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翻译与解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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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翻译与解构
德里达:
翻译与解构
【内容提要】
德里达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并以它们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等级秩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要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必须先解构其赖以生存的“可译性”基础。
这样,解构问题转化为翻译问题。
翻译,特别是语际翻译,见证、展现和诠释了能指与所指的分裂、所指/概念/意义自身的分裂、语言的分裂以及文本的分裂。
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翻译也撕裂了自身。
它不再担“翻译”的名,而蜕化为无限暧昧的“变形”概念,德里达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句话“whenmercyseasonsjustice”揭示了其内涵。
【关键词】德里达/文本/翻译/解构
德里达是作为一名译者步入学术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译作,翻译的是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
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德里达始终把翻译当作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来思考,他的一些重要概念都与翻译问题高度相关。
某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语内翻译对于理解“解构”的价值,但并未注意到,或至少未充分注意到,语际翻译对于理解该“概念”的重要作用。
德里达提醒我们:
“……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
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
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
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
”与语内翻译相比,德里达认为,语际翻译更好地演示了解构的运作,更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
一、巴别与债务
《圣经·创世纪》有个着名的故事:
闪族人来到示拿平原,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并且给自己起个名字,以便把闪的后裔召集在一起。
耶和华担心,如果塔能够建成,那么,“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于是,他圣驾亲临,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上帝把那城称作“巴别”。
专有名词通常被认为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命名性质——字和符号同所指的事物一一对应,而德里达认为,专名“巴别”恰恰解构了这个假设。
“上帝,作为命名者,处在语言的起点上,但是,通过强加他的名,上帝进入了语言中。
在语言之中,他立刻远离了自己,这显示了语言‘混乱’的不可避免性。
如是理解,这段圣经故事并非要说虚构的普遍语言的堕落,而在于演示语言没有纯粹的起源,没有指向自身以外的超验所指。
”
上帝变乱闪人的语言,不仅是因为它们要造一座通天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要为自己命名——而这本来是上帝的专利。
上帝把自己的名给了这座城,悖论的是,它一旦进入闪人的语言,即从专有名词“堕落”为普通名词。
巴别一开始便有的双重含义表明:
语言的源头并不是一个点,而是差异。
作为解构主义者的上帝,在解构了那座塔和统一语言的同时,也解构了自己。
“巴别”不仅代表了语言的多样性,也暗示了某种建构或完整的不可能性,同时说明了翻译的必要性和困难性。
“‘巴别塔’不纯粹是形容语言之不可简约之多样性的;它展示一种不完整性,对建筑体系、建筑说明、系统和建筑学等加以完成、总体化、渗透、完善的不可能性。
众多习语所实际限制的不仅是‘真正的’翻译,一种透明的、充分的相互表达,还有一种结构秩序,一种连贯的建构。
那么,就存有一种形式化的内在极限,结构的一种不完整性。
”
上帝是矛盾的,他一方面禁止翻译,而另一方面鼓励翻译。
禁止翻译是为了阻止人类的联合,而如果不翻译,上帝的律法便不能为人类所知晓。
翻译开始,债务产生了。
首先是原文负债于翻译者,上帝负债于翻译者,因为他们都要求翻译。
“原作要求翻译,哪怕没有翻译者,哪怕没有人适于执行这个命令,但原作的结构中同时存在着要求和欲望。
这个结构就是生命与生存的关系。
”无论是对于德里达还是本杰明,“原文”不过是它自身生存的一个阶段,就被翻译的可能性来讲,它是未完成的,即使有了译文,原文仍然是敞开的。
原文召唤翻译,希望在译文中延长自身的生命以及重新获得生命。
“没有比翻译更严肃的东西了。
我倒希望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翻译者都有资格谈论翻译,他所处的不是第二或次要的位置。
如果原文的结构要求翻译,那就已经定下了这样一条法则,即原文一开始就负债于翻译者。
原文是第一个负债者,第一个请求签名者;它从一开始就缺乏什么,就请求翻译。
”
其次,是翻译者负债于原文,负债于上帝,因为翻译者许下了“忠实”的诺言,就像夏洛克发誓要忠实于契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取一磅肉一样。
夏洛克一开始相信,存在“一磅肉”和“钱”的对应,存在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转换,翻译是可能的。
况且,法律要求忠实于契约,要求实现这种翻译和转换。
但是,夏洛克失败了,他败得是那样惨:
失掉了财产,失掉了宗教,甚至失掉了生命。
他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忠实”——他不能保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的时候,不留一滴血。
所以,忠实是一个陷阱,翻译包含了一个无法偿还的债务。
犹太人夏洛克要求的是“公正”,基督徒一方坚持的是“仁慈”。
鲍西亚试图向夏洛克说明,仁慈是一种高于公正的美德: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
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
”德里达相信,这里的“公正”可转喻为“忠实”与“可译”,“仁慈”可转喻为“不忠实”与“不可译”,以仁慈调剂公正,实际上是以“不忠实”调剂“忠实”,以“不可译”调剂“可译”。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翻译和转换。
保罗·德曼注意到,德里达对本杰明“翻译者的任务”的解读是以法文本为基础的,而冈迪拉克的这个译本却将结尾一段话中的“可译”译作了“不可译”,德里达对此浑然未觉,仍以“不可译”和“不可译性”来解读这篇文章。
即使德里达意识到了这种“区别”,又能怎么样呢?
