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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选择了空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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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选择了空巢生活——以河南省杨村某一空巢老人为个案

王瑞芳

摘要：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的的发展，空巢老人现象凸现。

农村空巢老人由于其特殊情况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现有的许多研究者多从实证研究的路径出发，对空巢老人进行全面分析。

但这种分析不能深入了解空巢老人这一社会现象蕴含的深层社会变迁因素。

笔者试图通过实地调查，进行案例分析，深入探讨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的形成渊源。

笔者相信正确、深入的理解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希望能够对合理、可行解决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

农村空巢老人现代化养老

一、引子

对空巢老人的理解与研究源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我祖籍河南省内黄县杨村。

我的王姓家族是村中的一望族。

祖父一辈兄弟4人（成年后分家单过），各家都是子孙满堂，用村人的话讲：

那是杈杈都枝繁叶茂。

到父亲一辈，也就是1979年，当时是父亲第一个走出农村的，之后，整个家族就有了分崩离析之势，父亲一辈7个兄弟9个姐妹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相继走进了城市，走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到了1993年有两位祖父去世后，健在的两位老人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

在现有的影视、文学作品中，这一转变过程大多数人会看作一代农民的奋斗史，与此同时，我感受深刻的却是祖父们的黯淡眼神与祖父们和父亲一辈的矛盾与争吵。

而且，这一现象也绝不是我们王姓家族的特殊现象，在农村中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我一直困于这样的思考:

一位本该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的老人为何却成为凄苦的空巢老人？

是什么力量在安土重迁、孝字当头的农村土地上掀起了这样一场剧变？

空巢老人究竟需要什么？

这些问题就是这篇文章的引子。

二、文献回顾

关于空巢老人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国内学者对空巢家庭及空巢老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姚引妹，2006）。

迄今为止，主要成果包括老年空巢家庭或“新空巢家庭”的成因（肖汉仕，1995；徐宪，1995；谭琳，2002；陈晓敏等，2003）；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与社会支持（熊汉富，1998；赵芳等，2003；吴业苗，2004）；不分城乡的空巢家庭的现状及养老问题（穆光宗，2002；黄润龙，2005）；农村空巢家庭养老问题（徐晓军，2003；王银秀，2005；姚引妹，2005；谢慧娟，2006；陈宇泰，2006；龚文君，2007）；地区间老人生活状况的比较及差异（1995－1996年香港大学齐铱对北京、上海、苏州、广州和香港的居家老人进行了较系统调查，内容包括老人的经济生活、居住情况、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四个方面）等。

由上可知目前国内研究主要关注空巢老人这一农村新贫困人群生存现状及其成因，并对农村社会保障建立等问题进行探讨等。

一方面，众多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说明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空巢老人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隐性化阶段转为当前的显性化阶段，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空巢化现象更为严重。

中国广大贫困地区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状况更令人担忧。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自然变动（通过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而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医疗专业技术的进步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采用）的必然结果。

人口老龄化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老年赡养系数和总供养系数上升、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大、社会资源分配和供给矛盾加剧、新的老年人口出现、社会文化重塑、代际关系紧张等。

而广大农村仍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尤其是贫困地区，大量人口未脱贫，人口老年化的提前到来，这给原本贫困而落后的地方经济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加大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难度，更成为制约其脱贫的“连环枷锁”。

然而与此同时存在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初始目标错位（以城镇为主、“保富不保贫”，刘家强等，2005），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

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始终处于真空状态，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新形势的冲击，广大学者依据自己的调查，提出了多种新型养老保障模式。

其中以浙江宁波市为案例，提出农村养老保险实行类似城乡的统账结合的高覆盖率的养老模式（宋斌文，张琳2007）的观点。

这一模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条件与宁波相似的东部发达地区较为适用，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是否可行、是否有效还需进一步验证。

另一研究提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包括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养老模式，但目前存在着制度缺陷（谢慧娟，2006），表现为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弱化和其制度本身的不健全，使得新制度的建立困难重重。

并且，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不发达，并且存在地区差异在农村表现得更加明显，区域经济发展得极不平衡，因此单用一个模式、一种制度去解决全国各类别、各层次的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显然不合实际。

所以对农村空巢老人进行单独考查与探讨，有助于逐渐摸索出适合农村自身的养老模式.

