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中记》中所见之唐代士子政治文化观念探微艺术理论范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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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中记》中所见之唐代士子政治文化观念探微,艺术理论-

摘要：

《枕中记》是唐代史学家沈既济创作的一部唐人小说，也是唐人小说“有意为之”的代表作之一。

《枕中记》以史家微言大义的笔法，道出了唐代士子心中梦寐以求的人生追求，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诸多可贵的素材。

本文从《枕中记》的具体内容出发，探微这部唐人小说中所见的唐代士子关于科举观念、功业观念、门第观念、贬谪观念等唐代政治文化观念的看法。

关键词：

《枕中记》、科举、功业、门第、贬谪

引言

《枕中记》一文，原载于《文苑英华》卷八二三，题沈既济撰。

在李肇的《国史补》下中谈到：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语言之类；韩愈《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

二篇真良史才。

”一部传奇《枕中记》可与韩退之的《毛颖传》相提并论，并作为补史之阙而在中唐时期就被广泛关注，足见其“歹示以意主笺规，足为世戒矣”的作用。

《枕中记》是以卢生在梦中自举进士登第，进而释褐秘校，应制转渭南尉，直到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燕国公，位极人臣并得以善终为主要故事内容，写尽了盛唐士子关于人生理想的主要追求。

因此，本文从《枕中记》内容出发，探微其中所见的盛唐士子对于科举观念、功业观念、门第观念、贬谪观念等唐代政治文化观念的看法。

一、唐代科举观念探微

唐代自武则天当政破格用人之后，朝中的显贵大多对文学专长的人进行拔擢。

玄宗开元之时，朝中的名臣很多都是武后所奖用之人。

到了代宗、德宗之朝，以辞赋登科，升翰林学士，进而拜相一途，已成为了文人士子出仕的主要途径。

参见《通典》一五《选举典》中所载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之言：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

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

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

百余年闲，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

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

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

在《枕中记》中，卢生谈到：

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

这里，我们看到：

受到唐代以“文章取士”风气的影响，小如卢生这样“衣短褐，乘青驹”的贫贱士子，也能表达出“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列鼎而食”的雄心壮志，足见唐代自武后至玄宗七八十年间，从“文学进身”的科举之途壮大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已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对改变魏晋之际的世家门阀大族取士、北朝宇文泰的贵族取士之风气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激扬广大民众“建功立业”之心起到重要的鼓舞作用。

白居易《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尾联：

“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可为之证。

在《枕中记》中记录了卢生在梦中早年的为官经历：

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

在《唐会要》卷六五：

元和三年三月诏：

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覈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

及判入等。

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

从这里我们看到，卢生以科举登第，任秘书省校书郎，不仅成为唐朝中书省下辖机构的重要官员，更为自己日后从朝廷诸如翰林院、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等中书省下辖机构中进一步获得升迁取得了可靠保障。

事实上，开元以后，唐代许多经过科举考试选拔而进入翰林院、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等部门的普通士子，大多在日后的为官生涯当中获得了较大的升迁。

此为官显达之途亦为多数士子的晋升途径。

《旧唐书》四三《职官志》中所载翰林院条略可为之证：

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

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

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子，以备顾问。

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

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

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

德宗好文，尤难其选。

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二、唐代功业观念探微

《枕中记》中：

三载，出典同州。

迁陕牧，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

卢生开通运河，为百姓谋福利，在当时来说是一件丰功伟绩。

百姓刻石记德，流芳百世，更是士子功成名就的典范。

参见《通志》卷六二《食货志》：

二十九年，陕州刺史李齐物避三门河路急峻，于其北凿石渠通运船，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

河运通，而漕运昌，灌溉足，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开支，更为减轻人力困难提供便利。

因此功劳，开通运河方能为历代史书所载，也才能成为和“抵抗外侮，驱除鞑虏”并举的不朽功业。

《枕中记》中：

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节度使。

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

卢生除河西节度使，大破戎虏，并为边人立石歌颂的功业，对当时来说，无疑是文人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

事实上，唐代以来，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大多是去边塞入幕府，通过或是主帅的赏识、或是有过军功的方式，来取得一官半职，进而逐渐升迁。

