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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遗址中发现,其住室附近有排除积水的水沟。
可见,那时人们已知道维护水源的安全,开始有了饮水卫生管理的措施。
在《周易》,《风俗通义》中有类似护井公约的记载,这可被认为是最初的卫生管理法令。
在甲骨文中有洒扫和室内除虫的记载。
《周礼》、《仪礼》和《诗经》中有不少管理环境卫生的方法,如用堵洞、熏药和撒灰等方法来除虫灭鼠。
《左传》中有“国人逐瘛狗”以防止狂犬病发生的记载。
秦汉时期有下水道、公厕(名“都厕”)、洒水车(名“翻走渴鸟”)等城市卫生设施。
这些记载都可以说明,中国早期的公共卫生是从环境卫生开始的。
远在2000多年前,就已开始有预防医学的思想。
《黄帝内经·
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
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的预防保健思想。
《淮南子》中提出:
“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
古代名医扁鹊提出了“信巫不信医者等‘六不治’”主张,他提倡破除迷信、预防疾病,随俗为医。
在湖南长沙出土的汉马王堆3号墓帛画《得引图》中,有44个各种姿态、模仿各种鸟兽动作的图象,这反映了当时健身活动的实情。
后汉三国时的外科名医华佗创作了“五禽戏”健身操;
后来又从五禽戏演化出五禽拳、五禽气功图各个流派,发展了我国医疗体育保健事业。
二、医事制度
奴隶社会中社会分工逐渐趋向专业化,并开始出现中国早期的医事管理制度。
我国在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出现了宫廷医生。
据《周礼》记载,当时医生已分科;
分为食医(管理王室的饮食)、疾医(内科)、疡医(外伤)及兽医四种。
以医师为“众医之长,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
可见,当时医师是总管医药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下设士、府、史、徒等职。
管理上制订一套考核制度,即“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即俸给),十全(治愈)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的规定,根据医生的医术水平定待遇高低。
这时已有医案制度,称为“医籍”。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至公元220年),医事组织更集中地为宫廷服务,规模逐渐伸到宫廷之外。
我国古代的医事体制时有变更。
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
西汉太医令,丞有二:
一属太常(如后来的太医院),一属少府(如后来的御药房),并设太医令、太医监、太医丞、药丞、方丞等官职,分别承担医、药、方等职责。
东汉时,沿用这个制度。
那时,已出现了女医生,即女侍医(乳医)。
晋代、南北朝均沿用这个制度。
在南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祖秦丞奏置“医学”,以广教授;
北魏太和四年(公元480年)设置有太医博士、太医助教。
这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开始。
隋唐时,“太医令掌医疗之法,”对所属官医,“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录用如国子监(当时主管教育机关)之法”(见《旧唐书职官》)。
可见,医政、医教已融为一体。
隋唐时期的医药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加强。
公元624年,唐代的太医署,由令、丞、医监、医正组成,所属的医师、针师、药师、咒禁师,“皆教以博士”,“业成者为师”,还有府、史、医工、医生、针工、针生、按摩工等职称与编制。
唐代的医政管理体制已初具规模。
宋代的医药管理机构,在中央分为四个部门,对医学教育、培养人才更为重视;
还从民间选拔精良医生为医官,充实“翰林医官院”(后改称“医官局”),掌医事政令。
1076年,“太医署”改称“太医局’。
1113年,置“医学”,为医学教育和选用人才的最高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开办各级“医学(校)”,规定考试制度,逐级选拔。
1078—1085年间,医学分科渐细,由唐代的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包括针灸、按摩)等五科发展为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疮肿折伤、眼科,产科、口齿咽喉、针灸、金镞兼书禁等九科,到元代增加到十三科。
元、明、清几代的中央医药管理机构,均取消了署、局建制,医政和医教统一由太医院管理。
改太医局为太医院。
明清太医院均设院使(为太医院的最高负责人),并设左右院判,共掌医之政令。
1671年(康熙十年),清代开始独立设置医政体制,直属中央。
医药管理的法令亦逐渐规范化,对民间医生的检定、医律的修饰均有明文规定。
医学教育分内教习和外教习,采取考试而定等第与录用。
清代还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全书共520卷,收载历代著名医药文献及医家事迹,相当于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中外医药的交流
自古以来的中外医药卫生方面交流是相互的。
国外医药卫生方面的传入有利中国医学的发展,中国医药卫生对外交流,对世界医学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古代传染病流行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大疫。
”此后历代的史籍都有记载。
传染病预防的手段,主要是设坊(场所)隔离。
16世纪后,防治传染病的重点是痘疹。
这一时期有关痘疹的著作有50多种,特设了痘疹专科,从事诊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方法以预防天花。
清代的《医宗全鉴》记载说,宋真宗时(998—1022年),峨嵋山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但宋、元的医书未见记载。
清代张琰《种痘新书》(约1681年)称:
“余祖丞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
聂久吾是17世纪初年人。
清代的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1737年)中说:
“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
人痘接种法不久就远传海外。
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到北京来学习种痘法。
由此,种痘法传人土耳其和欧洲,1717年传入美国,18世纪中叶已传遍欧亚。
人痘接种法为后来的英国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奠定了基础。