对文献的回顾发现，既往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取向的研究方法，对空巢老人现象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分析都不够深入具体，对于笔者在引子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也不能完满地做出回答。

并且对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群体没有与城市中空巢老人特征进行区分，拿城市中空巢老人的境遇来评价农村空巢老人，使得有些分析有失恰当。

笔者通过对河南杨村和北街村两个村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解开心中的谜团。

三、三世同堂到空巢老人

（一）个案：

王老伯（65岁）、王老太（62岁）家住杨村中心，膝下有一子一女。

其子于1991年结婚，其女1993年嫁到外乡，每年回家看望2-3次。

其女外嫁后，1993年与其子分家，两位老人独住于一院落，离其子家相距大约300米，其子、媳经常到家中看望。

当时尚年轻的王老伯、王老太两人共同耕种5亩田地，经济收入稳定，与其子相安无事。

1995年，当时外出打工之风已开始盛行。

早期村中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走到中国的东部沿海等地区，通过他们的努力，每年返乡时都会带回数量可观的收入，并且从外面带回各种各样的东西孝敬父母、亲朋。

每次他们的衣锦还乡都会在村中刮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风，随之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村人们关于外面的钱如何好挣，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的谈论。

王老伯、王老太也开始觉得人家这样的孩子才算有出息、能干，自己的孩子在家干守着自己有什么用啊，又守不出一两面、一斤肉来。

其子也觉得这样在家过的太窝囊了，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人不能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年轻力壮的就应该出去闯闯。

在与父母协商后，把自己种的5亩地交给父母耕种，把刚刚两岁的孩子交给父母抚养，同时承诺会把打工收入的一部分交给父母作为生活费补贴和零花钱，之后夫妻双双外出打工。

（二）外出打工与空巢老人

在一般的空巢老人研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外出打工是造成农村空巢老人增多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的推进，不仅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反而使二者之间呈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需要，农村中青年劳力前往东南沿海以及大中城市进行务工，造成许多农村老年人留守家中，无人照顾。

这样，就导致了空巢家庭的出现。

（王艳坤，2006）。

城市化的推进，随着越来越多的子女外出务工导致了留守老人的家庭呈现空巢化与隔代化。

（杜鹏，2004）但在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外出务工只是一个直接因素，一个直接诱因，并不能揭示农村空巢老人与日俱增所蕴含的内在、深层的社会变迁。

（三）现代化与空巢老人

1、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趋势，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目标。

其直接现实的体现就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

城镇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现代城市出现，而且改变了农村单一的生活方式，促使农业由单一走向多元化，客观上促使众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青壮年外出务工，寻求发展机会。

他们的离家半径延伸，时间延长，血缘、宗族为纽带的人情网淡化（佟新，2000）。

取之而来的是业缘关系强化，新型的利益格局形成。

在本案例中，儿子、儿媳在外出打工的头两年，回家看望儿子或父母的次数大约为6-7次，（多在风俗节气时，且归家看望幼子为主要原因。

）但在近些年，儿子、儿媳回家次数越来越少，每年春节回家，会把一定数量的钱交给父母，之后便很少进父母家门；对于父母关心的一些在外工作怎样，如何打算等问题，闭口不提，好像与父母已无太大关系。

