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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发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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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的发现
(2005-11-02)
伟大的问题就好像是宝石,成千上万的人从上面走过,直到一位行家终于把它拾起。
——题记
腐败的政府,自有腐败的作为,自有腐败的下场。
进入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势如累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八国联军杀入北京。
皇室成员和文武大臣闻风丧胆,纷纷敛财聚物,仓皇逃往西安,居然把保卫京城的重任交给了一位官居四品的国子监祭酒,任命他为京师团练大臣。
大刀、长矛和黑辫子,毕竟抵挡不住洋枪、火炮的攻击,终于落得一败涂地。
八月十五日,京城沦陷。
这位临危受命、指挥兵民浴血奋战的京师团练大臣,誓死不做亡国奴,败回家中后,愤然写下绝命书,吞金服毒,然后偕夫人谢氏、长媳张氏从容投井殉国。
这是一位“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注2)的民族英雄。
然而,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芒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并不是那么四射,甚至于暗淡地鲜为人知。
而真正让他彪炳千古、永垂青史的是因为他是甲骨文的伟大发现者,是享誉中外的“甲骨文之父”。
他,就是王懿荣。
一、王懿荣纪念馆
烟台是王懿荣的故乡。
王懿荣纪念馆就坐落在烟台市福山区,与我的家和工作单位相隔都不足二十公里。
我是一个喜欢写字读书的人,来烟台工作生活已经十五年多了,期间断续地看过王懿荣的许多史料,工作中也常到福山。
按说早就应该多次造访了,而我却始终没有如愿。
这一缺憾,直到今年十一月四日才得以弥补。
王懿荣纪念馆夹杂在福山镇盐场村居民区内,门号是816。
沿途并没有明显的标志。
它处在村内一个三、四米宽的东西走向的胡同里,坐北朝南的院落,朱红大门的两侧分别悬挂着白底红字的“王懿荣纪念馆”、“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王懿荣研究会”两块竖匾。
时值清晨,门前没有车辆,廖无一人。
我伫立门前,凝视着,沉思着。
许久,一位中年男子——高崇远副馆长迎了出来,热情地把我领进馆内,领进了这所我心仪已久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神圣殿堂。
高馆长亲自给我当了导游。
纪念馆先前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地主庄园,主人是王懿荣的宗族名叫王滨。
庄园建于清宣统年间,占地近六十亩,三进庭院,四排六十间宽敞高大的石基、白墙、红柱、青瓦的平房,被以大门为中心的一条向北直伸到底的、感觉异样深邃的通道,对称地分成六个四合院,但厢房早已被拆除。
这里没有雕梁画栋,整体建筑庄重,严整,幽雅而简洁。
院落里少有乔木,大多是青翠、整齐的矮松,间或点缀着几株月季和红枫。
虽然是在料峭的寒冷中,馆内却依然呈现着盎然的生机。
踏进馆内,抬眼望去,迎面的房檐下,横悬着十块黑底鎏金的匾额。
从西往东依次是“甲骨鼻祖”、“甲骨祖师”、“甲骨慧眼”、“一代宗师”、“千秋风范”、“甲骨之父”、“甲骨功臣”、“甲骨魂”、“甲骨先师”、“民族之魂”。
(注3)三百多位海内外华人著名书法家、文字学家、甲骨文专家、历史学家、文物专家和文化名人为纪念馆题词、作画。
纪念馆里没有其他游客,没有香火。
院落里寂静得出奇,空气似乎凝固,我脚步轻踏,呼吸紧敛,生怕打破这里的宁静、圣洁和肃穆。
在高馆长的引领和介绍下,带着崇敬和疑问,我依次参观了“光辉生平”、“甲骨之父”、“忠烈千秋”、“风范长存”、“佳作传世”等全部五个展室,系统地了解了王懿荣辉煌而悲壮的一生。
馆内核心的展室是“甲骨之父”。
室内陈列着数百片镌有文字、形状各异的龟甲兽骨,虽然真品寥寥,大多是有代表性的、出自专家之手的复制品,但非常逼真,难辩真伪。
四壁上主要展示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过程的图文;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刘鄂、胡厚宣、郭沫若等六位甲骨文研究巨匠的介绍与成果;甲骨文到现代文字一脉相承,进化演变的图解等。
我静默地观赏着,好似漫步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圣坛,犹如仰视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又仿佛跋涉在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源头、来拜谒辉煌的历史文明丰碑。
高山仰止,丰碑巍峨!
