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本看元和诗歌在唐宋金元的传播接受精选文档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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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足
于此者,以删定之初,如相国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绅)、刘宾客(禹锡)、杨茂卿、卢仝、沈亚之、刘猛、李涉、李?
G
陆畅、章孝标、陈罕等十数公,诗犹在世,及稍沦谢,即文集未行,
纵有一篇一咏得于人者,亦未称所录。
”[1](P3687)据序中解释,
不选刘诗是因其“文集未行”,担心所见不全导致选录不公;
而不选元、白诗,盖因二人“家集浩大,不可雕摘”,若有不慎,恐妨真貌。
至如《姚氏残语》所说:
“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
刘、柳、杜牧、李贺、张祜、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2](P441)可能是未曾细审顾陶在后序中的有关交代所致。
据统计,《又玄集》和《才调集》收录元和诗歌情况如表
从表一中数据看,《又玄集》对各家的采录较为均衡,虽有王建、柳宗元两家诗未收,但其他入选者一般也才二三首,最多的贾岛亦只收录了五首。
这和此书的选录宗旨不无关联。
其序云:
“故知颔下采珠,难求十斛;
管中窥豹,但取一斑。
自国朝大手名人,
唯徵数首。
但
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
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
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
诵得者,名诗三百首。
”[3](P348)可见,韦氏选诗的目的是以采摭才子名篇为主,而不求完备和周全,所以
唐代诗人中他所记得又以为才子者,即“采其玄者”数篇而收
力。
而《才调集》中各家的收录状况则有很大的落差,比《又玄集》更明显、直接地反映出选者的诗学倾向和当时的诗坛趣尚。
其中,元白诗派四大家皆入选,总计一百余首(其中元白二人即达
84首),不仅以绝对的数量优势领先于其他元和诗人,而且在全集中也占有十分之一强的比例。
由此见出韦?
e对元白诗派特别是元白诗歌的看重和偏爱。
《才调集叙》云:
“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
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
不可备录,各有编次”[3](P444),明确指出了他对李杜、元白四家诗的推崇和景仰。
他的选录,不仅具体体现了其趋向元白一派的诗学观念,而且也佐证了元和体诗在晚唐时期蔚为流行的接受境遇。
尤其是元稹,他的艳情诗正好迎合了晚唐五代流丽浮艳的诗歌风气,所以在这种诗歌风气的直接产物《才调集》中,其诗以
57首的入选量高居十大诗人之首。
而与元白诗派形成对比的是韩孟诗派仅入选九首,其中贾岛一人即占七首。
这说明,作为一个诗人群体,韩孟诗派在晚唐的影响远不及元白诗派,此其一;
其二,
若不以整体论,贾岛在晚唐诗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韩孟及这个诗派群体,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和《又玄集》的编选情形是吻合的。
若撇开诗派界限,就元和十大诗人来看,以上数据反映出,元稹、白居易、贾岛在晚唐最受欢迎,而韩愈、柳宗元这两位以古文齐名的大家却遭遇了冷落。
柳宗元一首未选,韩愈也只在《又
集》中入选两首,这显然与他们在古今文坛的盛名不符。
究其缘由,大概一方面是因为晚唐五代古文低落、骈文回升,波及和
影响了时人对其诗歌的接受;
另一方面,则与他们诗歌自身的
感内涵、美学特质和所用诗体密切相关。
相比其他诗人,坎坷不遇、积怨深重而性情激切刚烈的韩柳,在诗歌创作中更注重抒写主观自我、宣泄其内心“不平”的情感,并多选最宜于表现这种情感的古诗体裁,这固然加强了其诗歌的抒情深度,但同时也与倾心诗艺、热衷近体的晚唐读者拉开了一定的心理距离。
另外与元白相比,韩柳二人在创作中的自觉传播意识也稍逊一筹,特别是柳宗元因南贬遐荒的遭际,使其诗难以广泛传播,从而客观上抑制了中晚唐读者对其诗歌的接受。
刘禹锡诗在两个选本中分别入选三首和17首,这一数量虽不及元白,却远超韩柳。
细究起来,其缘由应该排除不了以下因素
一是比起韩柳等人,刘禹锡存世时间较长,其生活和创作已由中唐步入晚唐时期;
二是他在晚年与白居易等人诗酒唱和,文雅风靡天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激扬了其诗名,也促进了其诗歌的传播。
如《又玄集》所收《寄乐天》(原题《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和送鹤》(原题《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两首,虽不是刘禹锡最有代表性的佳作,但《寄乐
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一句曾被白氏激赏
谓为:
“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持。
”[4](P1452)而
和送鹤》及误系于刘禹锡名下的《鹦鹉》一诗皆为刘、白唱和
之作,可见韦庄选录刘诗时不仅以刘白唱和诗为主要的取材范围
而且在刘诗价值的取舍上也受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白居易的影响。
除以上两种选本,晚唐张为作《诗人主客图》(诗句选本),
将中晚唐诗人分为不同流派,并以主、客编次。
其中,白居易为
广大教化主”,元稹为其“入室”;
孟郊为“清奇僻苦主”;
李
贺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之“入室”;
张籍、贾岛分别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入室”和“升堂”;
刘禹锡为“奇美丽”主武元衡之“上入室”。
这样一种划分,一方面说明了这些诗人特别是白居易在张为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张为本人所具有的流派意识。
图中对诗人诗歌、诗句的收录(计有白诗五、句四;
元诗一、句二;
李句三,张句四,贾句五,孟句三,刘诗二、句二),无疑也以选本的形式推动了作品的传播;
而韩、柳不在其列,
又进一步说明了二人诗歌在晚唐的实际境遇。
二、关于王安石与《唐百家诗选》
北宋王安石编撰的《唐百家诗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诗歌选本,也是北宋留存至今的少有的一个选本。
其书20卷,共选唐代诗人104家,诗歌1266首。
王安石在序中说:
一个“足”字,似乎很权威。
可是,唐代的一些大家名家如李、杜、王维、元、白、刘、柳、韩愈、杜牧、李商隐等都阙而未选,故后人对此一选本争议很大。
宋人主要集中对王安石如何
参与该书编选的问题发表不同看法①,之后论者则转向评论荆公
选诗的眼光及诗歌选本的质量。
严羽在《沧浪诗话?
