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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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时局下,很有现实意义。
该演讲全文近4000字,文采斐然,读来令人感奋。
演讲背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年11月开始,浙江大学从杭州被迫辗转西迁。
初迁西天目山与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合,再迁广西宜山。
1940年初,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
浙大西迁历时两年多,行程近2600多公里,是众多著名大学抗战西迁的一个典型。
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文军长征”。
巧合的是,红军长征到过遵义和湄潭,而“文军长征”的终点,正好是遵义和湄潭。
1938年10月底,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浙大师生员工在颠沛流离中到达宜山。
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期,是西迁历程中最艰难时期,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
11月1日,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
据称,前总理温家宝经常研读这篇演讲。
温视察浙江大学时,曾对浙大学子表示,“你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王阳明是心学的第一人。
我们不全面评价这个人,但他提倡思考,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他说:
“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这句话有一定哲理。
这段文字在《温家宝论教育》中有记载。
竺可桢简介
竺可桢先生(1890-1974),浙江绍兴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28岁以台风研究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多所大学教职,1936年-1949年担任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抗战期间带领浙大师生进行了“文军长征”,使得当时的浙大成为了一所世界名校,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科学之方法与精神》,被认为是竺可桢论述“求是”精神的三篇代表作。
作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竺可桢在教育思想上卓有建树,与蔡元培、罗家伦等人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36年秋,在就任校长后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竺可桢向学子发问: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
竺可桢认为,“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竺可桢很重视大学的育人价值,“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求是精神和对大学在塑造人格的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浙大传统)竺可桢: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作者:
竺可桢(1890-1974),著名教育家。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多年。
本文是他在浙大西迁时的演讲词,原载于《浙江大学西迁纪实》,录自《浙大教育文选》。
本校以时局之影响,奉令西迁,自赣来桂,今日得在宜山正式开课,旧学生皆已到齐,新生人数骤增。
当此抗战形势日紧、前方牺牲惨重的今日,国家犹费巨款而维持若干大学,一般社会已有责备非难之声。
此虽由一般人不明高等教育作育培本之重,然我们反躬自省,正应借此种批评,以增进其责任的自觉,共作加倍的自策。
必如何而后能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将来贡献国家,无负国家作育之至意,与社会期望之深厚,正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应深省力行者。
而在今日艰苦流离之中,将欲增进自觉自奋,尤觉应回溯古来先哲志士之嘉言懿行、丰功伟绩,以资吾人之矜式。
因地思人,我觉得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
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生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世宗嘉靖七年,即西元1472~1528),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也去广西不远。
今日广西省的境域,多是先生遗惠所在之邦。
今浙大以时局影响三迁而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
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正不应随便放过,而宜景慕前贤,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
以理学知名的学者,往往有他的应世的学识和彪炳的事功;
他所讲的学问,又很多为无论科学专家或事业家所都应体验实行的。
真正的理学不但不迂阔,并且有许多话是切合人生实用的。
专家专其所学,果能再来诵习体会古人立身处世之微言大义,最是有益于为学与做人之道。
而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
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我们在迁校以后,起居生活当然不能如平时的舒适,又因家人离散与经济的困难,心理上不免生一种不安的现象。
然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