所以,人痘接种法是中国医药学对世界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之一,而且在预防医学史上具有世界意义。
西汉时,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前115年),开辟了东西交通,建立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医药的交流。
唐代经济繁荣,内外交通发达,进一步扩大了中外医药交流,汉唐以来,中国炼丹术多次传人阿拉伯各地,并传到了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的发展有了一定贡献。
此外,中国与印度、阿拉伯国家、阿富汗、尼泊尔以及东南亚各国、非洲的医药交流也日益频繁。
自西汉中叶后,就有西方医药传入,到唐宋时交往更多。
明代后期,在欧洲天主教输入“西学”的同时,也传入西洋医学。
第二节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卫生事业
一、西洋医学的传入
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在我国传播情况与过去不同,作为一门科学技术,西方医学此时已走上了实验科学的道路。
古老的欧洲医学30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与传统的中医药学相比,有其先进之处。
因此,西方医学在正常医药交流中,对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具有其积极作用。
可是,这时西方医学的传播,是伴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作为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进行的。
他们曾声称:
“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
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
”
177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的鸦片商船,随带医生皮尔逊(A.Pearson)来广州传播“牛痘接种法”。
1820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R.Coltedge,1797—1879)来华,为东印度公司驻中国站的外科医生,并于1827年在澳门设眼科医院,1828年又在广州设立医药局。
1830年,美国公理会外布道会派遣第一个传教士比道(Beadle)来华;
1834年10月美国布道会又派第一个传教医生彼得·
派克(PeferParker,l804—1888),这个被称为“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的传教士医生来到了广州,公元1835年11月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基督教开办的医院“眼科医局”。
这个彼得·
派克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利用医药对我国进行侵略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元1839年他与郭雷枢、白利门共同组织的“中华医药传教会”宣言声称: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好处是医学科学移植中国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
第二个好处是将可以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
”这一自白说明了他们来华的目的。
1842年11月,派克在广州“眼科医局”旧址重新建立了眼科医院;
1855年因派克担任美国外交官,由美国传教土医生嘉·
约翰(JohnKerr,1824—1901)接替主持,1856年,该院停办。
1859年1月嘉·
约翰在广州南部新址重建,改名为“博济医院”,这个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成为在华历史最久的教会医院。
该院在近代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有一定代表性。
嘉·
约翰在这个医院先后服务了半个世纪,诊治的病人74万人次,手术49000人次,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翻译了34部西医药著作,他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
孙中山先生也曾为这个医院捐过款。
但这个医院,也在中国病人身上作试验,向病人出售过假药和过期失效药。
博济医院是在华教会医院的—个缩影。
自1840年后,教会创办的医院由沿海向内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40年间共建教会医院100所。
据1935—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已有教会医院426所。
他们在开办医院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开办医学校。
1866年(清同治五年)美国医药传教会在广州开设了第一个医学校,即广州博挤医学校。
据1897年调查,在60所教会医院(亦有少数称作医学堂)中,有39所兼授学,被认可的毕业生约300名。
据1915年调查,英、美教会医院发展成医学校的达23所。
这些医学校都采用其本国的学制及语言,选派留学生,培植各自势力,形成了所谓英美、德日、法比等医学派系。
二、太平天国的卫生新政
太平天国(1851—1864)是起义农民的革命政权,它关心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健康。
太平天国的卫生工作,分朝内、军中和居民三个系统,略似公医制。
在居民中,“分设街道医生六十人”,为天京居民施诊给药。
由国家财政税收中拨出较大款项,兴建医院、慈善会之类社会福利设施。
“兴医院以济疾苦”,“立医师,必考数场然后聘用,不受谢金,公义者司其事。
……”“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
除旧俗劣习包括:
禁烟、禁赌、禁淫、禁缠足、禁棺葬等。
1853年,颁布《劝人戒鸦片烟谕》和《警醒军民戒鸦片烟诏》、《革除污俗禁娼妓鸦片黄烟诲谕》,对女子,严厉禁绝卖淫、缠足恶习。
在天京设有老民残废馆;
在农村设“兴乡民”,“管理各户洒扫街渠”,讲究环境卫生。
禁止溺婴,注意保护妇女儿童健康。
实行了历代封建王朝所不能办到的卫生新政。
这些新政仅实行了短短的13年,就随着该革命政权的失败而终止。
三、旧中国的卫生事业
(一)卫生、防疫机构
中国卫生检疫的创始,早于清政府中央卫生机构的建立。
当时由于霍乱的传入、鼠疫的流行,因此不得不采取检疫措施,各地海关相继设立检疫机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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