考证》中指
于大历已后,其去取深不满人意。
”究其原因,大概是“荆公当时
所选,当据宋次道之所有耳”。
果如是,则其序言所谓“‘观唐诗
者观此足矣'
岂不诬哉!
”[6](P244)清何焯《跋王荆公百家诗选》则云:
“荆公之意,以浮文妨要,恐后人蹈其所悔,故有‘观此
趣。
足矣'
之语,非自谓此选乃至极也。
后来讥弹之口,并失其本”[7](卷九)总之,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
法。
籍、
柳宗元、刘禹锡八人皆不入选。
关于韩、柳,严羽认为“以家有其集,故不载”[6](P244)是可信的,因为王安石曾编过一部
四家诗选》,集中选录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四家诗,并把韩愈置于李白之前、杜甫之后,可见其推重程度。
在不选诸大家的同时,《唐百家诗选》却收录贾岛诗23首、王建诗92首,而且
王建是全集中入选作品数量最多的诗人。
由于此集选诗的艺术旨趣王安石并未言明,加上集中所选并非都是精品,作品的风格亦不甚统一,所以很难从选诗的动机和诗学倾向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去取,绝不可解”[8](P1693)。
清人沈德潜曾在《说诗语》中说:
“《唐诗选》自殷?
[、高仲武后,虽不皆尽善,然观其去取,各有指归。
惟王介甫《百家诗选》
杂出不伦。
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卢仝《月蚀》;
斥王摩诘、韦
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
勿怖其盛名,珍为善
本。
”[9](P556)但今人又有为其辩护者,谓“《唐百家诗选》的选诗旨趣实际并非‘绝不可解'
而是确有深意存焉”。
其深刻意义即在于:
“其选诗风格是‘杂出不伦'
这正体现出王安石对欧阳修所倡的‘意新语工'
不主变化的诗歌风格的直接承继。
”[10](P77—78)这一解说看似有理,却难以令人信服。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王建、贾岛二人诗歌大量入选的本身,一方面说明了王氏对其创作艺术的欣赏和推崇,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了王、贾二人在北宋前期的影响,并一定程度地提升了其诗史地位。
三、南宋金元诗文选本对元和诗歌的选录
进入南宋,选编诗文集出现了一个热潮。
据张智华《南宋人所编诗文选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②统计,南宋人所编诗歌
选本有124种;
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认为古代唐诗选
本的第一次高潮就出现在南宋时期,并统计出南宋人所编唐诗选本29种。
诸如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赵师秀所编《众妙集》、谢枋得所编《千家诗》、周弼所编《三体唐诗》等,即其中较著名者。
据此而言,南宋唐诗选本不仅在数量上比北宋时期猛增,而且在形式结构、内容质量、理论批评上均有大的突破和进展,成为该时期传播、接受前代诗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金元时期,唐诗选本持续发展,出现了元好问所编《唐诗鼓吹》、方回《瀛奎律髓》、杨士弘《唐音》等优秀选本,在当时和后世均具较大影响。
这里,我们择其要者,对元和十大诗人在南宋金元
时期选本中的入选概况作一统计,见表二。
表二所列共八种,都是现存并颇具影响力的唐诗选本,其对元和十大诗人诗歌的选录,颇能反映元和诗歌在南宋金元时期传播和接受的状况。
通过对表格中不同选本选诗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首先,元白诗派诗歌的总入选量最高,达到1740首,而且整
体入选率也较高,八种选本中,白、元、张、王分别有六次、四次、六次、七次入选。
表面看来,该派诗人具有较高的接受度。
但细加分析,又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白元张王四人的高入选量主要是由南宋前期和金元之际的两三种选本抬起来的,如《万首唐人绝句》即选录四家1386首诗,《瀛奎律髓》、《唐音》各选202、
118首诗,其总数已达1706首;
而在南宋中后期之《众妙集》、
总入选量仅34首。
由此见出,元白诗派在南宋时期主要受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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