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1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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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

它们均以律、令形式，作为长久适用的规范、措施出现，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宰相制度的变化则不同。

汉武帝虽然处死过丞相，贬黜过御史大夫，却从未颁布过一条律令改革整个制度。

许多事实表明，自汉初以来，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权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权力。

“无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曹参为相国，政尚清静无为，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让参子曹窋质问他为何所请事”

《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

惠帝、吕后时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

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辞职，文帝竟让陈平“专为一丞相”，此后西汉一直沿用不改［4］。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罢太尉官，属丞相”。

后代基本沿用［5］。

文帝曾命丞相灌婴率军八万五千击匈奴;

武帝曾命丞相刘屈氂率大军平定戾太子叛乱。

证明丞相掌握兵权，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

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欲封王信为侯，景帝犹疑不决说：

“请得与丞相议之”。

《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

田蚡于武帝时为丞相，“入奏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以上史实，用汉初以来君权、相权矛盾逐步尖锐，皇帝处心积虑想改革旧制，削弱相权的观点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来似乎有利于上述观点，可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属于相权过大，与君权冲突的性质。

其一是汉景帝与丞相周亚夫的矛盾。

据《史记》卷五七

《周勃世家》，本来景帝很器重周亚夫，后来所以失和，原因有二：

一是景帝废太子荣，周亚夫固争不得，景帝“由此疏之”；

二是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后”周亚夫反对又未成，“因谢病”，被免相。

这两件事本属不同政见之争。

周亚夫力谏，并非相权膨胀，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对皇帝做出的重大决策进行谏铮的精神。

另一面，景帝否决周亚夫之议，也是君主专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许的。

如果两人都有度量，关系本不该受到影响。

然而不幸两人度量狭窄，周亚夫竟愤而“谢病”，景帝借口将他打击致死。

很明显，景帝所恼火的不是丞相权力的大小，而是周亚夫固执己见，触犯皇帝尊严。

正因如此，他虽打击周亚夫，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调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权力。

这固然也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权力之争却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汉武帝与丞相田蚡的矛盾。

此事见于《史记》卷—百七《武安侯列传》。

田蚡“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上乃曰：

’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这是常被引用作为君权、相权矛盾尖锐的史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好儒术，与武帝气味相投。

虽因武帝祖母窦太后好黄老，一度免田蚡太尉职，但窦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为丞相。

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武帝对他“所言皆听”，甚至他贪得无厌，“请考工地益宅”

时，也只说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库”的气话了事，并不深究。

第二，田蚡作为丞相荐人为二千石官，从制度上说并未越权［6］。

由于此故，在所荐人中即便有个别的起家至二千石，也谈不上“权移主上”。

司马迁这么形容，大概是对田蚡奏事太久，荐人太多所用的一句夸张之词，不能理解得太实⑺。

第三，至于武帝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从上下文及后来二人关系分析，恐怕并非嫌田蚡权重，而是因为主相二人议事，田蚡“坐语移日”，武帝心情烦燥，而有上语。

如果嫌他权重，就不必“所言皆听”。

当时武帝二十多岁，即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让左右近臣与大臣辩论政事，否决过田蚡意见，则这时对田蚡不驳，应推定是建议符合其心意。

如果武帝最后两句话是针对“权移主上”而发，则此后应逐步限制田蚡权力；

而田蚡看到武帝发火亦当收敛一些。

然而田蚡却进一步摆丞相威风，“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甚至“请考工地益宅”。

在与魏其侯窦婴、前

中郎将灌夫有隙后，又向武帝控告灌夫，“请案”，而武帝竟回答“此丞相事，何请！

”可证二人关系到这时为止还是融洽的。

史书记二人不和始于田蚡陷害窦婴、灌夫致死，所谓“上自婴、夫事时不直蚡”云云[8]，反证在此之前，包

括荐人起家至二千石这事在内，武帝与田蚡尚没有什么隔阂。

以上三点，说明武帝与田蚡的上述矛盾并非所谓相权过大引起的，不能以此证实武帝存在削弱相权的思想。

此外，如汉文帝与周勃的矛盾，性质略同[9]。

那么汉代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何在

我以为，在于汉初以来的宰相制度越来越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巩固汉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它作某些改革。

