《石语》:
“作文难于作诗,伪魏晋体及桐城文皆无出息人所为,又散文中杂以骈语,如阳湖派所为亦非体。
”视效六朝为骈文者为“伪魏晋体”,对桐城文和阳湖派文皆有微词。
《石语》又云:
“少年女子自有生香活色,不必涂泽。
若浓施朱白,则必其本质有不堪示人者,亦犹文之有伪魏晋体也。
”以为“伪魏晋体”本质不堪示人,矛头所指仍是湖湘派的“选体文”。
这不排除有借贬抑诸家而高自位置的因素在里面,但换个角度考察,却也可窥见陈衍“由学古转向开新”、“转学古而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学观。
所谓“生香活色”,和禅、儒都曾倡导的“活泼泼地”相类,乃是出自本心本性,不事涂泽,这即是同光体处于新旧文学变迁之际蕴含的诗学要义。
以此与湖湘派高言复古的陈腐相对抗,陈衍以文化的新视野对传统诗学的扬弃于斯可见。
陈衍对湖湘派模拟汉魏六朝诗文的批评,因为指涉多人,态度还稍显平和。
对王闿运的批评则要严厉得多。
由于王闿运在诗坛有重名,公开场合下,陈衍也注意批评的分寸。
《近代诗钞述评》云:
“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
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
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
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
”。
对王闿运“墨守古法”超越七子,只是略致不满而已。
《近代诗钞述评·
邓辅纶》:
“弥之诗全学《选》体,多拟古之作。
湘潭王壬秋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音也。
但微觉千篇一律耳。
”评邓辅纶而言及王闿运,不过是“微觉千篇一律耳”,也没有多大的批评力度。
但陈衍私下里对王闿运的评论就毫不留情了,在与其弟子黄曾樾的谈话中,基本对王闿运全盘否定。
“王湘绮除《湘军志》外,诗文皆无可取。
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余皆落套。
散文尤恶劣不可读,至用‘泥金捷报,等字,岂不令人齿冷。
”“《湘军志》诚是佳构,善学《史记》、《通鉴》,其多微词,尤冷隽可喜。
湘绮楼他文不称是,莫明其故。
”在他眼里,王闿运的诗文皆已无足称道,仅有些许可作“史乘资料”。
更有甚者,在王闿运早归道山后的1932年,他在与钱钟书的谈话中论及王闿运,极力丑诋之,则已迹近于诬。
“王壬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其人嬉皮笑脸,大类小花面。
着作惟《湘军志》可观,此外经学辞章,可取者鲜。
余诗话仅采其诗二句,今亦忘作何许语。
”对王闿运的外貌、人品进行攻击,经学辞章亦皆无所取,作《诗话》仅仅采取其诗二句,竟远不及采择其庖人张宗扬诗的数量,贬抑可谓甚也。
“人以‘优孟衣冠’讥壬秋诗,夫‘优孟衣冠’亦谈何容易。
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人今语,正苦不纯粹耳。
至以‘泥金捷报’人诗,岂不使通人齿冷!
”以闿运之作连“优孟衣冠”都谈不上,又以其学古不纯,阑人今语。
至于“泥金捷报”已见其与弟子黄曾樾之谈论,今复提及,再三致意焉。
“优孟衣冠”之诮,王闿运实早有语辩之。
《诗评论陈海根》云:
“自明以来,优孟衣冠之诮,流谬三百年,下至袁、蒋、黄、赵而极矣。
究之诸家,亦复自成一色,非浪得名者。
彼诗不可学,则非叔敖;
彼诗若成家,仍招优孟。
立说自穷,欺人自欺,达者宜早鉴之。
”惜乎陈衍似未见其语,仍以“优孟衣冠”的老话头诮之,正是闿运所谓“欺人自欺”者也。
对陈衍加于王闿运的“险刻”之论,也有人予以批驳。
汪辟疆在《评陈石遗(近代诗钞》中说:
“诗自明清以后,不出唐宋窠臼。
题不拟古,诗固未尝戾古。
学汉魏固拟古,学六朝三唐亦拟古。
即学宋,亦何尝非拟古?
