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文化景观形成演化与旅游开发研究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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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主义;
地方感;
建筑文化景观;
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
K901.6文献标识码:
A
0引言
城市文化景观是城市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是体现城市风貌、城市文化特色、记载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城市建筑文化景观,是构成城市物质文化景观的主体[1]。
近代城市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我国,随着商埠和租界的开辟,我国出现的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城市,如大连、青岛、上海、天津等。
这些城市大多经过占领者比较全面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当前快速的城市化背景下,文化景观破坏现象也较严重。
这些城市的建筑文化景观是伴随着近代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形成的,真实地记载了城市历史变化、演变的轨迹,具有很大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所在城市建筑风格和鲜明个性,是独具特色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是发展城市旅游的基础。
因此,对我国近代城市建筑文化景观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其形成演化机理,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保存我国近代城市风貌与城市旅游健康发展是迫切需要的。
我国的近代城市大都经历过被殖民者统治并重新规划改造,这些殖民活动揭示出殖民者对现状的不满足,也揭示出人类逃避现实的愿望,并且通过空间移动,改造自然,根据想象建造出有特定意义的物质世界,用于满足某种精神诉求、创造精神世界。
可见,逃避主义是创造新景观的原动力,新景观的开发也提供人类逃避的去处,文化逃向了自然,最终自然也让文化延续,逃避与创造相互辨证而成[2]。
因此,基于“逃避主义”相关论点,本文认为人类为逃避自然和逃向自然从而迁徙和改造自然环境,自然环境逐渐被人为改造成各类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景观,逃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景观形成演化的过程,也是文化景观开发利用的过程。
文化景观保护性旅游开发是综合利用各种元素,包括人、物、空间、权力等,使其相互作用以发展旅游的一种方式,是促使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3]。
借鉴地方理论[4],文化景观旅游开发过程实际上是某一地方“我者”与“他者”地方感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过程。
如果地方文化系统不是自主地、整体地协调改变,势必带来地方文化整体性的破裂[5]。
因此,本文将以大连旅顺口区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为例,通过分析太阳沟地区建筑文化景观形成演化过程,探讨太阳沟建筑文化景观演变的原动力,并基于逃避主义和地方理论,探讨了其在建筑文化景观旅游开发中的具体指导和应用。
1逃避主义与地方感研究
1.1逃避主义与近代城市
《逃避主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的著作,该书将人文地理学的两个研究主题“迁移”与“人地关系”有机地结合到“逃避”的主题中[6]。
人类逃避的原因来自对自然的恐惧,对社会环境的无法承受,希望感受真实,对自身动物性的反感。
逃往的目的地在不断变化,逃避暴风雨,逃往房屋;
逃避高楼林立的都市区,逃往郊区植物园;
逃避现实苦恼,逃往想象的童话世界[7]。
因此,人类逃避的对象包括自然环境、文化、混沌的状态和自身的动物性或兽性。
段义孚在书中还指出了逃避上述对象的具体途径,包括空间移动、改造自然、营造新物质世界和创造新精神世界。
“逃避”看似是一个贬义词,然而正是由于人类内心与生俱来的逃避心理,推动了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逃避”的过程就是文化创造的过程[6]。
对于近代城市来说,进行城市规划、建造建筑物和城市基础设施,是殖民者通常采用的手段。
回顾这个过程,正是这些殖民者逃离本国,通过空间移动,来到殖民地进行改造,营造出殖民者想象中的、记忆中的地方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逃避主义何尝不是旅游者出游动机的最佳解释呢?
或者说人类的“逃避”本性才有可能是旅游的本质。
人类逃避现实中的各种烦恼,才会致力于创造想象中的未来世界和童话仙境,人类逃避的过程,也恰恰是旅游发生的过程。
1.2旅游学研究中的地方感
地方感是关于人们对特定地理场所(setting)的信仰、情感和行为忠诚的多维概念,指的是地方本身固有的特征及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附感,既能从心理上得到情感依附和满足,又表现出社会层面上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的形成,主要包括地方依恋(place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identity)、地方意象(placeimage)和机构忠实(agencycommitment)等研究领域或维度[8,9]。
地方感是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联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人对“地方”的一种特殊情感,常见的表述如段义孚的“恋地情结”、Wright的“大地虔诚(geopiety)”等[10]。
人创造了地方,地方又相应反馈赋予了人某种体验[11],这种体验促使了一个地方的“我者”与“他者”之间产生了对话,甚至是冲突[5]。
在旅游学研究中,“我者”与“他者”类似于旅游者与旅游地社?