如所周知，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基本上是以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制订国策，只求遵守刘邦、萧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宫，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

对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办事就行，即使是武人也无妨。

从汉武帝开始，这种局面无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经过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

在他的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剧变，清静无为转为积极有为，对主要辅佐宰相之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怎么变

呢是感到他们权力太大，加以削弱吗是认为他们出谋划策太多，“权移主上”，而故意搁置不用吗否！

恰恰相反，是比汉初诸帝更迫切需要统治经验丰富的宰相多行使权力，多出谋划策，以赞襄自己大展宏图。

然而，当时的宰相制度却愈加不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

首先，按旧制主、相之间见面次数较少。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

汉宣帝“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

厉精为治方五日一听事，贝y在此之前必在五日以上，或许是一月一朝或二朝［10］。

间隔时间如此之

长，对于迫切需要听取“古今治道”［11］的武帝来说如何等

得及

其次，为弥补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见宰相议事，可是按旧制礼节隆重，“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还有谒者为之赞唱［12］。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汲黯为主爵都尉，“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

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

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

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

此事既说明武帝不喜烦琐礼节，甚至见丞相都不冠；

另一面又说明礼制毕竟约束很大，武帝对丞相也只是“或时”

不遵行，而且限于“燕见”和冠饰；

一般情况下丞相朝见商议政事，必得一丝不苟。

因此，限于礼制武帝不会屡召宰相

朝见。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13]<

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

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尽，不得不先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然后封列侯。

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为纨绔子弟，除个别人外，才干往往较差。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附申屠嘉列传》：

自嘉死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

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

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后嗣为武帝丞相者还有；

建陵侯卫绾，系以军功封侯，“醇谨无他”，因“不任职”免。

魏其侯窦婴，是外戚，虽有才干，但因得罪窦太后而被赶下台；

后来又与田蚡不和受到排挤，至死未再进用。

武安侯田蚡也是外戚，因好儒术合武帝意，然“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思想偏于保守，政治上无所作为。

乐安侯李蔡，“为人在下中”。

原南窌侯公孙贺，“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

列卿的子弟石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14]。

这些

人当丞相，用王国维的话便是“皆以中材备员”[15]。

一句

话，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

因为天下文

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16]，宰相

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它们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武帝的决策。

基于以上情况，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摸索出

以下办法来弥补旧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并“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应对者达百余人。

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中“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

至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17]。

《汉书》

卷六四上《严助传》：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

证明武帝是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

《史

记》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

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与徐乐、严安在一起。

武帝说：

“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爱才若渴之状跃然纸上。

《史记》卷一二六

《东方朔列传》：

东方朔上书公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

东方朔在大政方针上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明见解，然而武帝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意见。

这样一来，

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

第二，为了把种种建议仔细研究，付诸实施，武帝进

步从对策及上书人中“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待以不次之位”[18]。

象主父偃，甚至岁中四迁；

有些则用为相当于后来中朝官的中大夫、侍中等官，“并在左右”，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19]。

这些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干，多智谋，可以给武帝制定内外政策提供宝贵意见。

另一面，为了共同研究和决策需要，或许原归丞相、御史两府保管的一部分资料也逐渐转归近臣尚书了[20]o同时这些“腹

心之臣”因为常在左右，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召见，共商对策。

加上他们官位低，礼节简便，甚至可以“俳优畜之”[21]o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大决策上还可以让他们与宰相大臣辩论。

通过辩论，既可对双方建议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后决定取舍；

同时如果这些近臣正确，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见也比较委婉。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

严助拜为中大夫，“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大臣数黜”。

如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告急，武帝问太尉田蚡，田蚡力主不救；

严助和他辩论，理由充足。

于是武帝曰：

“太尉不足与计”，坚决出兵援救。

由此可见，将有才干而身份低的人置于左右，主要是武帝为弥补宰相制度之不足的又一措施。

后来昭帝、宣帝的中朝官以及重用尚书的制度，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第三，有了好的决策，按制度仍得通过宰相执行，如果宰相才干差，统治效率仍然不高，所以武帝又从对策者和一

般官吏中，经过考验，将最杰出的人才提拔为宰相。

这一类宰相的代表便是公孙弘。

他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