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晚期帝国文化PPT推荐.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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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文网之密、搜求之细、惩办之酷，为前代所未见。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

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

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

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

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

八股文,文字狱,朱元璋由起事时对文人的尊重一变而为对文人的猜疑，以至演变成大开杀戒的文字狱。

清朝的统治，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绝对君主专制，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残酷而病态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清代皇权、文化专制,这二者的综合，构成了清代专制政体的基本特征。

由此产生的文化政策，是以扼杀民主和民族思潮，巩固清廷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为目标。

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的举措：

一是以科举为诱饵，特设博学鸿词科，搜罗人才；

二是帝王标榜右文，组织大批学者编纂各种庞大的辞书、类书，将文人引向故纸堆；

三是迭兴文字狱，剿灭异端。

清代文字狱不同于明代之处，在于它多因镇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发难。

这显然是由于身为少数民族的清廷统治者，对数量巨大、文化悠久的汉民族的恐惧。

清代帝王认为，汉人的民族意识一日不消灭殆尽，清廷的统治一日不得巩固。

而汉人民族意识的传播者，主要是江浙士人，必须加以特别的管制。

清代文字狱,清代前期对汉族士人的政策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顺治元年至十年（16441653年）是利用，顺治十一年至康熙十年（16541671年）是高压，康熙十一年以后是怀柔，雍正、乾隆年间又转为压制。

典型案例有“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庄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廷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等等。

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仅见记载的就有108起之多，而且愈演愈烈。

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

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

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

文字狱的危害,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2、败坏了官场风气。

3、狱销毁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

那些以“学而优则仕”为正途的儒生也不愿入朝为官。

入朝做官者，慑于皇权淫威，苟且因循，无所作为。

大量士人不敢发挥己见，陷入僵化呆滞状态。

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士人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患上贫血症。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

其突出表现，就是朝廷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类书、丛书，将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加以荟萃，规模之宏大，编制之精密，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二、古典文化的集成,永乐大典,明成祖登基后，指示解缙等人开馆于南京文渊阁，博采众书，分门别类，依韵编纂一部大型类书。

这项庞大的图书工程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成于永乐六年（1408年），初名文献大成，后定名永乐大典，广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辑录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无所不包。

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

编纂始于清康熙年间。

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分6编、32典、6109部。

详言之，历象编，分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

方舆编，分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

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

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

理学编，分经藉、学行、文学、字学四典；

经济编，分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

古今图书集成,每典分若干部。

每部先汇考，次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

内容繁富，区分详晰，被康有为称之为“清代第一大书”。

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综录历代典籍，其规模之浩大，更超乎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计79337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全书缮写7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7阁。

四库全书,经部有10类，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有15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有14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

集部有5类，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丛书，是指由很多书汇编成集的一套书，按一定的目的，在一个总名之下，将各种著作汇编于一体的一种集群式图书，又称丛刊、丛刻或汇刻等。

形式有综合型、专门型两类。

第一，穷搜博征各种著作，汇成庞大的书籍世界，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永乐大典后遭破坏，古今图书集成遂成为现存的搜罗最博、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

四库全书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是空前规模的大型丛书。

文化价值,第二，以较为精密的分类体例部勒群籍，使之有秩序地构成一个知识体系。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纂体例，与16世纪以后欧洲流行的按字母顺序编排百科全书的方法颇为相近。

帝王动用政权力量，荟萃典籍，制作巨型类书、丛书，其目的是为巩固君主专制服务。

以四库全书为例，它成为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的重要工具，大肆搜查“违碍”之书，竭力翦除各种“异端”。

使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被焚毁。

剿灭蕴藏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也是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

鲁迅犀利指出：

“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

鲁迅将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喻为“脍炙人口的虐政”。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

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直接干预，表明中国专制主义已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

上述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具有明显的总结古典文化的意味。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清代学术出现两种倾向：

一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钦定学术，士人的思想被理学教条所束缚，“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

