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将军与孙中山先生的交往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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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失败后，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

1914年后，冯玉祥升任第7师第14旅旅长、第16混成旅旅长、湘西镇守使、陆军第11师师长、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

　　这个时期，孙中山三度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与北洋军阀斗争。

他认为：

“华北方面革命事业，冯玉祥是唯一适当的人才。

”1915年10月间，孙中山通过教友徐谦（季龙）的关系，致书冯玉祥的幕僚刘芳牧师，“请劝”冯玉祥在华北起义，革命倒袁。

冯玉祥不负厚望，曾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8年2月，冯玉祥作为段祺瑞手下的第16混成旅旅长，奉命率部南下攻打孙中山的护法军，因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脱离皖系，被免职留任。

　　1920年7月，冯军移驻湖北汉口谌家矶纸厂。

当时南北战和不定，冯心中十分苦闷，他致书孙中山：

“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我行我素，始终如一。

”又说：

“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

”孙中山接到信后，即于9月密派徐谦、钮惕生为代表，持亲笔复函到汉口慰问冯玉祥。

双方会见后，相谈甚欢，志同道合。

从此，孙冯二人信使往来不断。

　　1920年11月初，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

冯玉祥得知后，派秘书任佑民赴粤看望孙中山，并表示：

“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

”孙中山在粤秀楼接待了任佑民，把联苏的重要情况告诉了任，并针对北方的情况作了具体指示。

与此同时，冯玉祥奉命移驻信阳。

时寒冬将至，军饷累月不发，士兵用盐水佐食杂粮，条件异常艰苦。

冯为了筹措粮饷，奔走于北京保定之间，结果两手空空而归。

在记述这一时期心情时，他写道：

“南北争持苦不休，孤军驻守信阳州。

梦中筹饷曾啼哭，残泪醒时湿枕头。

”万般无奈下，他愤然辞职，决计解甲归田。

孙中山闻讯，投书勉励冯在困苦中奋斗，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在孙中山的一再鼓舞下，冯玉祥毅然咬牙坚持了下来。

　　1921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冯知其艰难坚决推辞。

孙中山了解这一情况后，嘱任佑民返陕，劝勉冯在陕西工作，并介绍了陕西靖国军的历史和人物供冯参考，建议其与靖国军合作。

冯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出任陕西督军，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笠僧）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禹行）等人合作，在关中人士的协助下改编了靖国军，保存了陕北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的竭诚襄助，赢得了冯玉祥的无限信赖和尊敬。

1922年春，冯玉祥派马伯援去粤，以五条意见请教于孙中山：

一、结合拥护共和者，为一大团体而救危亡；

二、由本团体主持正义，除却扰乱国家治安及妨碍国家进步者；

三、关于政治上之主张，由国民代表公决，代表之资格由多数人民意见决定之；

四、本团体以实行改革政治、风俗为目的，关于主张改革之见，须先力行以示范；

五、本团体实事求是，各派得力人物，开诚讨论，而谋进行，大家切实地讨论救国。

冯玉祥提的这五条意见，体现了其拥护共和并主张改革之决心，孙中山深表赞同。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收场。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

孙中山即派孔祥熙密访冯玉祥。

孔见到冯，拿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迹本说，这是中山先生“送给你的”。

又询问：

“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冯十分感动，细读《建国大纲》后，“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

其时，孙中山派人将联合张作霖、卢永祥的情况也告诉了冯玉祥，并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

冯即派马伯援赴粤表示：

“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

”

　　为了加强联系，孙中山命徐谦北上，常驻冯玉祥军中，公开职务是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徐谦成为马伯援之外，孙中山与冯玉祥之间又一个联系人。

在徐谦影响下，冯玉祥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接触日益密切。

　　二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冯玉祥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

孙中山密约冯玉祥等在北方响应，武装推翻直系统治。

冯玉祥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于10月23日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

　　其时，孙中山在广州正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后，身患重病的孙中山，受到极大鼓舞，他立即打电报给冯玉祥、胡景翼等人，电文说：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

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

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迎接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是政变者冯玉祥等人的主要主张，冯玉祥接到孙中山贺电后，即复电表示：

“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

今幸偕友军戡定首都，此役即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企盼。

”冯玉祥真诚相邀，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

冯在信中说：

“务祈即日北上，指导一切。

”随后，分别于11月4日、6日连续两电孙中山，促其早日成行。

11月7日，孙中山复电说：

“来电敬悉。

前闻诸兄驱逐元恶，为革命进行，扫除障碍，已深庆幸。

兹悉诸兄更努力建设，期贯彻十余年来未能实现之主义，使革命不致徒劳无功，尤为欣慰。

”11月8日，孙中山明确电告冯说：

“辱承敦劝，感荷不胜。

文准于元日（13日）由粤起行，经沪北上，共图良图。

”　　于是，孙中山于11月13日抱病北上，几经辗转，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勾结张作霖，于11月13日召开天津会议，排挤冯玉祥，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篡夺了北京政变的成果。