对德里达十分了解的保罗·德曼大胆地推测道,“我相信德里达的解释可能是‘可译’与‘不可译’在此没有什么区别”。
德曼或许是对的,因为德里达的确说过,“事实上,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是可翻译的,以及不可翻译的。
”现实的翻译,无论怎样好与差,总是处于理论上的好与差的中间。
正是这种双重立场,很好地展示了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姿态。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绝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概念,它们根本就是哲学概念,甚至可以说,隐藏着解构的全部秘密。
“哲学说什么?
我们设想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哲学说什么?
当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时他说什么?
他说:
重要的是真理或意义,既然意义在语言之前和之外,那么它就是可译的。
意义发号施令,要求翻译,而我们也必能够确定其单义性,或者在任何情况下掌握其多义性。
如果这种多义性能够被掌握,那么,作为向另一种符号形式进行语义内容传输的翻译,就是可能的。
除非多义性的翻译是可能的,否则便没有哲学。
因此,哲学的论题即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译性,它说的是,意义或真理在语言之间传递时,不会受到本质的伤害……既然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那么可以说,翻译的失败就是哲学的失败。
”解构哲学,实际上就是解构可译性。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并不是解构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全部,不是各种问题中的一个,而是问题本身。
翻译作为解构主义,暴露了概念的自我分裂,令所指无限推迟,揭示了意义的不在场,证明了形而上学的失败。
二、延异、播撒及其他
既然翻译不可能做到忠实,那它就不是接受,不是交流,不是再现。
是什么呢?
1.延异 德里达相信,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并相信它们能够提供最终的意义。
不管这些超验所指是存在、本质、真理还是别的什么。
围绕它们,或者说以它们为中心,具有等级的结构被建立起来,或者说,逻各斯中心主义被建立起来。
要破除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首先必须破除所指的超验性。
德里达诉诸于意义的“延异”活动:
“根据这种活动,语言,或任何符码,任何一般性指涉系统,都被‘历史地’构成为差异的编织物。
”
法语中的动词defférer有两个意思,大体相当于英语中的todefer和todiffer。
名词différence只保留了“差异”的意思,而缺少了时间方面的感受。
德里达从现在分词différant中拿来字母a,造就différance一词,以补充丢失的时间感。
法语中的-ance词缀也意味着“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无法确定”,所以différance既非主动语态,也非被动语态,而让人想起某种“中间态”的东西。
另外,“这个术语也提醒人们注意起源于现在分词différant的动名词,它在如今的法语中并不存在。
这样德里达就在一个动词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名词中间设计了一个非术语,暗示主语和宾语之间的一个动词/名词,一个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丢失了的某物。
”
différance的构词法巧妙地展示,西方形而上学在发展过程中,它的一些主要概念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定在时间的推延中产生了差异,一定丢掉了某些东西。
这种变化是悄无声息的——a代替e,可以被辨识出来,书写出来,但不能被听出来,如同金字塔一般,是一座无声的坟墓。
语际翻译就是延异活动:
首先,翻译是差异中的延迟和延迟中的差异。
翻译推迟了所指的出场。
当一个所指被翻译时,差异发生了。
在原文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紧密的,就像果皮与果肉的关系。
经过翻译之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变得松散,就像满是皱褶的皇袍裹着皇帝的身体。
翻译使所指离开了能指,使语言变成了一系列最终没有所指的能指的自由嬉戏。
其次,“际”是中间,相互。
“际”发生在两个时间之间,原文和译文对应着两个时间;发生在两个空间之间,原语和译语对应着两个空间。
语际翻译将时间空间化,将空间时间化,连接了它们,又分开了它们。
“际”作为“相互”还意味着既非主动也非被动的“互动”,不确定,没有本质。
再次,翻译是丢失。
在原文中,词是一个统一体,它包含若干意义,而翻译打破了这个统一体,只传递单一的意义。
因此,“所指概念决不会自我出场,决不会在一个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场中出场,从本质和规律上来说,每个概念都刻写在链条和系统内。
其中概念通过系统的差异嬉戏,指涉它者,指涉其他概念。
”“不会有独一无二的名称,即使它是存在之名,我们不应当带怀乡之情,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纯粹的父系语言或母系语言组织之外,在迷失的思想故乡的神话之外,来对此进行思考。
”
2.播撒 播撒是意义的游戏,像延异一样,它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概念被定义。
德里达不断警告,如果我们说播撒是“这”或“那”,我们就保存了它的意义,就凝固和中止了它自身的播撒。
假如播撒、种子的延异不能被概括成一种精确的概念意义,这是因为它分裂的形式和力量“破除”了语义学的视界,从而彰显出一种不可简约的和“有生殖力的”多元性。
在语言的整体中,能指以各种方式联结起来,表面上平静的,但其下的所指暗流却在不停的涌动。
你在某一时刻打开一个能指,其下是这样一些所指,当你在另一个时刻打开同一个能指,其下又是另一些所指。
所以,播撒不同于一词多义。
一词多义盛在容器里,播撒漂在河流里,既是,又是,既非,又非。
“所有的意义表示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模糊性是原初的和无可置疑的,而同一性是强加的并和其他可能性相排斥的。
在原文中,词是一个统一体,而经过翻译,词的统一体爆炸了,弥散了,繁衍了。
新的语境带来新的意义,同时,一些旧的意义丢失了。
意义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
把修斯所说的“pharmakon”翻译成英语中的remedy,不可谓不准确,但这个翻译抹掉了原词的“魔力”色彩,而带上了“理性”色彩。
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也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
比如,pharmakon与pharmacia、pharmakeus、pharmakos的价值链条在翻译之后就完全被破坏了。
在汉语中,这些词可以翻译成“药”、“泉水”、“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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