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
诸君都受高等教育,是国家优秀的分子,也是国民中幸运的人;
当然都要抱定以艰苦的环境“增益其所不能”为目标,而准备来担当国家许多“大任”。
这就不能苟且因循,而应以阳明先生的精神为精神了。
先从做学问方面来说,我们要注意他那致知力学的精神。
阳明先生学说的精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在哲学上他是宋儒传统的说法之修正者,所以有人称他集心学之大成,这层姑置不说。
所谓知行合一,他的意思是“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
便是学而不思则罔。
所以必须说个知。
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
便是思而不学则殆。
所以必须说个行。
原来只是一个功夫”。
故“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所以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
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
先生五十岁在江西以后,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说之扩大。
其所谓“致”,要义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我们做学问,理论上重在求真功夫,实用上则求在能行;
正合先生之教。
目前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的精神相背谬。
次说内省力行的功夫。
阳明“心即理”之说,本于陆象山之教而光大之。
他尝说: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又以为不能“外吾心而求物理”,亦不能“遗物理而求吾心”。
这可看做他的知识论,也就可见他的重视返己内省的功夫。
他以为知行所以有不能合一之时,就因为有私欲隔了;
所以“克制私欲”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知行合一”的第一步。
其吃重处尤在一“致”字。
良知即天理,致即行,知此理即行此理,故曰知行合一。
若使私欲梗住,使不能致良知,更何能知行合一。
至若行之不力,便是知之不澈,此尤先生吃紧为人处。
先生又常说到“立诚”、“诚意”,视为格物致知之本,其极则即以内心之“诚”,为一切学行事业之基始。
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
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
大学生理性已很发达,不久出而应世,尤必须及时注意内心的修养。
而先生所示的教训,和其受害不愠、遇险不畏的精神(此种精神之根本全在修养功夫),都是我们最好的规范。
复次,我们再来看先生的艰苦卓绝的精神。
阳明先生一生的学说,是渐渐递嬗而光大的,故至晚年学问始底于大成。
我们知道他在远谪与征蛮之中,所以能履险如夷,固赖其修养功夫之湛深;
而其良知学说之醇化与大成,又莫非从艰苦生活中体验出来。
我们设想当时情形,宸濠交通内外,称兵犯上,先生竟能迅速加以平定;
而朝臣忌功妒能,诬他谋反,武宗又是昏昧之主,几乎听信而加以不测,他又能处之夷然,卒以至诚感格而免祸。
后来在广西平乱,又由于当时廷臣桂萼阻公起用,致以五十六岁之高年,深入当时蛮荒之域,而督战抚辑,具著功绩。
初不畏难而退。
他在那时,真是与叛乱匪盗斗,与瘴疠疾病斗,又对着权臣小人与种种不良环境之阻挠来奋斗。
以一介文人而敢于蹈险至此,非具有修养过人之大无畏精神者,何克臻此!
而今日中国所临大难之严重,则远过当时之内叛与匪乱。
我们溯往处今,如何可不加倍刻苦奋励?
假使偶有横逆拂意之事,便当设想先生当年之胸襟,焕发他那强矫无畏的精神,自然能处变若定。
更进一层说:
诸君将来出以应世,不知要遇到社会上多少教育不一、性情不一的人,当然免不了种种困难与磨折。
若能体验先生的精神,在学生时代时先有一番切实的精神准备,那么将来必然能克服困阻,成就我们的学问和事业。
处现在外侮深入国步艰危的时候,阳明先生的伟大处,更应为学者所取法者,尤在他那公忠报国的精神。
先生当衰明,朝政废弛,武宗之时,内则阉宦窃柄,直士遇祸,外则官贪吏污,民怨思乱。
他在三十五岁时,以御史戴锐斥权宦刘瑾遇祸,抗疏营救,武宗竟用阉言,罚他下诏狱,廷杖四十,绝而复苏,就因此被谪贵州。
晚年受命赴桂,疏辞而中枢不许,竟以高年投荒而不惧,尤可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
现在我们的国家,所遇不是内变,而是外侮,且是空前严酷危急万状的外祸。
要救此巨大的劫难,必须无数赤诚忠义之士之共奋共力。
我们要自省:
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待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
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知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
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的卫国的义务。
王阳明先生受出征广西之命,上疏有言:
“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矧兹军旅,何敢言辞?
”学高望重卓然成家的大儒,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亦得冒险远征而不辞,甚至隔了一年而积劳丧身!
我们今日虽认大学生自有其更大的任务,但亦不阻止知识分子之从戎杀敌,至于力学尽瘁甚至舍身为国的精神,更是国家所迫切期望于大学生的。
对日抗战,实在是极艰巨的工作;
不但最后胜利有待于更大的努力,并且日本始终还是一个大敌,我们殊不能武断以为这次抗战结束,就可一劳永逸。
诸君此时正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学问和技术,尤其要打定主意将这种学问技术,出而对国家作最大的贡献。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阳明先生公忠体国献身平乱的精神,正是我们今日所应继承发扬,而且扩之于对外抗战,与进一步的建国事业。
必须在现在埋头刻苦于报国的准备,在将来奋发贡献于雪耻兴国的大业,方才对得起今日前方抗战牺牲的将士,方才对得起父兄家长与师长作育的期待,方才对得起国家社会对于大学生的优待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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