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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志纲:
90年代下海潮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
2010年10月25日13:
19
核心提示: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
为什么这么说,90年代是一个传统价值体系彻底受到冲击的年代,今天可能感觉不到,但是那个时候,尤其是逐渐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力量已经让所有人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不管是怀抱治国理想,还是为生计所迫,甚至是受到诱惑,都纷纷走向市场这个风云莫测的海洋之中。
原有的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形象等等全被打破,到海里人是要靠真实的生命能量去搏斗的,所以说。
”
“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10多年的社会变迁,知识分子下海,可以说是这段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岁月中情节最为精彩、最富有戏剧性、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时代乐章之一了……值此数千年一遇之变局,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学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存方式了。
”
这是王志纲在《第三种生存》一书中的序言。
在王志纲看来,知识分子下海乃千年一遇之变局。
千百年来,在抑商观念下、官本位的政治体制下,知识分子的命运无外乎两种:
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
然即使处江湖之远者,诸如李白、杜甫,也都郁郁不得志,所学才艺也不过是为得到皇上认可,盼着得到一官半职;如陶渊明者,之所以能悠然见南山,也是因为其家有良田万亩做后盾,上百帮工替其劳作。
“否则,如何怎么能归去来兮呢?
李白就归不去来不兮,杜甫则茅屋被秋风所破。
”王志纲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怀抱着家国理想,一直寄希望于仕途,却始终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传统价值体系彻底受到冲击,逐渐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力量已经让所有人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尤其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此时,“不管是怀抱治国理想,还是为生计所迫,甚至是受到诱惑,都纷纷走向市场这个风云莫测的海洋之中。
原有的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形象等等全被打破,到海里人是要靠真实的生命能量去搏斗的,所以说。
”从而,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无法独立存在的境况,开始掌握自己的人生。
为何千年未竟之事在1990年代发生变局?
如果说1989年是一个偶然因素,一大批体制内的人、知识分子是被迫下海。
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提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开始出现主动下海的一批人。
开始了此后二十年体制内体制外共生的格局:
“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大海,没有大海就没有船,没有船就没有船长,没有船长就谈不上下海。
”
90年代下海的一批知识分子中,最终经过大风大浪并上岸的人不在少数,直至今天这些人仍在中国商业社会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这些人早年的成长经历以及后天阅历起着关键作用。
王志纲分析,这批人大多是回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第二届大学生。
王志纲坚信“人类的每一场重大灾难,都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这一代人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到了80年代便得到了补偿和回报,思想空前活跃,他们如饥似渴地涉猎了包括古典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各国通史等大量西方经典书籍,拼命地吸取养分;等到最后天幕关闭时,当上面有意识选择什么该给吃什么不该给吃的时候,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基础。
特殊的背景和阅历,塑造了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有理想但敬畏传统;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创新,绝不禁锢思想;他们还特别懂得珍惜时代,“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尝试的机会,为什么还会怨天尤人呢?
做不好就怪自己。
”这是王志纲这样总结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
若说以上乃90年代下海知识分子群像,然此群体又可细分出种种类型:
1989年之后被迫下海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冯仑;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主动脱离体制的人,或本身具有商人的天份,此时赶上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如柳传志;或体察到体制内的种种商机却无法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转化的人,如陈东升、陈峰;再往后步前人后尘的众多追随者,诸多无名氏,在商海中摸爬滚打,却总也上不了岸……
在种种不同类型的下海知识分子中,王志纲认为自己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径:
下海但不经商,在实现知识分子理想的过程中获得了经济收益。
他曾经是甘肃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更熟为人知的身份是新华社的记者,曾直指中国问题,被国家领导人请到中南海当面商谈;然到1994年新闻环境发生变化,他毅然下海,他的下海曾被新闻界的同行叹为“南中国首席社会经济评论家从此缺席”;在此后的十七年里,在迷茫中不断调试,最终以战略家的身份带出了一个民间智库团队,深入参与到众多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项目之中,并且不断推出研究著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第三种生存”之路。
他如何看待90年代,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下海这一话题,9月13日,凤凰网独家对话王志纲。
以下为访谈实录。
对话主持:
陈芳
对话嘉宾:
王志纲,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
曾在社科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3年,新华社记者10年。
1994年10月离开新华社,创办王志纲工作室任首席策划至今,力图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
凤凰网:
我们的话题是万人书写九十年代之知识分子下海,您专门有一本书《第三种生存》讲述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其中这样写道“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知识分子下海,可以说是这段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岁月中情节最为精彩、最富有戏剧性、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时代乐章之一了。
”您在书中也说自己也是闯入市场经济的其中一员。
原来在新华社工作,1994年选择下海。
当初为何选择离开新华社这样稳定的体制内单位,而选择下海呢?
王志纲:
我离开体制,从一般意义上说可以叫下海。
什么叫下海?
就是扔掉铁饭碗,自己找饭吃,而不是组织给饭票。
形象地说就是从圈养动物变成野生动物,从这一点讲,我的确算是下海了。
但是,我跟大多数下海者又有不同,下海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当商人挣钱,我到现在也还不算是个地道的商人,因为挣钱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第一目的,而只是顺带的结果。
第三,由于我采取第三种生存的态度,所以相对超脱。
所以我既是下海大潮中的一员,但同时我又像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一样,是潜入商海中的观察者、研究者。
因此,今天我来谈90年代下海潮流这个话题时,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90年代下海知识分子群像
凤凰网:
您是下海但不经商,但9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是投入了商海,这一部分下海的知识分子的群像是什么?