蓦然,一股莫名的历史文化氛围包裹着我,逼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在这里,抚今追昔,惟有惊叹,惟有感慨,惟有崇敬!
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文字的源头上溯到了商代,推前了一千年。
它记载了商王盘庚迁殷以及到殷代灭亡过程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天文、历法等真实的社会状况,使上古汉语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得到了确切可靠的物证,彻底推翻了当时的“疑古论”(注4),确认《史记》等一大批古籍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为信史。
也正是由于它的发现,如一道曙光冲破浓雾,照亮了史学界,催生了“二重论证法”。
值此,史学界重视了地下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导致了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使历史文化研究走出了“古纸堆”的园囿,跨入了广阔无垠的新天地,从而创立了现代考古学,开辟了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二、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
这有必要先从发生在一个名字叫李成的农民身上说起。
这个愚昧的农民对甲骨文的发现有着一段典型的、可笑的、荒诞而又充满文化悲怆感的传说。
他是河南省洹河畔安阳县小屯村人。
李成是为了赚钱第一个把“甲骨文”作为药材运到城里、传送出去的人,但也是在他手里,毁掉了难以计数的甲骨文字。
功耶?
罪耶?
惟有历史来定论。
这年夏天,他患了疥疮,疼痒难耐,坐在田头,无意中捡起一块刻有“画纹”的白骨片,但他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自己捡起的是一块历史文化瑰宝!
李成把白骨片揉搓成了粉末,涂抹在疥疮上,疼痒神奇地止住了,几次涂抹后,疥疮居然治愈了。
李成喜出望外。
他把乡亲们扔掉的、大量的各种形状的白骨片片收集起来,送到附近城里的药店去卖。
他告诉药店掌柜:
“这白骨片片治疥疮和外伤有特效。
”药店老板将信将疑,取来药典看了半天,终于弄明白这白骨就是中药里的“龙骨”,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龙骨是古爬虫动物的化石,能生肌防腐。
药店收下了这些“龙骨”,李成则将大把的铜钱往钱褡裢里一装,高兴得回家去。
从此,做起了收集贩卖“龙骨”的“专业户”。
李成一边收集,一边卖给药店。
可是,当时药材交易落后,“龙骨”在当地的用量不大,药店就不想收了。
当李成又一次把收集来的“龙骨”送到药店时,店老板便挑剔起来:
凡是刻有“画纹”的“龙骨”一概不收。
李成这次碰壁后,立即想出了聪明的对策:
他拿起刀,将收集来的所有“龙骨”上的“画纹”一刀一刀地刮掉,然后再送到药店去卖。
此时,药店的仓库里已被“龙骨”堆满了。
这是一座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而药店老板却全然不知!
也是为了钱,老板决定停止买进“龙骨”。
但李成却没有放弃这挣钱的机会,没有停止“龙骨”的收集。
他把一块块“龙骨”——把一块块文化瑰宝捣成粉末,然后包成一个个小包到各个集市、庙会上去叫卖,去赚钱!
同样,药店老板为了赚钱,也陆续把“龙骨”转卖给各地。
很快,“龙骨”进入了京城各大药店。
就这样,一块又一块“龙骨”,或成块入药,或碾成齑粉,成为救治千千万万个病人的“良药”。
还有一位与甲骨文的发现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古董商,他叫范维清,是山东潍县人。
光绪二十五年夏天,居住在北京东安锡拉胡同11号的王懿荣身染疟疾,久治不愈。
一位医术高深的老中医为王懿荣开出一剂药方。
药方上有一味名曰“龙骨”的药,立刻引起了王懿荣的注意。
其家人从药房抓药回来后,王懿荣亲自查看,发现了中药里的“龙骨”碎片,有的碎片上镌有奇异的纹络。
他便抱病亲临药房叮嘱药房老板,如果再有商贩送“龙骨”来,请代为引见。
不多时日,名扬京华的古董商范维清被引见到王府,这次他带来了十二片“龙骨”。
这是他到河南安阳、汤阴一带去收购青铜器,没有如愿。
听当地人说“龙骨”是药材,就顺手牵羊地收集了十二片,心里想:
“这样也不枉跑一趟。
”王懿荣见到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分外高兴。
他仔细端详着每一片甲骨上一个个单一成形的“符号”,紧缩的眉头舒展了。
他兴奋地告诉在场的人:
这是比钟鼎文更古老的中国文字!