　　冯玉祥失去主动，退居京西天台山，但仍不忘孙中山北上之事。

他嘱咐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协和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笠僧、孙禹行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合在一起。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今营口道海河边），冯玉祥派熊斌为代表到津欢迎。

随后，孙先生偕夫人宋庆龄乘车至张园下榻。

鉴于政局变化，又加上身体不适，孙中山拟准备长期住在天津，办一家报纸，促进召开国民会议。

冯玉祥又派徐谦为代表觐见孙，力主到北京去，并说安全没有问题，得到孙中山的同意。

冯玉祥指示鹿钟麟：

“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中山的队伍，应听从孙中山的指挥。

　　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为召开国民会议同段祺瑞执政府继续进行斗争，却不料病势加重，住进协和医院。

其时，冯玉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

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十分惦念孙中山的病情，每天均有长途电话询问，指示鹿钟麟要“尽一切办法，挽救孙先生的生命”。

2月27日，冯玉祥还派其夫人李德全由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陪同，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先生。

信中写道：

“中山先生赐鉴，兹闻尊体违和，至深系念，久拟躬自趋候，藉聆大教，并慰下怀，只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私表抱歉，莫可言宣。

兹嘱内子赴京代候起居，务乞为国珍重，善自调摄，以期早日勿药，是所至祷，专此布肃，敬颂痊祺。

冯玉祥拜启，二月二十七日。

”信中隐约道出了他不能前来拜见孙中山的伤痛。

孙中山感慰之余，将《三民主义》六千册并《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各一千册赠给冯。

冯读后认为这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抱病向部下宣讲，还下令列为官兵“正课，悉心研读”。

3月1日，又遣夫人抵京看望孙中山；

3日，派参谋长刘骥为代表，将家人手绣之匾“你们是世上的光”赠送给孙中山，表达对革命家孙中山的无比崇敬之情。

　　三

　　孙中山先生终因在旅途中积劳病重，于1925年3月12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溘然长逝。

与孙中山素未谋面的冯玉祥于是日下午五时接北京电后异常悲痛，不禁放声大哭，直到七时，经人力劝方止。

他在打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唁电中说：

“惊悉孙中山先生仙逝之耗，哲人其萎、曷胜悲痛。

兹奉侵电，知先生临终之际，犹汲汲于中国独立、自由、平等为念，先哲爱国，极堪佩仰，我辈自应力促进行，人竟宏愿。

”当天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沙、服丧一星期，以志哀悼。

他还主张在北京中央公园为孙中山铸铜像，以供中外缅怀瞻仰，并提出葬孙中山于天安门广场的建议。

　　孙中山逝世后，每谈到孙先生的死，冯玉祥就不禁阵阵难过，热泪簌簌而下。

许多人都诧异于冯与孙中山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么感情这样深厚呢？

冯玉祥解释说：

“我景仰孙中山先生几乎有20年了。

我们彼此之间信使往还也已有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引为遗憾的事。

可是这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

”冯玉祥还说：

“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位伟大人物死了，使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

　　孙中山逝世后，北洋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决议对其进行国葬。

按照中山先生的临终遗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葬于南京紫金山。

宋庆龄、孙科等亲自为孙中山选好墓址，1926年开工建设中山陵。

至1928年底，中山陵即将建成，陵园正在积极筹备孙中山安葬事宜，冯玉祥通过孙科向孙中山葬事筹备处表示，愿意捐一批河南嵩山的青碑石，在中山陵园镌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全文。

得到同意后，他精心挑选了90多块碑石，运到南京，准备镌刻在中山陵正对面的邵家山上，还计划在邵家山建造一座13层的纪念塔。

冯玉祥本来要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的，并被指定为奉安大典的警卫组主任。

但不久，冯玉祥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警卫组主任改派宪兵司令谷正伦担任，冯玉祥即返回西北，连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也没能参加。

1930年，又爆发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冯玉祥拟在中山陵园邵家山刻碑建塔的事也就化为了泡影。

　　1935年，中国佛教协会在中山陵东侧建造藏经楼，这批石碑才被用来在藏经楼后建造了一座碑廊，镌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全文，因为“旧刻字句率多错漏”，所以“爰复砻平并向原处补送碑石五十余方”。

《三民主义》全文共16讲，15.5万字，由张乃恭、陈天锡、叶恭绰等民国14位书法家书写，全部是楷书阴刻，风格各异，造诣精湛，堪称当代书法艺术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林森写的《三民主义碑刻记》中，对冯玉祥的慷慨解囊有详细描述：

“民国十七年，冯玉祥同志曾在豫省选石八十余方运京，备刻三民主义，拟竖于总理陵园之邵家山。

已开镌矣，而冯同志旋有西北之行，工遂中辍。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以文官处经费有所节羡，经呈中央准拨一部分为建筑总理陵园藏经楼之用，佥谋续刻三民主义，分列两庑。

　　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一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努力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

1933年，他曾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坚持抗日斗争。

在八年抗战中，他受蒋介石的排挤，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

抗战胜利后，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要求组织联合政府。

1948年，他任民革中央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