譬如：

“封常清，初人安西幕时只是高仙芝的”谦从”，接着因立军功而释褐，后又由于受到高仙芝的信重和提拔，终于官至节度使”（《旧唐书封常清传》）；“裴行俭累为边帅，“所引偏裨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旧唐书》本传）；“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时，”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莺、长安尉寇砒、鄂县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晃良贞为随机”，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多至大官”（《旧唐书》本传）。

卢生的这种人生经历，并非所有唐代之人都能具备，相反，通过卢生的边塞经历，更折射了唐代文人士子一种积极地入世精神，以及通过多种途径谋求为官建功的思想。

在之后《枕中记》中：

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与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嘉谟密令，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

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

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

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

卢生梦中一生，既可以内修政治，又可以外治武德，出将入相，位列公侯，执掌朝廷十余年，已达人臣之极。

考盛唐之时，燕国公张说实为卢生梦中历程的现实代表。

“敬乱以武，守业以文，文武并用，各随其时。

”，在盛唐之世，张说以文人士子的身份，外平叛乱，内修文治，而且能诗善文，奖掖后进，不仅是唐代士子的楷模，也是当时每一位士子希望成就一番功业的现实依靠。

张九龄、贺知章、赵冬曦、王翰、徐坚、孙逖等开元前期的文苑精英，都与张说过从甚密，不仅在诗文上互相酬唱、相映成趣，更为盛唐时期士子相互提携，共谋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

三、唐代门第观念探微

《枕中记》中：

数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

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

此句尽显唐代婚姻门阀的实际情况。

自春秋至盛唐，婚姻对于政治地位与社会阶层非常重要，不结亲高门，则自己的前途会因此低落，于是士子争相结姻高门之举遂成为社会风气。

河清崔氏是当时高门之一，卢生娶“清河崔氏女”，恰恰是当时社会崇尚高门的缩影。

在《唐会要》卷八三中：

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

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

由此可见，寒门中的“膏粱之胄”与“新官之辈”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往往会为了提高自己家族的声望，与当时诸如“崔、郑、卢、李”四姓的高门通婚。

并且士子与高门喜结连理之后，也会在经济以及社会地位上获得很大程度的提升。

前书同卷亦记载：

诏：

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选、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

唐代官府虽明令禁止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但这七姓十一家的嫁女之资亦颇为丰厚。

许多寒门中的贫苦士子，虽不比“膏粱之胄”与“新官之辈”，但如果也能有幸与这七姓十一家的女子结婚，那么此实际之收益亦颇为可观。

卢生娶崔氏之后，“生资愈厚，衣装服驭，日益鲜盛”即是当时这种情况的明证。

《枕中记》中：

生子：

曰俭、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

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传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倜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

有孙十余人。

在这部传奇的开头，指明了卢生当在邯郸居住。

而邯郸为山东之地，属于唐代山东望族门第观念影响的范围之内。

山东望族“犹相矜尚，自为婚姻”的这种意识，是维护其声望与名誉的最直接途径。

许多望族相互联姻，逐渐构成一个“门第意识”很强的身份集团。

这一身份集团以自己家族的荣誉和传统为豪，并以自己内部特有的联姻方式与集团外部之人保持一定的门第距离。

除此之外，“自为婚姻”原则又进一步为这一独特的身份集团提供了内部自我凝聚和巩固极好的条件。

由此反映到传奇中，卢生的儿子都与天下望族联姻，不得不说是其维护门第传统，保持家族荣誉感的必然之举。

在《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揆传》中：

李揆字瑞卿，陕西成纪人，而家于郑州，代为冠族。

肃宗赏叹之，尝谓揆曰:

“卿门地、人物、文章，皆当代所推。

”故时人称为三绝。

初，揆秉政，侍中苗晋卿累荐元载为重官。

揆自恃门望，以载地寒，意甚轻易，不纳。

李揆自恃门第甚高，因为元载门第寒微而不予重用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可以管窥当时的名门望族连同皇帝在内都颇受仰慕，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世家大族对于寒门的轻视与自身门第的维护。

