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时代学术的复苏与繁荣百家争鸣之后的思想大融合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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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汉之初，对前朝政治作一个理论的总结和评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

实际上，不妨将之看作是一场有关汉代治国之道选择的“大讨论”。

陆贾应高帝的要求着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

贾谊则写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过秦论》。

贾谊的结论是：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灭六国、兼并诸侯所依靠的是铁硬的手腕和绝对的军事强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还是这套路数，显然是行不通的。

秦王为政的错误，首先发生在思想认识上。

即，没有能够对获取天下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出全面、正确的估计，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彻底从战争状态下走出来，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改变策略、易弩更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兼并天下可以凭借一时强盛的武力和法家的严刑酷律，但治理国家却需要换一种手法，即通过安抚怀柔、顺服感化、仁义规劝、舆论引导等途径来赢得民心，增强统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攻”之道毕竟不同于“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于“守”之政。

所以，能不能施行仁义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要害与关键。

贾谊的论点在汉初时代几乎赢得了学界与政界的普遍认同。

这可能为不久将来的儒学独尊大造了舆论。

政治上的无为之治对学术界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

高帝建汉之初，“敢有挟书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

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直接灾祸就是学术的凋敝。

大概在高帝之后，才开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

文帝即位，更加留意于学术，曾遍寻治《尚书》者，得秦博士伏生；

朝中有博士官七十余人，包括诸子传记博士、《诗》博士。

又任用贾谊、晁错、阴阳家公孙臣等为朝臣；

一度还酝酿改制度、易服色。

幸免于秦焚的古籍，此间多有出现。

自吕后至文、景之世，由于当政者奉行黄老之学，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未曾加以干预，诸子学术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就连诸侯王都倾心于学术，楚元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的身边都聚集了一群学者，从而在朝廷以外，形成了一些学术中心。

譬如，刘安就“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而为其着述立说。

刘德的门下，“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

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宫，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至成帝，又因为“书颇散亡”，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正是由于文帝以来几代君臣的努力，诸子的着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司马迁以为：

“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

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

学术文献的复出、收集、整理与研究，使得诸子之学的再度繁荣具备了基本条件。

二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诸子各派几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汉初，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的并存，为纵横家的兴盛提供了舞台。

郦食其是敢在高帝刘邦面前“言六国从横”的“说客”。

陆贾则“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

邹阳、严忌、枚乘是景帝年间“皆以文辩着名”的“游士”；

武帝时的严助，十分善对，“以苏秦从横”为长，曾“与大臣辩论”，结果却是“大臣数诎”。

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凭借口才游历于燕、赵、中山、齐之地。

至于徐乐、严安、终军、聊苍等人，在他们身上都不乏纵横家所必备的才质。

道家之学的发展更是空前的。

文帝本人就是“好道家之学”的。

惠帝的丞相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陈平则“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史记·

外戚世家》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即便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虽然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但仍然流行甚广。

至东汉时代又趋于兴盛。

在汉初，名家、法家与道家在思想实质上似乎已经走向了统一或融合。

名家重视“名”的分辨，讲求“名”与“实”的一一对应关系，强调应该“名副其实”或“名实相符”。

名家的原则落实在政治哲学中则就是法家所主张的一断于法、职分严明。

所以，人们常将“刑”与“名”并称。

君主帝王驾御群臣，只要循名责实，清静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这岂不是黄老道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

也正是由于与道家的密切关连，乘着黄老思想盛行的东风，法家思想在汉初时代的实际地位并不低。

贾谊虽也倡导仁义之学，但在其重农抑商、收铜布、禁铸钱、御匈奴等政治主张中仍不时透露出明显的法家气质。

作为文、景时代法家重要人物的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为人峭直刻深”，还专门教太子以“术数”。

晁错关于制服匈奴、徙民守边、平削诸侯、募民受爵的系列上疏，堪称新一代法家论述耕战的代表之作。

阴阳家在汉初也有所进展。

张苍、公孙臣、贾谊都是西汉前期的阴阳学大家。

太史公自序》称“张苍为章程”，说的就是张苍继承了战国驺衍的阴阳之学，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德当建于水，色尚黑，正十月。

所以，汉初的历法都依据这一原则而制定。

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

”公孙臣的建议，对后来武帝的太初改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武帝设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阴阳学又一次在理论上发挥了指导作用。