在春节期间，农村会有相应的家族礼仪，如：

在外归家的晚辈应该到长辈家问候，表示自己平安归来；过了初一要到同族的老辈家里看望、拜年；同族血脉近的要一同吃饭，互相拜年问候等。

对于这样的礼仪形式，年青在外务工的一辈渐渐感到没有兴趣，不想参加，由此引发家庭纠纷的不在少数。

相反在外务工的子女会选择与自己同在一个城市务工的村人或邻近村的人联系密切。

互相送礼祝贺新年，交流工作经历，商讨下一年务工计划等。

作为老一辈对于子女的所作所为很难理解，王老伯、王老太就发现，儿子儿媳归家后，老人就一再催促儿子到同姓的一些叔伯长辈家问候，但儿子总是回避、拖延，就算是终于去了，也是速去速回，走形式而已。

两位老人向笔者抱怨：

“人是越来越老了，但儿子是越来越靠不住了，现在自己还动得了，一切还好说，等自己躺在床上那一天，指望谁呀！

”在笔者走访的农村，存在普遍这样的现象：

老人们（不仅包括空巢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依赖子女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与子女已完全不能沟通。

且现在身为儿女的完全没有了自己当年对待父母的用心劲儿，养儿防老这一传统模式，在子女与父母开始分居两地时，初步丧失了存在的客观条件，但子女与父母血缘感情的淡薄使这种模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2、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模式有了很大变化。

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著作《文化与承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人类文化发展与文化传承。

依照她的分析路经，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后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

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

“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在这全新和多变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

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

中国农村在中国传统思想笼罩下已尘封了太久，不过现代化已无孔不入的渗透到农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要从最彻底的知识权威、主流文化上下手。

当青年一代一次性从中国最底层的农村进入到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后，无论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等方面，其思想变化的跨度与幅度是巨大的，其变化的剧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这种变化是单向性的，一旦成功转化就决不会退回到原有生活。

然而回到农村的现实生活，外出务工的青年一代与留守老人的思想显得格格不入，两代关系恶化成为必然。

在本案例中，王老伯、老太就不只一次提到：

“这世道变了，出去看看就不一样了，我们做什么他们（指他们的子女）都看不惯，我这样做了一辈子了都没错，怎么到他们这儿就不对了，出去了，见世面了，看不起我们了啊。

”这种文化的代沟促使一部分本未与父母分家的子女，重新选择与父母分家，推动了与父母分居倾向发展，使儿女与父母分家成为一种家庭模式主流，空巢老人随之增多也是必然。

而且，在外务工使青年一辈有了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在农村建新房或在城镇中购房比例增加，客观上为分居创造了条件（王银秀，2005年）。

3、现代社会更强调个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社会对个人的评价由成员取向转化为个人取向。

在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客观决定了大家族、大家庭的普遍存在。

人们适应生产、生活的能力，社会威望取决于一个家族的人数和团结度。

每个个体的成员身份和在家族中的地位是评价一个人的主要社会标准。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表现在社会文化价值观向理性化方向转变或者是理性原则提高。

也就是人们开始采用分析的态度，理性的对待社会生活。

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个人角色的分化使人们能够更好承担角色。

同时实现个人之间的角色互动是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这就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选择行动依靠非理性原则从传统的和某种神秘观念出发，行动的结果和评价标准是公共的或某种神秘的东西。

在农村文化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中，这种现代化特征突出体现在家庭成员权威地位的获得不再是依靠年龄或者其他先赋的东西，而主要看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知识掌握。

但这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是日益减少的资源，且不具备重新开发的潜能。

农村老人社会困境及渐渐感到回天无力，这些因素使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境遇更加恶化。

在本案例中，今年刚刚65岁的王老伯就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充满担忧，在家族里面自己越来越没有地位，好像没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里，年青一辈对自己是表面的尊敬，他知道他们不过是不想找太多麻烦，对他的观点和态度根本是不屑理睬。

王老伯一直在担忧：

现在自己还能养活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这样，那如果到了自己不能动，需要人伺候时，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由上分析可知，空巢生活并不是谁的选择，现代化波及到了乡土中国气息最为浓厚的农村地区。

现代化的前行军——工业化和城镇化，打破了原有的生存模式（包括生产模式、生活模式、社会交往模式、固有的人情圈等）。

原有模式改变是老年空巢生活形成的开始；人们原有生存模式的改变，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系统、评价标准等出现偏差和严重挑战。

