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又呈吴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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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又呈吴郎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案
周次
第五周
第一次课
备注
章节名称
第一单元仁者爱人
(二)
杜甫《又呈吴郎》
授课形式
理论课(∨);实验课();实习()
教学
时数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1、了解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了解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3、感悟把握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仁民爱物的博大情怀,体会杜诗“诗史”的意味;
4、理解把握《又呈吴郎》艺术特色。
教学内容提要
时间分配
组织教学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1分
1分
86分
1分
1分
教
学
重
点
与
难
点
1、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杜甫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情怀及创作。
1、认清孟子民本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
2、杜诗“诗史”的意味。
讨论
练习
作业
1、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今天是否仍有现实意义?
2、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与现代“以人为本”思想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并联系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谈谈它与孟子“忧民”“乐民”的联系与区别。
3、为何说《又呈吴郎》具有“诗史”的意味?
教
学
手
段
多媒体
讲练结合、互动讨论
参
考
资
料
1、《杜甫评传》陈贻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杜甫研究》萧涤非著齐鲁书社1980年12月
4、《大学语文》教学用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5、诗圣--杜甫
注:
教案按授课次数填写、每次授课均应填写一份。
重复班授课可不另填写教案。
第一单元仁者爱人
(二)
杜甫《又呈吴郎》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了解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3、感悟把握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仁民爱物的博大情怀,体会杜诗“诗史”的意味;
4、理解把握《又呈吴郎》艺术特色。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杜甫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情怀及创作。
难点:
1、认清孟子民本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
2、杜诗“诗史”的意味。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课件讲授、讨论
【教学内容】
1、儒家民本思想形成与发展;
2、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3、以《又呈吴郎》为例,感悟杜甫对民本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伟大情怀;
4、理解把握杜诗“诗史”的意味;
5、《又呈吴郎》以诗代信、委婉劝戒;写实真切、以小见大的艺术特色。
主要教学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由奴隶制向新兴的封建制演进,变化急遽,与此相应,思想领域各种学说流派分呈,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人物纷纷著述立说。
其中儒家的孔子倡导“仁”,强调道德修养;孟子进而倡导“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把为政治国的道理建筑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
但历经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潮
先秦民本思潮历经殷周、春秋、战国三阶段,历时千余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特殊的“思想库”。
殷周时期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尚书》、《诗经》等元典。
前者是中国最早的政论萃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总的源头。
《皋陶谟》:
“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泰誓》: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酒诰》: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无逸》:
“治民祗惧,不敢荒宁。
”《梓材》:
“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这些精彩句式应该有一个凝练过程,因此其思想萌芽的形成肯定更早。
魏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把民本思想概括为八个字: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虽无原典可依,但在总体上符合《尚书》一贯逻辑,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史上的至理名言。
《诗经》中的民本思想散见于风、雅、颂各部分,虽是采风实录,但也表现出一些头脑清醒者“居庙堂之高”时的忧民意识,其《七月》、《伐檀》、《硕鼠》等篇着眼于经济生活事实,强调民生问题,尤可注意。
除诗、书外,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亦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
仁爱;孟子:
仁政
“仁”:
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的爱。
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
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
“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
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
《左传》述史,对各类新思想收录详备,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时代思潮概貌。
《左传》首先注意到民利及民间疾苦问题。
记载了许多发展经济、体恤民力等德政,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
”(昭公三十年)。
《左传》还把民与“礼”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例如,齐景公在与晏子一次对话中竟领悟到尊民是“礼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
尤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不仅继续强调民与“天”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民与“神”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更大尖锐性及更明显的突破性。
如说:
“民,神之主也。
”(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桓公六年)“吾闻之: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庄公三十二年)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这些开明言论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
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
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这些提法均见于相关史料中)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墨子》中也有激烈的民本思想(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民有三患:
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
但相对而言,孔子中庸主义的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会实际及其继续发展的逻辑,因而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此后孟、荀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国语·鲁语》中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
战国时期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
无论是此时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君主自食其力业余从政)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辩,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
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学阵营中的孟荀两位主帅,尤其得力于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
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是儒家继孔子之后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后称为“亚圣”。
孟子生于战国诸侯混战最激烈的时期,他提出“民贵君轻”、对人民作一定的让步、反对掠夺性战争等主张。
为此,他到各国去游说诸侯,反对“霸道”,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仁政”、“王道”。
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希望能够在诸侯中选出一位王天下的君主。
由于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激烈混战的社会状况不符,所以均未被统治者所采纳。
孟子退而与弟子著书,遂成《孟子》。
《孟子》是先秦诸子杰出的散文著作,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学说、政治活动、哲学思想和个性修养。
《孟子》与《论语》同是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相比,它篇幅较长,内容也更具体,描绘也更细致。
《孟子》比喻准确形象,语言犀利酣畅,感情洋溢饱满,说理深刻透彻。
孟子的仁政说:
孔子的“仁”面对社会成员,是一种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则用于政治学说,面对君主及其统治。
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仁政说的基础是性善说:
人人有善端,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不忍之心,“乍见孺子入井”,国君亦有,推而广之,用到行政措施中去,关心百姓疾苦,那么天下就归顺之,此即“仁政”。
仁政说的核心是“民贵君轻”论:
“民贵君轻”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仁政学说的主要内容。
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致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
”
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
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
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石破天惊观念,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把“民”放在国家和国君之上,是社会第一位的,因为无民,便无国家,无君。
得天下者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其民矣。
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
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
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
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
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
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
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
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
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
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
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