陈氏自言学宋,必欲举汉魏六朝三唐而空之,使天下诗人,尽祖两宋,抑何所见之不广耶?
”就陈衍从学宋出发抨击王闯运进行了批评。
刘梦芙则云:
“同为学古,王壬秋喜汉魏六朝,石遗喜宋,取径不同,有弊则一。
为昭明选体诗文者,浓施藻采,或为优孟衣冠;
效宋诗之拗峭寒瘦者,亦未必独开生面。
壬秋之本质,原非蓬头龋齿,令人掩目避之;
石遗又岂能如少女之活色生香,令人心魂俱醉哉!
”这也是力驳陈衍,为王闿运鸣不平。
至于陈衍何以对王闿运恶语相加,张宏生是这样解释的:
“陈之所以这样反对王,一则因为王是宋诗派和同光体之间最大的诗家,要宣扬尊宋理论,必须予以清算;
二则王的影响力不小,当时诗人或曾信奉其诗说,如陈三立,或坚持其理论,如陈锐,其诗坛地位不容低估”。
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更深层次的因素,笔者认为乃在于两者审美取向与诗学目的的差异。
王闿运倡导汉魏六朝诗,趋向于复古,重其趣味兴象,求美求韵求格,意图拯起高妙超逸的汉魏风骨;
陈衍提倡同光体,由学古而开新,其祈向是求真求实,求变求力,目的是于诗道危亡之际振衰起弊,具有深切的文化关怀。
这一显着差异,遂导致陈衍对王闿运过于矫激的评判。
这种矫枉过正的论调和五四新文学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主张在精神内涵上颇为相近,不过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话题,此不具论。
沈曾植的诗学主张主要见于《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钱仲联曾指出该文包含四层意思:
第一,倡三关之说;
第二,用佛理谈诗;
第三,主张通经学、玄学、理学为诗;
第四,对“明人学古”并不完全否定。
这几乎含摄了沈曾植诗学的全部。
四层意思中,除却以佛理谈诗外,其余皆与王闿运或多或少有所关联,故由此人手,考察沈曾植与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的关系。
“三关说”是沈曾植诗学的重大发明。
他先是认同陈衍的“开元、元和、元佑”之“三元说”,在与弟子论诗书中,复把开元换成元嘉,完成自己的诗学建构。
这一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即在于他对诗中情与理关系的独特认识,以及对元嘉诗的发现。
元嘉诗是古典诗歌发展的一大关捩:
玄学、佛学趋于合流,且在诗歌中得以表现,诗情与哲理融会;
山水诗逐渐挣脱玄言的束缚,走向情景交融,诗坛孕育着新变。
对“元嘉关”的博通,契合同光体学古变机、别开生面的诗学追求。
如何通“元嘉关”,沈曾植有很好的说明:
一是“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
王羲之《兰亭诗》是典型的玄言诗,具有较强的理趣;
谢灵运山水诗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并往往融入佛教义理。
右军诗与康乐诗合参,可洞见哲理与情思融合之机枢,直探元嘉诗的特质,即元嘉体由右军《兰亭诗》以来,一以贯之而又不断生长,合山水佛理玄言为一炉的风貌。
所谓“打并作一气读”,即一面言其生长与发展的诗学新变,一面言其两诗人真俗相关、理事相融的要义。
而真俗相关,是指对于人生义谛求索之真义,与实际生活相关,以及诗人眼前境与哲人心中理的相融。
这恰恰是沈曾植诗歌的成就所在。
二是以支遁佛理诗为导源,参以《论语》皇侃义疏,来把握谢灵运、颜延之诗中佛学和儒学之两端。
沈曾植《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曾言及支遁诗与康乐诗的关系:
“‘老庄告退,山水方滋。
’此亦目一时承流接响之士耳。
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
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
挹其铿谐,则皆平原之雅奏也。
”康乐诗沿着支遁佛理诗而来,参以儒学修养,遂得称为陆机所推崇之“雅奏”。
融经学、玄学与佛学于一炉,这正是沈曾植的“学人之诗”,也是他通元嘉关、重晋宋诗的主旨。
沈曾植论诗有云:
“建安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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