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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一份不求闻达的创作个性、一种难以标签化的创作风格,使得他的作品虽然在不同时期均有学者予以关注和探讨,但从整体着眼,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师陀小说的研究视野和阐释力度与其创作实绩相比,仍处于不对称的状态。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面向对既有的关于师陀小说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对师陀小说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有所助益。
中国论文网/5/view-4338907.htm
一、京派批评与左翼视角:
民国时期的评论文章
依据现有资料,民国时期关于于师陀/芦焚小说的评论共有八篇,皆以书评的形式出现。
文章的写作时间集中于30年代,具体而言是1936年-1937年,在此期间有六篇评论,分别为李影心评《谷》(刊于1936年8月2日《大公报·
文艺》),刘西渭(李健吾)《读》(刊于1937年6月1日《文学杂志》1卷2期),杨刚评《里门拾记》(刊于1937年6月20日《大公报·
文艺》),孟实(朱光潜)评《谷》和《落日光》(刊于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4期),王任叔《评及其他》(刊于1937年8月1日《文学》9卷2期),汪金丁《论芦焚的》(刊于1937年8月10日《光明》3卷5期)。
这些文章对于我们理解师陀/芦焚的小说创作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它们传递了当时的文坛中人对于芦焚小说的看法,有助于我们把芦焚及其作品放回彼时的文学语境下去加以考察,并不能因为它们是所谓感悟性批评而其轻轻看过。
六位作者的政治倾向与文艺主张,或是迥然有别,如朱光潜与王任叔,或是同中有异,如王任叔与杨刚,因此,他们在评论芦焚的小说时,各有其关注点,或者说问题意识。
但概而言之,朱光潜、李健吾、李影心与杨刚,同属于萧乾所组织的以《大公报·
文艺》为园地的书评作者群。
在30年代的平津文坛,书评写作曾有数年的繁荣期,是30年代“京派”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
萧乾对此厥功至伟。
他在执掌《大公报·
小公园》和《大公报·
文艺》期间,以其对报纸副刊的功能与定位精准把握,对书评之于新文学发展的作用的独到理解,对书评这一文类的长久热爱,积极提倡书评写作,砥砺作者创作,培养读者对于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并逐渐组织起一支专业的书评队伍。
李长之、李健吾、宗珏、常风、李影心、黄照、杨刚、陈蓝、刘荣恩等人为其中骨干,1933年至1937年,在《大公报·
文艺副刊》、《大公报·
文艺》上,他们发表了数量可观的高水准书评。
为保证书评的独立与公正,萧乾拟定了如下原则,不接受书商赠书;
持论客观、不捧不骂。
他定期将值得一评的书寄给上述作者,邀请他们撰写书评。
李影心与杨刚的评论文章,也是因此而写。
李健吾与朱光潜的文章虽不是刊于《大公报·
文艺》,但他们亦属于《大公报·
文艺》的书评作者的系统里面,他们对芦焚的关注,仍有萧乾与《大公报》的背景在里面,《大公报·
文艺》,是芦焚30年代发表作品的重镇之一。
四位作者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杨刚。
杨刚,学生时代(1928年)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萧乾是校友,二人私交甚笃,情同姐弟。
30年代,她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北方“左联”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
有论者在探讨民国时期的芦焚小说评论时,将杨刚、汪金丁与王任叔的文章视为左翼文学界对芦焚的解读,将李健吾与朱光潜的文章当作京派评论来看待,如是泾渭分明的划分并不确切,忽略了杨刚身为《大公报·
文艺》书评作者的身份。
杨刚的《评》刊于1937年6月20日《大公报·
文艺》第351期,该期为书评特刊,杨刚这篇为起首一篇。
