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百年历程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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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
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
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
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但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化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的最大负担。
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
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統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别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3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等。
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改革又是汉语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汉字简化对汉字改革、汉语变革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中国语言学界的思考特别是反思至今甚少;
很多知识人(包括一些语言学工作者)主张恢复繁体字,但为什么要恢复?
其深层的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是什么?
也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达;
至于如何恢复?
恢复到什么状况?
学术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设计。
鉴于此,笔者试对清末至今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背景、理论、推行方式以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检讨,希冀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汉字、汉语自产生之后就一直在变化着。
汉字起源于图画,从形体上经历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的过程,在手书的意义上还有行书和草书。
总体上看,汉字的变化是一种从图画到符号、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杂芜和枝叶的东西不断地脱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东西;
但是,汉字的数量和书写则呈相反的变化,字数越来越多,异体字越来越多。
汉语的变化也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书面语来源于口语,口语不断简练而雅化,再加上文人们不断丰富和创造,使它越来越远离口语;
另一方面,口语不断变化,也不断丰富,自行发展,越来越远离书面语。
除了秦朝的“书同文”以外,中国古代不论是汉字的变化还是汉语的变化,都是自然流变,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强力所为,所以变化速度缓慢——汉字“体”的变化比较大,但结构变化不大。
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提出汉字、汉语改革的问题;
但自清末以来,汉字、汉语改革却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并最终导致汉字、汉语发生巨变:
在汉字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简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化、拼音方案、读音统一等;
在汉语方面,语言体系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变成现代汉语,与此相关的语法、词汇、词义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末以来汉字汉语变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要求。
中西方自明末开始交流以来就时有冲突,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落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则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势,中国一方面是抵御、自保,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进而痛苦地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
反思的路向和进程可以说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开始时认为器物不如西方,后来又认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后认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国民素质不高等,于是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和文化就此发生了现代转型,于是有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
清末汉字汉语改革就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发生的。
当时接受了西学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不发达,国民素质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和汉语——汉字繁难(难识,难写,难记),汉语文言不一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掌握运用,而民众大多数是文盲,不能读书看报,不能进行书面表达,甚至于最简单的记账都很困难。
汉字复杂难学,可以说是清末语言学界普遍的观点。
例如,卢戆章说:
“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
”[①]林辂存说:
“我国文字,最为繁重艰深……中国字学,原取象形,最为繁难。
”[②]陈虬说:
“字又着实难识得很……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
”[③]沈凤楼说:
“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
”[④]杨琼、李文治说:
汉字“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
”[⑤]马体乾说:
“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
”[⑥]因此认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态度和具体方案。
内地汉语用简体字,海外汉语用繁体字,会造成汉语的分裂,对汉字和汉语都是巨大的伤害。
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简体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负担、一个包袱,即使现在废止简化字,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消化。
清末兴起的汉字改革有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三种方案。
一是最激进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的李石曾和吴稚晖。
他们认为,西文优质,与其学习、模仿西文,对西文进行改头换面的汉化,或者汉语西文化,还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
[⑦]由于民族自尊的原因,这种主张在清末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还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后却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中不少人认为汉字终当废除,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都持这种观点[⑧];
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废除汉字是困难的,所以主张用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汉字,但废除文言文。
二是中庸的态度和方案,以刘师培、潘籍郛、卢戆章、蔡锡勇、王照、劳乃宣等人为代表,主张不否定汉字、汉语、文言文,但在汉字以外另创造一种简字、快字、合声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语、官话等构成的汉语书面语,也即宽泛意义上的白话,前者供知识分子使用,后者供大众使用。
这种态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态度和方案。
据倪海曙统计,从光绪十八年(1892)卢戆章提出中国第一套汉语切音字方案,到宣统二年(1910)郑东湖提出汉字笔画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时间共产生了二十八种新汉字方案,所创造的新汉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汉字笔画切音字、速记符号、自造符号、数目代字等,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实施,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书,但最终都成为了历史;
不过,它们对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电报数码、速记等有很大影响。
三是保守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对繁体字进行改造、简化或者简便。
这是一种思路很不清晰的态度,当时缺乏深入的讨论,提出的方案并不多,也不具体,但却是本文最为关注的。
简化字可以说古已有之,符号化就是一种简化。
秦隶之后,汉字结构大致固定,之后的汉字变化主要是减省笔画,或者变化笔画。
中国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体在汉字的形体上相对规范,但仍有一定的随意性;
大量的文书则是手写,而手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特别是流布范围比较小的文书如日记、书信、账目、收据、借据、文告等,书写更是随意,大量使用别字、错字(例如,偏旁错误,笔画错误)、简笔字、破体字、草书楷化字、符号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们称这些字为“俗字”[⑨]。
最初这些字具有私人性,书写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随着文书流布范围的扩大,这些字慢慢流行开来,越来越被认同、模仿,于是,错误变成了正确,别字变成了通假字,简笔字变成了异体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
这是事实上的汉字简化。
清末最早提倡简化字的是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说:
“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
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
而其代言语之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
……我国文字,义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
欲求读书识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简字之法所由创也。
故简字与旧有文字,相去太远,一时不能冀其通行。
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采用俗体字。
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语。
如‘体’作‘体’,‘镫’作‘灯’,‘归’作‘归’,‘万’作‘万’,‘蚕’作‘蚕’之类,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
……余素主张此议,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
”[⑩]文章发表后,有读者致函提出疑问,陆费逵又作答文说:
“采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
特以简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创造更难,就俗字而采用之,不过略减正体字之繁重,不得已也。
且记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采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体代之也。
”他认为,使用俗体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处极多,而苦笔画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笔字,不知不觉,转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体字。
以其易写易记,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极易,虽功令悬为厉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体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
[11]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这里所说的“简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卢戆章等所说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简化字,后来称之为“减笔字”、“简体字”。
陆费逵主张用已有的、已经广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简化字,并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简化,这与后来的简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
陆费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简化汉字设想和思路,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回应,当时汉字改革的主流还是切音字、简字等。
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问题才再次被提了出来。
二
语言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白话文就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与清末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不同,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更关注的是汉语而不是汉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但同时又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存废问题搁置起来,专注于汉语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话文,否定并废用文言文。
对于吴稚晖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广泛的“汉字革命”主张,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也是有响应的,概括起来就是提倡简化字。
翻阅《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阵营最早提出简化汉字的人是钱玄同,但其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当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前夕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长文的时候,他是赞同的;
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又转而赞成吴稚晖已经放弃的“万国新语”的观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世界语与文学》、《答陶履恭论Esperanto》、《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答孙国璋论Esperanto》、《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汉文改革之讨论》、《答姚寄人论Esperanto》、《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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