^居民,抑或旅游者眼中的“旅游地”和当地社区居民眼中的“家园”。
“他者”(“我者”)通过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建立起对其他地区(熟悉地区)的地方感,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地方感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体现为人与生态的关系、生产活动的空间组织、神圣空间的位置等地方景观和地方空间知识[12]。
因此,旅游开发过程中,“我者”与“他者”的地方感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当地人为迎合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必然会对景观进行改造,就有可能破坏该地文化的原生态属性,这也是现如今各地旅游开发普遍存在的问题[5]。
在这方面,学界已展开相应研究[13-16],但从理论上看,我国旅游者和居民等主体对特定地理场所的地方感及其形成过程有其特殊性,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感理论仍值得深入研究探讨[14]。
2大连旅顺太阳沟建筑文化景观形成演化过程
自1898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开始,大连先后历经俄罗斯、日本和苏联三方殖民或代管,烙刻下屈辱历史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留下了许多历史遗产,主要集中在旅顺口区。
其中,太阳沟是俄、日时期历史旧址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近代历史建筑遗存丰富,建筑及其环境也基本保存完好。
本文以大连旅顺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南起友谊路,北至靠山街,西抵解放军406医院,东达洞庭街的区域)为研究范围(图1),将大连地区近代史划分为三个时段:
俄日殖民时期,苏军接管时期和现代社会时期,通过资料收集、文献分析、实地调查等手段,探讨“逃避主义”文化创造原动力及地方感是如何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又是如何塑造人们“想象中的地理”的。
2.1俄日殖民时期
2.1.1俄占时期:
逃离西伯利亚寒冷之地,寻找不冻港,建设东方莫斯科
人们会设想一个地方,如新世界更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就迁移了,但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到了新世界之后,移民们的不满也会与日俱增,他们可能在老地方建起新房子,但也可能不会满足,便不断地去改进它,或是再重新设计建造一个更新的[18]。
如前文所述,段义孚总结提出了人类逃避的四种对象,而源自人类自身内心与生俱来的逃避心理,推动了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尽管有些时候所采取的种种逃避途径对于被改造地的当地人来讲,是具有灾难性和毁灭性的。
从1898年沙俄开始侵占大连开始,大连就成了俄日两国逃避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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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角度来看,沙俄处于高纬高寒地区,侵占中国是为逃离恶劣自然环境而做出的地理迁移,同时,为解决没有温水港的问题,沙俄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大连为其建设远东出海口、建立自由港奠定基础。
沙俄通过空间移动从一个熟悉但不满意的地方,迁移到另一个不太了解的地方,随后便开始要改造自然。
当时的太阳沟还只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靠海边有一片未开垦的平地。
这片平地背依青山,面向大海,正是建设新城最合适的地方。
于是,俄国驻旅顺第一任行政长官阿列克谢耶夫规划在太阳沟一带建设新市街。
在不了解的地方改造自然,营造新物质世界的工具或途径可藉由想象达成。
根据想象营造出具有特定意义的物质世界,用以满足自身某种精神诉求。
在殖民侵占大连后,沙俄从物质和经济上均获得了一定的满足感,但在精神上似乎还欠缺一些东西。
地方感及其衍生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概念可以深入解释沙俄为何将旅顺建成了“东方的莫斯科”。
正如前文所述,沙俄侵略者逃离开了西伯利亚寒冷之地,“逃向”到他们想象中的新世界――旅顺,但不满于当地旧市街的狭窄闭塞,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造,试图依据他们对家乡的依恋、思乡之情,想要将旅顺口建成东方的莫斯科,和许多欧洲人惯用的城市设计一样,新市街的建设也是以广场为中心开始的,即是现在旅顺博物馆门前的广场。
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围绕着广场,陆续矗立起了财政部、军政部、俄军司令部、邮政电信局、地方法院、俄清银行、将校军官会馆等一系列公共建筑。
短短几年时间,一座容纳四五万俄军及辅助人员的欧洲风格小城,在太阳沟拔地而起。
准确地说,俄国人在大连营造新物质世界依靠的是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借助设计建造的欧洲小城进而产生地方认同乃至个人认同。
从地方认同的多元化内涵及不断变化的特点来看,在这一时期,沙俄刻意构建的地方认同的具体内涵强加于当地草根社群的认同之上,沙俄对于环境的熟悉感而成了“局内人”,而当地人对故乡的陌生感反而变成了“局外人”。
2.1.2日占时期:
逃离资源匮乏之地,借文化输出营造想象的空间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殖民者占领了旅顺口,开始了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
从资源禀赋上看,日本的忧患意识要强于沙俄,这也是日本屡次入侵我国并长期霸占东北的主要原因。
与沙俄一样,日本也是通过空间移动逃离本国来到大连,同样基于对家乡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在太阳沟开始营造“想象中的家园”。
当时的新市街已初具规模,道路格局基本延续俄式风格,日本在俄国的规划方案上继续进行建设,同时也加进了一些日式的元素。
在公共建筑上,虽然融入了日本文化,但以欧式为主调的风格没有改变。
改变最大的是民宅,大部分都是纯粹的和式风格,典型的“日本房”,并且还在太阳沟东南角建造了一个占地颇具规模的高尔夫球场,用以休闲娱乐之用。
但与沙俄逃避途径不同的是,日本在侵占旅顺后,特别是在太阳沟地区,面对的并不是不满意的自然环境(已经沙俄规划建造欧式小城),无须改造自然。
因占领旅顺殖民时间较长,日本在营造新物质世界的基础上,不断地想创造出新的精神世界――日本中心。
首先,于1938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太阳沟东北部修建关东神宫,并将此宫列入与靖国神社同级的“官币大社”规格标准,同为最高级别的国社级,目的是“移植国风”,进一步强化其殖民统治。
其次,为消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长期霸占大连、实现“日本中心”的目的,日本殖民当局在大连地区极力培育殖民文化,大搞民族歧视,推行奴化教育,处心积虑地推出了一整套渗透日本文化、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殖民文化政策,在大连广设舆论机构,垄断舆论阵地,严格控制舆论导向;
成立了各种文化研究机构,操纵出版发行,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仅在太阳沟就设有小学、中学和大学等职业学校达七所之多。
最后,日本还把大批国民移居太阳沟地区,进行民族“同化”。
2.2苏军接管时期:
逃离战争,创造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旅顺曾有过一段中苏共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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