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
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
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
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
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
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
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
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
战国时期,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
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孟子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
“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人和”,指内部团结,人心所向。
孟子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胜利之本: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
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必胜,非义的一方必败,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顺从了民心,后者背离了民心。
所以,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四是强调主政者应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
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
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这种情怀及快乐追求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影响极深。
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了重民众、得民心、限制君权。
可见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
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均在于王道,几乎在他的每一条重要论证中,都明确归结于此: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下》)称王于天下,实现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论的基本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过战争的征伐,而是通过施行仁政以争取民心。
孟子说: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
只要行“仁政”,从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悦而诚服”,就会使天下之民自然归顺而成王。
所以,孟子反复倡导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为手段而成就王业。
然而,要使当时的统治者们施行仁政,就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唯此,他们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说,或进而稍有自觉地推行仁政。
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重民、贵民等民本思想。
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关系是:
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推行仁政又是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统一的基点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
通过宣扬“民本”以施行“仁政”,又通过施行“仁政”以实现“王道”,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
通观《孟子》一书,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实是伟大的;然而同时,它也确实是为地主阶级的主权政治服务的,它明确的隶属于孟轲之王权政治思想体系之内。
孟子仁政的措施:
在政治上,施行“王道”,反对滥用刑罚。
在军事上,反对以武力统一天下的“霸道”,主张以德服人。
在经济上,主张“薄其赋税”和“制民之产”。
所谓“薄其赋税”就是统治者征收赋税要适当,不要横征暴敛。
所谓“制民之产”,就是让民有恒产,具体办法是实行井田制。
在教育上,主张道德教育,以明人伦物理。
“谨(注重)庠序(古代的乡学)之教,申(申明,强调)之以孝悌之义。
”
此后,荀子也发出许多振聋发聩的警告。
如说: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传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之谓也。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荀子·王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这在两千年来同样起着警钟长鸣作用。
民本从字面讲是“以民为国之根本”,其立场是在君主方面,回答的是君主应该以何者为本的问题,因此是君主制的产物。
但从深层次讲,它使用了“本”这个字,而“本”字在战国秦汉以后明确成为一种哲学的范畴,有超越现实的意向。
这样,兼有政治与哲学双重意蕴的民本命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就是双向的。
在政治上,它倾向于对现实体制之肯定与建构,指导并推进了君主制的完善和巩固,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统治者“陵民”行为,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哲学上。
它倾向于对现实体制之解构。
它深刻总结政治智慧,突破了一般意义的执政理念,具有更广泛理论价值,成为审视文明的一种制高点,成为推动文明创新的一种内在而持续的精神动力。
“民本”作为价值判断包含人民性精华,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中的宝贵遗产。
只要国家存在,“以民为本”的意识就有普遍意义,只要国体合理,“民本”思想就可能发生质的飞跃,上升到“人民本位”的崭新哲学高度。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范围本身要高于“以民为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的张扬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
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
依靠人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又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哲学思想的飞跃。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权、珍视生命,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依归。
它的核心是:
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
历史上,从“民本”到“人本”,无数仁人志士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及追求理想道德社会的目的,竭尽毕生精力,主张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为民请命。
这在我国发展史上无疑是进步思想,也是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萌芽。
随着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现,民本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
民本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
据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庶民是国家主体,民贵而君轻;第二,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盛衰兴亡;第三,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
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即已提出,在《尚书》中记载也相当丰富,它是对神权思想的挑战和对君权的一种限制。
春秋战国时期,极力宣扬民本思想的当推“儒家”。
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成为后世政治家的座右铭。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民本不仅仅是为了人民,也关系到统治者自身的安危和存亡。
秦末和隋末无数次农民大起义使统治阶级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许多有识之士对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幕僚亲眼看到了农民大起义的强大威慑力量;魏徵以“舟”比作“君”,以“水”比作“庶人”(百姓),用“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警告最高统治者。
据此,唐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民安民政策,迅速消除了战乱,稳定了政局,出现了“贞观之治”局面。
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体恤民情,关心民众疾苦成为历代优秀政治家的共识。
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有力地批判“君权神授”思想,他说,君权并非神授,而是人所授。
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君权存在是社会不得安宁的根源。
”
古老的民本思想,对近代民主政治产生过极大影响,同时又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超越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的框架,民贵君轻并非目的,而是统治压迫人民的手段。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民权学说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同时又远远超越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历代统治者强调民本思想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究竟摆脱不了其根本目的是降伏百姓,巩固自己江山的嫌疑。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位始终将人民的疾苦挂在心上,宁可吾庐独破也要让苍生百姓获得温暖。
应该说将民本思想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就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杜甫生平思想及创作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
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
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
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
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
唐肃宗时,官左拾遗。
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
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
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名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函大二十二韵》);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之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之二);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之二);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当我们读着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时,眼前浮现的是一位饱经生活沧桑的老人,他就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诗中与李白并提的“双子星座”之一杜甫。
他的诗被称做“诗史”,他本人被称做“诗圣”。
他的诗歌反映了仁民爱物的民本思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感染力。
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因为他在忧国忧民的同时,还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对家庭、对妻儿、对邻里朋友。
今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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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 又呈吴郎 呈吴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