二是出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的出现，固然与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进程相关，它是注重训诂的汉学取代注重义理的宋学的结果，但与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病态发展不无关系。

清代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主导学术。

理学家们转向诠释经典。

程朱一派的罗钦顺从中悟出“取证于经书”的道理。

王阳明据古本大学立论，指出朱子的今本大学背离了孔学真义。

清初学者更倾注全部精力从事经学考证。

总之，理学两派的争斗从义理转到考证，合乎逻辑地推出了蔚为大观的清代考据学。

考据学,他明确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以日知录中的经学研究及音学五书等著作，为纯粹化的考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范本。

应该说，经学考证在顾炎武的努力下，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发展成为完善的考据学，以故顾氏被称之为朴学的开山大师。

顾炎武,初明时期，是理学的“述朱期”。

陈献章主张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其“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

陈献章是明代理学家中第一个大胆“通禅”的人物。

从学术路线的内在联系看，周敦颐程颢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是一脉相承的。

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的陈献章，是由明初理学的“述朱期”通向明中叶“王学期”的桥梁。

三、理学的嬗变,明代政治经过洪武永乐的鼎盛阶段，自宣德以后，逐渐步入中衰，到明武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宦官干政劣迹昭彰，流民问题有增无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地方王侯的叛乱也接踵而来。

忧国之士对此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一种力图抛弃朱学、另寻新义的要求在学术界酝酿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正心”挽救衰世为目标的王守仁心学（通称“王学”）应运而生。

王守仁心学,明代心学：

王守仁,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知行合一良知良能：

“诚意”“致知”“格物”,致良知的方法有动、静两种工夫，“静”即静坐澄心，“动”即“须在事上磨练”，二者相为表里，最后达到“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

可见，王守仁“致良知”的终极目标，仍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别无二致。

就此而言，王学与朱学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

然而，王学强调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有良知，这就带有某种反传统和人性觉醒的意味，为后来追求平等的市民思想家所利用和发展。

自从王守仁高张“心学”旗帜后，明代学术界发生了朱学让位于王学的大转变，王学风靡天下，王门弟子遍于国中。

按明儒学案所作的人文地理分类，王学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大系统。

继朱学之后，王学极一时之盛，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

显学：

心学,左派包括以钱德洪、王畿为首的浙中学派和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主张本体即是工夫，近于“顿悟”。

右派是指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为首的江右学派，主张由工夫达到本体，倡导“渐修”。

王学左派和王学右派,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够吸引各阶层人士，原因在于该学派将王守仁学说中“人皆可为圣人”这一层意蕴大加发挥，把程朱玄渺的“天理”拉回到人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肯定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反对程朱将人欲说成罪恶的僧侣主义。

这一切，都使泰州学派具有与理学教条相抗衡的平民色彩。

泰州学派,李贽,以更加尖锐泼辣的风格，对程朱著述特别是四书集注所阐发的礼教展开空前激烈的批判，甚至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因此，李贽被理学家斥为“异端之尤”。

阳明学说以“修治心术”为目标的学说确乎一度焕发了士子的意志，并因与程朱理学教条有若干相违之处，遂被新起的市民阶层所利用，发展成一种异端思潮。

同时，由于王守仁晚年抛弃了早年和中年的“事功”思想，日益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这种倾向被王畿、王艮等后学加以发展，造成虚无主义和清谈学风的泛滥。

鉴于此，自明而清，对于王学可谓毁誉参半。

综而观之，由宋至清的几个世纪，思想界的主潮走了一个“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的圆圈。

它生动地表现了中华帝国晚期社会前进步履蹒跚。

1、明清之际社会格局的风起云涌，尤其是明亡的惨剧，使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对君主专制展开猛烈的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

四、启蒙新声,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

王朝的更易兴亡只是君臣们的问题，与民众利益没有多大关系。

保天下，才是民众应尽的责任。

将民众利益置于君臣私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