王志纲:
刚才为什么我跟你讲80年代的大学生呢?
因为90年代下海的主力军团就是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那批人,这批人82年陆续大学毕业,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些人不少已经到了处长一级。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开始兴起下海狂潮。
这批人跟今天的北漂、今天的大学生完全不一样,他们拥有社会资源,加之把持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是在已经成为社会骨干、栋梁之材之后下海的,这些人一旦脱离体制的束缚,下海后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是可以倒海翻江的。
90年代下海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人是被迫下海。
这是由90年代的格局所决定的。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年代,几乎所有有志向的年轻人,都把从政作为自己最大的抱负,将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振国家当成自己人生的最大目标。
这些理念上的东西最后总要归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结果,所以这些人把这种追求寄予在出将入相--当官层面上去。
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这些人的追求成为昨夜幽梦、一枕黄粱,这条路走死了。
包括冯仑、郭凡生这一批人,其实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一批人,但最后走不通了,最后被迫下海。
这是第一拨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第二种人是体制内主动下海的,像陈东升、马明哲等。
他们懂得将体制内的资源转化为财富。
下海之前,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源,但这些资源在体制内并没有用好。
他们看出了商机,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先在体制外打造好一艘船,然后再跳到船上,外面已经做好了接应。
但他们利用体制内这些没有用好的资源,这个不违法,因为他们做的是增量,不是存量。
比如民营航空,再比如很多金融的衍生业务,保险、期货等。
但这群人里也不乏内外勾结、巧取豪夺、无所不为的人。
知识分子下海,如果没有操守,没有道德底线,是很可怕,比没有知识的人对社会的破坏和腐蚀更大。
因为当他们有了一定的积累回来,他们当年的同事、朋友已经升到更高的位置。
北京为什么有几十万一桌的饭菜?
有所谓的红楼和会所?
就是为那些搞勾兑的人准备的。
所以对知识分子下海,不能只是一味的歌颂。
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挖祖宗的坟墓,在吃子孙的饭,就像当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一样
第三种人下海是真正想在商界干出点名堂,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
像柳传志、王石都是80年代就下海了,但是80年代还是摸索期,什么赚钱做什么,到了90年代,才为他们这一批人创造了展现才华的舞台。
像柳传志,从在传达室开始创业,倒电视、倒冰箱、做买卖开始原始积累,在一般科学家看来这简直是不务正业,到90年代才慢慢有了主动权。
为什么90年代他们能发展起来?
因为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一个商人的时代到来了,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到来了。
像柳传志、王石、李东生,都是天生的商人,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尽管出身是科研人员、知识分子,但并不能够掩饰他们作为商人的天赋,他们最后走向大舞台是必然的。
还有第四种,傻乎乎的一批书呆子也去下海,包括新闻界也有一批人。
看见别人下海他们也想到海里弄点小鱼小虾,于是就懵里懵懂、不知深浅地往里跳。
如今多数人在体制外这是时代进步
凤凰网:
这些人可能是看到之前下海的那批人成功,内心深处蠢蠢欲动。
王志纲:
不平衡嘛,也跟着下海。
但出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没下海之前他们是无冕之王,当他们跟这些商人、有钱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都把他们放大了,久而久之,自己也将自己放大了。
心想现在做生意傻瓜都能赚大钱,我能量这么大,怎么赚不了大钱?
就跟着往下跳,但当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的时候,在海里现出了原形,最后很多人呛了几口水以后,逃回岸上,有些人则尸沉大海,成为时代的祭品。
当然如果再广义一点,还有一种是下大西洋的海,跑到美国、欧洲的那批人,其实也算是下海。
我在美国遇到好多那个年代出去的,教授当出租车司机,艺术家拉大提琴,画家在纽约街头卖艺,被警察追得满街跑。
到了国外生存问题必须自己解决,没了单位和依靠,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那也是一种地道的下海。
什么叫潮流?
大马哈鱼往这儿游,沙丁鱼也往这儿游,人有一种从众心理就是潮流。
从90年代下海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今天再回头看中国,已经无所谓下不下海了。
现在倒过来,体制内有金饭碗的人变成了少数,这时候不是争着下海,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考公务员。
多数人都是在海里,必需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市场经济的选择,尽力学会在海里游泳而不被淹死。
人们已经没有单位的概念了,认为自己找食,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这说明大家已经接受主流是海洋了,大家都在海里生活,每个人在解决自己的生存,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必需靠自己打拼,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进步。
这是第一。
第二,今天整个社会最活跃的,大多还是体制外的。
我们看当年下海的那批人,一个人的下海搭建好平台又带动一大批人下海,他们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可以代表这个社会的声音;再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哪一个不是在海里?
都是在海里的。
社会在进步,这个时代在发生很深刻的变化。
知识分子下海乃千年一遇之变局
凤凰网:
那您认为这场大变局与知识分子下海有什么联系?
您在《第三种生存》一书中也提到,“值此数千年一遇之变局,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学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存方式了”,这个具体怎么来讲?
王志纲:
这场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要从经济史讲起,如果沿用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经历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
如果不按照这种方式划分,人类社会可分成游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的信息时代。
不管如何划分,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生产力的问题。
什么叫知识分子?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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