四、唐代贬谪观念探微

《枕中记》中记录了卢生在梦中第一次被贬经历：

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群情翕习。

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

细看卢生被贬的原因可以发现：

卢生在破敌建功之后，一路高升，得到朝廷许多大臣的唱和。

他被宰相嫉妒，也一定是因为他声望日隆，且与许多官员的交好危及到宰相的地位与声望。

因此，宰相才会以流言蜚语中伤他，使他被贬。

反观唐代的贬官制度，我们看到官员的被贬大多不外乎触犯法律、贪污受贿、官员失职、结党专权或阿附权贵、违反朝廷礼法等几种原因。

而卢生被贬，颇类似于结党专权一条。

结党者必然互相交游，而互相交游又会引起他人的猜忌，然而，一旦其中某人遭到中伤，其余众人自然也都会受到牵连，贬官就是最常用的处罚。

在《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七《贬降》中，许多官员的被贬多归结于这一原因，试举《宇文融汝州刺史制》：

事君之节，在于匪躬，为臣则忠，期于无隐。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文融，幸藕艺能，早承推择。

往以封辑田户，漕运边储，用其筹谋，颇有弘益。

三迁宪府，再入礼闱，仍仗以訏谟，委其密勿。

虽十旬八拜，一日九迁，方此超腾，彼未为速。

庶违尔弼，朕则伫于昌言，谋而不臧，近颇彰于公论。

交游非谨，举荐或亏，将何以论道三台，具瞻百辟?

宣辍中枢之位，俾居外藩之寄。

可汝州剌史。

宇文融的被贬原因与卢生极为相似。

他们都是因为自己出色的政绩而在短期内得到快速的升迁。

这样快速的升迁定会招来他人的不满。

“交游非谨，举荐或亏”一言，正暗示了他人对宇文融的嫉妒，而用交友不慎等含糊其词的“结党专权”之罪名中伤宇文融也就不足为怪了。

晚唐时期，这种互相利用流言蜚语中伤他人已屡见不鲜。

在牛李党争中，牛僧孺，李德裕两党在一方得势时，都曾借用“结党专权”这一罪名，通过搜集对方的流言蜚语，来达到贬斥对方的目的。

因此，如何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当中，保持谨言慎行的行为处事方式，是唐代每一位士子一生恪守的准则。

之后，在《枕中记》中：

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

制下狱。

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

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

“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

而今及此，思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

”引刃自刎。

其妻救之，获免。

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驩州。

在古代中国，图谋不轨的罪名一直都是所有刑罚当中最重的罪名。

朝中同列诬陷卢生与边将交结，图谋不轨。

一方面看出卢生在朝中的声望极高，另一方面也看出朝中同列对卢生的嫉妒之深，不惜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来诬陷他。

《枕中记》微言大义，鞭辟入里地影射了唐朝“党争”的严重危害。

然而，遭逢重大变故，唐代士子并非无计可施，卢生为中官所保，得以幸免于死，此中原因就耐人寻味。

在《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高力士传》中：

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

玄宗常曰：

“力士当上，我寝则稳。

”若附会者，想望风彩，以冀吹嘘，竭肝胆者多矣。

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

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

在玄宗朝时，高力士有决议朝事的权利，受他提拔任用的官员亦不在少数。

所以不难想象，盛唐时期朝中大臣大多会与宦官保持良好关系，以保全自己进退得当。

譬如，王维、李白等诗人创作的应制诗多由宦官敬献给皇上，他们在夸赞皇帝圣德的同时，也会当面表露对宦官提携之恩的感激之情。

因此，有唐一代的士子，为保持自己的仕途通达，大多会与宦官维持良好的关系。

明哲保身之道亦是每一位士子心中心照不宣的通理。

卢生为中人所保，也必是此前与内廷中人维持良好关系的结果。

结语

一部《枕中记》，写尽了唐代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追求，更折射出唐代士子对于科举、功业、门第、贬谪观念等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刻看法。

由此推及有唐一代，士子们在顺应了科举制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不仅改变了门第，建功立业，进而封侯拜相，也表现出一种即便遭到贬谪，仍积极入世的乐观精神。

因此，《枕中记》不愧为唐传奇中“有意为之”的代表之一，其思想艺术特色值得我们今人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