另外三篇分别是黄照的《评、》,宗珏的《评》,刘荣恩的《评》。
四篇文章的目录在之前的《大公报·
文艺》上已有预告,亦见编者萧乾对这一组书评的重视程度。
说来芦焚小说的最初的读者,应该是刊载这些作品的报刊编辑。
芦焚30年代的好些作品都是由沈从文与萧乾发表在《大公报·
文艺副刊》、改版后的《大公报·
小公园》以及《大公报·
文艺》上的。
1936年5月和1937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两本芦焚的短篇小说选集——《谷》与《里门拾记》。
这两个集子皆属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系列。
其中,《里门拾记》中有不少作品,即发表于《大公报·
文艺》,作为编辑,萧乾对芦焚的小说自是熟悉,且见证了芦焚作为30年代的文学新人的成长。
芦焚出版自己的创作选集,自然会引起萧乾的注意。
《谷》出版于1936年5月,《大公报·
文艺》在8月即刊出李影心的评论文章,动作可谓迅速,也看得出萧乾对于芦焚的期许。
这也是目前所知对于芦焚作品最早的专文评论。
回到这四篇《大公报·
文艺》系统的评论文章。
李影心、李健吾、杨刚、朱光潜的批评文章可归为一类,汪金丁与王任叔的文章则是另外一类。
概而言之,李影心等《大公报·
文艺》书评作者的文章都肯定芦焚在文字表现技巧上的努力,“《谷》的作者有一种特出的风格,使创作永远保持着清新的生机,现在我们愿说,亦是那特出的风格,支配了通篇创作色调的一贯。
看作者展开了题材,鲜明生动,不落凡俗;
且看作者进行了事件,曲折宛转,仍能丝毫不紊,各有其可写水的来源与去脉,文章起伏,一丝不苟;
又且停顿结尾,有奇突有稳重,概皆沿着合理的顺序,虽说故事终结,尚有余响。
”①杨刚则指出了芦焚写人物的技巧所在,“作者写人写物是中国水墨画的风味,是山水楼阁画的铺排,所取只在其意境和神韵,和西洋油画之心理人物妙肖浓重纯为两路。
”②朱光潜对芦焚的写风景有些微言,但也说明了芦焚在描写风景上的用心,“他爱描写风景人物甚于爱说故事。
在写短篇小说时他仍不免没有脱除写游记和描写类散文的积习……但是在芦焚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里,描写多于叙述时,读者不免觉到描写虽好,究竟在故事中易成为累赘。
”③此外朱光潜与杨刚还敏锐地注意到芦焚的取材所向,即农村(乡土)题材在芦焚的小说中所占比重甚大。
《里门拾记》取材于农村的人事,写的是“破毁得只剩一些鸡零狗碎”的“有毒”的农村。
“倘若中国的农村小说有它的前途,芦焚正在试着一条中国的有着迷惑性的路径。
这条路可以向晦涩诡僻回去,也可以把这个懵懂的尚不曾十分明白自己的民族性揭发出来。
”④ 如果说李影心等人的文章代表了所谓“京派”文人对芦焚小说的看法,汪金丁和王任叔的文章则代表了左翼批评视野下的芦焚小说印象。
汪金丁是芦焚初到北平时的知交。
他和芦焚以及徐盈合办过左翼文艺刊物《尖锐》。
汪金丁指出芦焚的取材是富于“积极的实践性”,然而因为过于用心于技巧,反倒使技巧盖过了主题,使得主题意识稍欠明确。
“但我们敢说,作者不曾遇到技巧无法处理题材的那种困难,而相反的无处不在利用题材来发挥技巧的努力……”⑤由此可见,左翼文学者更关心的是题材的实践性、作品的时代性,表现技巧是第二性的东西。
但汪金丁并未抹煞芦焚在技巧上的努力。
也看到芦焚喜欢文中有画。
与李健吾等人的看法一致。
这也向我们说明左翼与京派的对立在历史的现场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左翼作家中亦有不少人讲究艺术的表现,京派也非对社会现实无所关心和表现。
与上述五篇书评相较,王任叔的这一篇纯然是批判。
王认为芦焚在思想上是反动的,与沈从文一样是逃避现实的空虚的作家,写的都是空想中的人物,而非生活在社会中的真实人物。
王任叔文章是针对沈从文在“反差不多论争”中对芦焚的褒奖而发。
总的说来,这六篇书评各有其写作的背景与语境,亦映照出彼时文坛(特别是北平与上海)中,不同的文学思潮及流派多元并存的复杂格局,也显现了30年代文坛,特别是以《大公报·
文艺》为园地的书评家们的批评活力与水准。
文章中所论及的芦焚小说的诗性色彩抒情性和讽刺性、农村(乡土)题材,文体风格,共同构成了日后芦焚小说研究的批评视野,后来的学术研究,乃是基于上述议题的拓展与深化。
二、史料的发掘和整理
收集史料是学术研究的起步工作,也是对作品展开批评性分析的前提。
研究师陀的小说创作亦不例外。
考订作者的生平及文学活动的脉络,查证作品的作者、创作日期与发表情况,甄别校勘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搜集相关研究资料如作者自述及他人的评论文章,这些皆是研究师陀小说必不可少的初阶工作,唯有经由如是“历史性的了解”,才能展开“批评性的分析”。