范维清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药材是真正的古董。
于是,王懿荣以每字一两银子的高价买下了这十二片甲骨。
并当场给范维清六百两银子,指使他为自己继续大量收购。
随即,派家人到京城各大药店以重金把刻字的甲骨全部买下,以至于典当细软,倾其家财也在所不惜,在他壮烈殉国前竟收集了一千五百片!
王懿荣一边收集,一边开始了他的“发现”。
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拿着放大镜逐块、逐字地深研细究。
随之,一个又一个象形的、怪异的、抽象的、单调的文字符号被破译,字与字连为语言的链条,一个个链条随即构成一片清晰的文化意象。
他对照《史记.龟策列传》、《周礼.春宫》的文字记载,终于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殷商王朝祭天盛典的情景、祈求福祉的占卜辞令、政治经济的记载、金戈铁马的征伐……
金秋送爽,明月如水。
王府上高朋满座,名流如云。
王懿荣把一块块精心整理过的龟甲兽骨送给大家传阅观赏。
然后,他兴致勃勃地举杯祝酒,郑重得告诉在座的高朋名流:
甲骨上镌刻的“画纹符号”是文字,是商代中后期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随即,京城文化界为之轰动,中国文化界为之震撼,世界学术界为之注目!
三、偶然中的必然
仓颉是中华民族的造字之祖。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面天雨粟,鬼夜哭”。
黄帝命史官仓颉造字也只是个历史传说,虽然传说只造了二十八个字,但也“天雨粟,鬼夜哭”,这说明了文字的出现是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不为过。
纵观历史,山顶洞文化不过是“几个石头磨过”,仰韶文化仅限于制造出简陋的农耕工具和陶器,大汶口文化也只是找到星星点点、支离破碎、幼稚、简单、原始的刻画符号,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而甲骨文,却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最古老、最系统、臻于成熟文字,洋洋洒洒,博大精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甲骨文就没有现代的民族文字,就没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
如果不是王懿荣,那么甲骨文的发现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甚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将要重写!
然而,甲骨文的发现许多人甚至于学术界的某些专家认为是偶然的。
这不仅抹杀了发现者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违背了历史的真相,也有悖于文化研究乃至人类认知的必然规律。
甲骨文的发现,开始是安阳小屯村的农民耕作时,把发现的所有龟甲兽骨当作了毫无价值的废弃物;传说中李成的偶然发现,只是把它当作了赚钱的药材;药店老板的发现却是认定它为“龙骨”,其功用仅限于药用价值;即使著名的古董商范维清之辈,也没有超越“龙骨”的药材界定。
更何况“龙骨”走入京城,千千万万个文化层次高低不同的人都接触过,或服用过。
他们和王懿荣都“偶然”过,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在王懿荣之前发现“龙骨”上的“镌纹”是文字呢?
而王懿荣与“龙骨”第一次偶然相遇,就独具慧眼,发现了甲骨文,并成为把甲骨文考订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
这怎能是一个“偶然”可以了得的。
这使我想起了埃尔温.斯特里马特《随想录》里的一句话:
“草原开满了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所发现的却只是饲料。
”
甲骨文的发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充满了客观上的必然性,只是历史合乎逻辑地选择了王懿荣!
发现甲骨文的人自身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他必须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博古通今;他必须是一位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并且两者兼具,缺一不可;他必须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独到、敏锐的思维能力。
而这三个苛刻的基本条件在王懿荣身上达到了高度集中的体现。
王懿荣出身于纵贯明清两朝昌盛不衰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自明初他的始祖王忠考取进士、官至登宁盐科大使起,到清末五百多年间,王氏家族共考取进士27人,举人58人,贡生58人,秀才357人。
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是嘉庆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精于文字研究,著有《正俗备用字解》、《眄堂书屋文集》。
其父王祖源,是道光拔贡,官至四川按察使,精于金石研究,著有《渔洋山阴秋柳诗笺》、《天壤阁丛书》等。
王懿荣父子三翰林,兄弟多举人,被朝野誉为“天眷其后,世泽蝉联。
”如此文人辈出,鸿儒群集的家族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这样的家族对文化的景仰具有宗教般的虔诚,源远流长的文化的血脉传承成为定势,每个家庭成员一出生便在灿烂的文化阳光中茁壮成长。
王懿荣生于一八四五年。
六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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