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自我认同的危机与回应—由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引发的思考Word格式.docx

社会转型期自我认同的危机与回应—由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引发的思考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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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自我认同；

危机；

回应

作者简介

曹朝龙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

研究方向：

发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D63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724

（2012）10-0034-04

收稿日期：

2012年6月7日



安东尼·

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作为当代社会思想界少有的大师级人物，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系统地对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社会学理论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在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

吉登斯致力于现代性理论的研究，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现代性作出了制度性分析，1991年，吉登斯又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从社会与个人相互建构的角度，分析了在现代性大背景下，自我认同这种新机制如何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用吉登斯本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

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1]

最后，他呼吁在晚期现代化条件下，进行“生活政治”，促成个体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实现对社会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可以说也进入了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环境下，个体的自我认同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学习吉登斯的现代性以及有关自我认同的理论，有助于分析我国社会的现实，增强理论的实践意义。

一、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评述

（一）“自我认同”的概念及其产生

吉登斯于1991年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全书重点关注了“自我认同”这种新机制。

所谓“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是指“个体依据其经历所理解到的反思性的自我。

”[2]这里的自我认同并不是从心理学意义上展开的，而是把自我认同放在了全球一体化、高度现代性的大背景之下展开讨论。

因此，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理论解释之前，对什么是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轮廓进行了回顾和描述。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吉登斯仍然坚持自己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现代性首先是指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在《现代性后果》这本书中，吉登斯对现代性进行了详尽阐释，比如，提出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机制，分别

是“时空的分离、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3]这三种动力机制不是孤立发生作用的，而

是每一种与另一种相互关联。

此外，吉登斯还详细论述了现代性的四种制度性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

[4]在20世纪晚期，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性已经走向终结，然而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并没有结束，而是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是晚期的现代性。

在这个基础上，吉登斯开始论述他的自我认同理论，现代性的出现和发展，使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众多因素直接影响到了自我认同和现代制度之间的关系，现代性在人类事务中导入了基本动力，这些动力伴随着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的变迁”。

[5]因此，在现代性环境下，个人生活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使我们面临着许多风险，而且“抽离化机制将个人经验的许多方面变得远离个人，成为专业技术，不需要个人依据传统、习惯或道德的力量，做必然或应然的决定。

没有了外在固着的参照点，自我陷入了不能克服的道德焦虑”。

[6]然而，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尽管侵入了个体的日常生活，给个体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但这并不等于无法解决，他认为，自我是具有反思性的，也必定反思性地产生出来。

吉登斯从米德德社会符号互动论出发，对米德所划分的“主我”和“宾我”表示赞同，但他不同意“主我”是非社会的，他认为，两者都是内在于人类的语言中的，因此，吉登斯又指出：

“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是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

[7]

（二）自我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转变和风险

现代性不仅影响到了宏观的社会制度变迁，而且浸入到个体的生活领域，由于现代性的浸入，由现代性后果所致的风险也导入了个体生活，从而对个体的自我认同造成了巨大影响，并给个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

1、时空的抽离和重组打破了传统的习惯和秩序，使得个人的生活模式发生了转变。

在前现代社会中，时间总是与地点相关联，然而，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推广，造成了“虚化时间”（emptytime）产生，时间的虚化进一步导致了“缺场”的出现，这样，“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此外，时空的抽离还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机制”。

[8]这样，由于前现代社会是通过传统和习俗维持的，而现代社会却依赖如同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机制维持，从而，传统社会中自我成长发生了转变，并对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中个体自我认同与塑造过程的延续性和秩序性被打破，致使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凸显，使得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个体对未来感到极度的不确定性，并对潜伏的风险开始感到惊恐。

[9]

另一方面，个体间的亲密关系也发生了转型，传统社会中的诸如婚姻关系、朋友关系等都是具有关联性的，并与外部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状况紧密相关。

然而，现代性社会是一种纯粹性关系（purerelationship），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关系似乎是一种自由漂泊的，仅仅关注能够为伙伴双方带来什么，即“没有足够的互惠关系，纯粹关系便不存在”。

这种个人间亲密关系的转型，也给个体的自我认同带来了风险，个体逐渐脱离了传统亲缘关系的影响，致使个体的生活情境发生变化，并走入了充满反思性的轨道当中。

2、信任关系发生变革，个体产生了具有风险性的适应性反映。

在吉登斯所构建的现代性理论中，信任机制是其中的链接性线索，正是信任关系才构成了本体性安全的基础。

在

《社会的构成》一书当中，吉登斯强调，普通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某种本体性的安全，这种安全体现出可预见的例行活动中行动者在控制身体方面具有的某种自主性。