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汉初时代的学术繁荣作铺垫，所以，到了班固的东汉时期，研究诸子的学术流派已呈林立天下的态势，其所见的诸子着作，也是种类繁多，俨然一派“百家争鸣”的绚丽图景。

据《汉书·

艺文志》的统计：

此时，仅“六艺”之学就有130家，3123篇，具体为《易》，13家，294篇。

《诗》，28家，416篇。

《书》，9家，412篇。

《礼》，13家，555篇。

《乐》，6家，165篇。

《春秋》，23家，948篇。

至于诸子，共有189家，4324篇。

各家的情况分别为：

儒学，53家，836篇。

道家，37家，993篇。

阴阳家，21家，369篇。

法家，10家，217篇。

名家，7家，36篇。

墨家，6家，86篇。

纵横家，12家，107篇。

杂家，20家，403篇。

农家，9家，114篇。

小说家，15家，1380篇。

这还不包括赋、杂赋、诗、兵、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方、房中、神仙、方技等门类的大量着作。

其实，这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之后，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

　　三帝国政治的大统一催促着思想的大融合。

几乎就在汉初学术复苏并逐步走向繁荣的同时，学术界本身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整合态势。

在经历了长期的争鸣、辩难与颉颃之后，各家学说、学派又开始相互吸纳、彼此兼容。

这种态势几乎从战国后期就已露出端倪，到秦汉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从《荀子》、《韩非子》到《易传》，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甚至还包括《经法》、《黄帝四经》和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以及稍晚一点的《盐铁论》、《白虎通》，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兼容、整合的趋向。

《荀子》一书，虽师法孔子，但其主张制命、坚持法制、反对神鬼、明于辩察的精神实际就已兼儒法、合道墨了。

《韩非子》熔法、术、势的思想于一炉，同时还吸收了老子的哲学精髓。

《易传》由天而人，源于儒家，却又有老子天道观念的印痕和阴阳之学的基本框架，把人事政治、日用伦常统统纳入到宇宙自然的整个系统中去考虑，从而建构出一套完整的世界图式。

进而，这些流派、人物就不再是纯粹的一家一学，而毋宁是以一家一学为主，兼收他家他学，或是尚未经过充分磨合、消化的多家杂凑。

所以，也难怪后人常将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学术着作称为“杂家”。

《汉书·

艺文志》指出：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兼儒、墨，合名、法；

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可见，杂家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正视诸子之学各自对于治国的合理因素或有用方面，并广泛吸纳百家的思想成果，但短处则是材料繁杂，体系粗糙，难以寻找到一种统一的基本主张和核心观念。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吕氏春秋》，“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目的就是要“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整合百家之言、寻求思想一统的雄心之大、气魄之高，似乎已跃然纸上。

“听群人之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

何以知其然也？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

……故一则治，异则乱。

一则安，异则危。

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

”长时期的百家争鸣一直搞得人群民众视听混淆、无所适从，这种局面应该可以结束了，再不实现思想意识的统一，则必然要导致人心的涣散和国家的消亡。

思想意识的一统必须借助于政治的一统。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干是道家，《老子》对它的影响是最大的。

譬如，《吕氏春秋》最高的哲学范畴——“道”或称“一”“太一”，就直接来源于《老子》。

《老子》以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在《吕氏春秋》中，则有：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

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老子》提出：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吕氏春秋》则主张：

“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昭”，“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

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庄子对《吕氏春秋》的影响也有稽可证。

《吕氏春秋》是作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召集若干“食客”编撰而成的，其背景是秦在事功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

这样，不妨将《吕氏春秋》视为对秦王法家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

而秦是以刑法治国的，所以，法家无疑会对《吕氏春秋》产生一定影响。

如，《察今》一篇所强调的“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来自于商鞅、韩非。

《慎势》专论权力，与慎到、荀子及韩非的主张相一致。

《知度》、《君守》所言“督名审实”、“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都是源于老子、管仲和韩非的君人南面之术。

不过，《吕氏春秋》也反对法家治国专恃威势、法术、刑律的主张，而提倡德法相济、恩威并施、赏罚俱行。

同时，也拒绝韩非所提出的那种树立绝对专制君权、以利害定是非的观点。

墨子思想在《吕氏春秋》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

《仲春纪·

当染》一篇几乎全部转录了《墨子·

所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