关于师陀,在史料整理上用力最久、成绩最大的是刘增杰先生。
出版于1984年的《师陀研究资料》及出版于2004年的《师陀全集》,皆是他负责编纂,对师陀研究的展开与深化做了奠基性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气氛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亦有了重建的契机。
彼时的研究界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作为“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始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此统筹编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
分甲乙丙三编。
乙编为单个作家的研究资料。
刘增杰先生承担了《师陀研究资料》的编选工作。
是书分为生平资料、创作自述、评论研究论文选编、著作年表、著作目录和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六个部分。
其中著作年表、著作目录与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最能体现刘增杰先生深入史料的功夫。
师陀的文学创作以小说为大宗,刘增杰先生将其每一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发表及入集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考证,并在年表中注明。
如在研究资料索引中,起首一篇是1937年5月15日《大公报》写给芦焚的小说集《谷》的颁奖辞,对于研究师陀三十年代的小说写作,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只有翻阅当日的《大公报》才能获得。
正是因为上述目录、年表的存在,研究界才能够对师陀的小说创作进行全面的、历史性的考察。
如今观之,这三份年表虽小有疏漏,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能编制起来已属不易。
可以说,《师陀研究资料》对师陀小说研究的展开有创始之功。
《师陀研究资料》出版后,刘增杰先生继续对师陀的作品及相关史料进行发掘、整理。
2004年,他主持编校的《师陀全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刘增杰先生而言,《师陀全集》的编纂不仅是单纯的作品汇集,而是融合了文献考证与校勘的学术工作,完成起来很不容易。
《全集》按文体分为5卷,共8册,收录师陀创作生涯中的全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创作谈、回忆录等,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其中小说共有2卷4册,第1、2册为短篇小说,第3、4册为中、长篇小说。
在作品的编辑过程中,刘增杰先生以求全和选择好版本为准则。
短篇小说卷中收录的未入集的作品有21篇,而师陀写于40年代的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雪原》、《荒野》,亦收入第2卷。
在版本的选择上,刘增杰先生也是精益求精。
诚如刘涛在《师陀研究的新开拓——评刘增杰编校的》中所指出的:
一是选用初版本;
二是对每一部作品的版本沿革做了详尽的说明;
三是以初版本为底本,把其他版本中有异动的文字一一注释出来,共研究者参照。
全集第5卷还新收入了师陀晚年写下的多篇回忆生平和创作历程的文章,如《我如何从事写作》、《谈风格》、《师陀谈他的生平和创作》、《杂记我的童年》等,这些师陀的自述文字对师陀小说的研究者而言,亦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此外,刘增杰先生在《报刊发展与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以师陀作品为例》、《进展中的缺憾——略谈文学史建构中的史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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