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要求和时代的进步，人们渐渐习得了新的规范、标准。

（在社会学领域中，这被称为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过程，许多学者对此有了专门的研究。

）然而这种转变具有刚性与单向性，一旦转化成功就不可回复。

在农民工回到农村后，与父辈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碰撞与偏差，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更加剧了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形成。

（王瑞芳武汉理工大学05级社会工作专业）

参考文献：

1、陈宇秦.《农村老年空巢家庭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提出的挑战》.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8。

2、龚文君.《农村空巢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研究》.西北人口.2007.1。

3、杜鹏.《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人口研究.2004.11。

4、宋斌文.《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夫人实践与探索》.社会保障制度.2007，3。

5、谢慧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及对策》.邵阳学院学报.2006.10。

6、郑杭生.2003.《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出版社。

7、李迎生.《立足现在、面向未来：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过渡模式”设计》.社会保障制度.2006.2。

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状况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

谢丽琴张静平焦娜娜彭芳叶曼2010-06-3016:

34:

01

摘要：

目的探讨农村空巢老人抑郁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及各因素对抑郁发生的作用。

方法以湖南省459名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老年抑郁量表、社会支持问卷及应对方式量表，对他们的抑郁症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评定分析。

结果抑郁的发生与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更直接的影响。

结论空巢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可以从多途径、多方面对抑郁的发生进行预防和干预。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及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老年群体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6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年人口已超过0.85亿〔1〕。

而空巢老人作为老人中的特殊群体，其精神保健和医疗卫生问题则是农村老年群体健康的首要问题。

“空巢老人”既要经历个人生命周期的转型，还要经历家庭周期的转型；同时，随着机体开始逐渐衰老，个体的组织结构及脑功能发生改变，各系统的功能活动明显下降，这都促使“空巢老人”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及心理障碍，如忧虑、抑郁、孤独、老年痴呆等，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抑郁〔2〕。

本文旨在探讨农村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发生及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为促进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提供指导。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07年11月在湖南省永州市调查5个村的空巢老人，年龄≥60岁，意识清楚，没有可以混淆测查的精神问题，并愿意参与调查的500名老年人，回收有效问卷459份，回收率91.80%。

459名农村空巢老人中，男244名，女215名，年龄；60～100（平均69.52±7.51）岁；婚姻状态:

在婚350人（76.3%）,不在婚109人（23.7%）；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252人（54.9%）,初中105人（22.9%）,高中及中专61人（13.3%）,大专及以上41人（8.9%）；经济状况:

很差24人（5.2%）,较差90人（19.6%）,一般242人（52.7%）,较好91人（19.8%）,很好12人（2.6%）；宗教信仰:

有信仰者86人（18.7%）,无信仰者373人（81.3%）。

1.2方法

1.2.1人口社会学调查根据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人口社会学调查。

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否、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

1.2.2老年抑郁量表（GDS）〔3〕采用Brink等人创制的老年抑郁量表（GDS）的中文修订版来评定被试的抑郁程度，该量表重测信度为0.85，聚合效度为0.82，主要作为专用老年人的抑郁筛查表。

它包括30个条目代表了老年抑郁的核心，采用“是”与“否”的定式回答，对最近1w出现的抑郁感受进行评价，10个条目反序记分后，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

总分<10分为无抑郁，11～20分为轻度抑郁，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3〕由肖水源设计，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社会支持利用度（3条）3个维度。

分值越高，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1.2.4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3〕由解亚宁编制，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该量表重测信度为0.89，α系数为0.90。

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

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

1.2.5资料的收集与处理由研究者和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农村老人进行入户调查，对于思路清晰、能够书写的老人，调查员进行统一说明后，由老人自行填写；对于不能够独立完成书写者，由调查员逐条口述问卷内容，老人回答，调查员填写；当场发放问卷，填完后当场收回。