产生对他人的信任感是基本安全系统中最深层的要素。

[10]

吉登斯所使用的本体性安全的术语，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

[11]而本体性安全的作用在于维持个体的心理机制，使个体对周围环境有一种可靠感，一旦本体性安全遇到威胁或被破坏，那么个体的正常生活便会遭受冲击，陷入焦虑当中。

可见，信任对于个体心理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前现代社会，信任的总情境强调地域性的极端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亲缘关系。

这种亲缘关系为社会成员构筑起了稳固的社会纽带；

二是地域性社区。

它是一种熟悉的场景，人们相互认识，并生活在一起，在这里还交织着复杂的社会关系；

三是宗教宇宙观。

宗教宇宙观用神灵的方式给予人类生活或自然的解释；

四是传统性。

传统性的仪式、风俗等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起来，为个体解释现在和预见未来提供帮助和支持，并维持个体的安全感和确定性。

然而，到了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信任关系成为了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机制，或是一种纯粹式的关系，并需要互惠性来维持，否则难以存在。

这种信任情境的转变也使得风险环境发生了变化，即由前现代社会来自自然的威胁转变为了来自现代性反思和工业化人类暴利的威胁。

这种转变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反映。

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列出了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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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主要方法是既然理解和掌控不了现实世界，还不如从外部世界退却。

吉登斯称之为麻

木的逃避，这种麻木依然要付出心理代价，因为麻木实际上包含着埋藏在深层的经常性焦虑，这些焦虑会经常性的凸显出来。

二是乐观主义态度。

乐观主义论调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坚信现代的风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发展迎刃而解。

吉登斯认为这种观点对非专业人士来说是一种持续性地做出积极反响和具有情感感染力的看法，它建立在确信自由的理性思想和具体的科学能提供长期性的安全之上。

三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

这是两种态度的结合体，犬儒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情绪上影响的模式。

而悲观主义是一种对未来厄运的无能为力，两者的结合便具有了情感中立的性质，即对现代性产生怀疑和防备，又避免了悲观主义的过分否定。

四是激进的卷入。

所谓激进的卷入，指的是当我们觉察到危险之后，并不悲观也不厌世，而是动员各种力量，降低风险，并最终取得胜利。

虽然激进的卷入也是一种乐观主义态度，但这种乐观是能动的乐观，而不是狂妄的乐观。

二、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自我认同危机

（一）由于现代性的侵入，“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个体面临心理危机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彼此熟知，乡土社会里也不会有太多的隐私，并且“乡土社会是依据传统的习俗来维持，即礼治，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

[12]费老还指出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结构，每个个体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如同波纹式的社会关系结构。

乡土社会的地域性、礼俗化、无讼制度、长老统治等都反映了传统时代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转型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的转变以及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这些都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有学者甚至指出了中国社会当前出现了“规范真空”和“控制失灵”的现象，正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个体的自我认同也发生了变化。

传统社会的地域性和亲缘纽带对个体的约束力减弱，个体失去了群里依托，出现了许多失范事件，比如，备受关注之一的就是进城务工人员的自我认同危机，由于城市化进城的加速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许多农村劳动力走进城市，于是出现了农民工大军。

这些群体进入城市之后，由于脱离了以前所生活的地域和群体，面对城市的生活，很容易出现心理上的压力和失衡，我们熟知的富士康公司14起跳楼事件，武汉“12·

1”建行网点爆炸案等等，据媒体报道，王海剑在技校上学时还是尖子生，也曾为得到父母和村里人的称赞，可偏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体的自我认同问题。

（二）社会信任遭到挑战，出现了许多道德问题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信任关系的维系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任对象的地域性特征，由于受到传统社会封闭性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地域环境，人际信任的对象局限于父母、亲戚、朋友、邻居之间。

二是信任维系体系的传统性和历史经验性。

这主要是指由于传统的道德、习俗、惯例等力量的存在，使得一切行为方式都有一定的预见性，人们可以根据以往的惯例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三是信任的“差序格局”性质，学者白春阳在《现代社会的信任问题研究》中指出，“社会信任亦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也就是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与其亲疏远近是成正比的。

”[13]四是信任心理基础的情感特征。

这受到了我国传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