1.3统计学处理数据输入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Stepwise回归分析。

2结果

2.1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量表的测查结果全体被试空巢老人（GDS）平均得分为（14.12±3.9）分。

分数小于10分者（无抑郁者）88人，占19.1%，11～20分之间者（轻度抑郁者）336人，占72.9%，分数大于21分者（中重度抑郁者）35人，占7.6%。

表1的结果显示，轻度、中重度抑郁组在社会支持及积极应对上的得分要低于无抑郁组，但差异不显著；而消极应对的得分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1）。

表1三组空巢老人抑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量表测查结果与无抑郁组比较：

1）P<0.01;与轻度抑郁组比较：

2）P<0.05

2.2抑郁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具有相关性，其中抑郁与客观支持、支持的利用度和积极应对呈负相关（P<0.05），和消极应对成正相关（P<0.01），见表2。

表2抑郁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r值）

2.3对抑郁症状的回归分析将人口学资料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示无抑郁组、轻度抑郁组和中重度抑郁组组间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及宗教信仰有差别（P<0.05），因此，将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当作自变量，对GDS均分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在抑郁的回归等式中，消极应对、支持利用度、宗教信仰和经济状况4个变量都进入了回归等式，且β系数有显著性（P<0.05）。

表明此4个变量可以预测抑郁情绪的发生。

其中，消极应对和有宗教信仰会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及程度加重，而支持利用度、良好经济状况对抑郁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表3对抑郁的逐步回归分析

3讨论

本研究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比例为80.5%，高于一般人群的10%～20%〔4〕，提示应注重对农村空巢老年人群抑郁的研究，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

研究认为社会支持与心身健康呈正相关〔5〕。

而作为重要的个体变量的应对方式，则决定着人们对付内外环境的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影响应激和情绪障碍之间的关系〔6〕。

本研究结果显示消极应对的强度对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影响最为明显，它是阻碍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其次，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发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7〕。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均与抑郁得分呈弱相关，这可能与样本量来源较单一且研究的内容比较局限有关，而其中以对支持的利用度的影响最大。

应对方式则会影响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采用消极应对的空巢老人在遭遇生活事件时较少向别人倾诉，也不能建设性的寻求帮助，因此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更少;采用积极应对策略的老人通常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帮助，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所以，更应该注重培养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支持利用度，这样可以部分缓解抑郁的发生。

最后，宗教信仰和经济状况也是抑郁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因为经济不能独立，经济状况较差使农村空巢老人缺乏就医、改善生活的主动权，而宗教是被定义为在人类事件、行为中产生一定影响的超自然力量或超越存在的一种信仰，它多探讨生死问题，以生命终结与最终归属来省思人生的意义，因此，信教者通常更多关注消极现实，从而更加重了抑郁程度，本研究结果与某些社会心理学家〔8〕的观点相悖，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对于抑制不安和抑郁症会产生非常有效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的干预可以考虑从多个环节、多途径入手，既要村集体和卫生服务人员引导老年人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培养农村空巢老人积极的应对方式或帮助其利用并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也需要子女和社会各界应给予空巢老人更多的关心和支持，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预防和缓解抑郁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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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淼，王爱红.老年空巢综合征的社区护理〔J〕.护理研究，2006;20（10）：

2511-2.

3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

217;127;109.

4TiemeierH.Biologicalriskfactorsforlatelifedepression〔J〕.EurJEpidemiol，200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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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翟永莉，张桂青.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抑郁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心理防御机制的相关性〔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7;11（52）：

10654-7.

6吴劲东，吴国丽，刘学兵，等.个性、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社区女性抑郁发生的作用〔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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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rierceR，FronEM，RussellM,etal.Alongitudinalmodelofsocialcontact，socialsupport，depression，andalcoholuse〔J〕.HealthPsychol，2000;19

（1）：

28-38.

8MannJR，McKeownRE，BaconJ,etal.Religiosity，spiritua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