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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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提要 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大变化,具体表现为:
畜牧区域曾向地显著扩,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
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
上述这些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徙直接相关,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
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
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1984年,56、75页。
)。
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
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
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人民,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
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1985年)4章2节、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大学,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地扩的史实;高敏主编《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人民,1996年)15章则对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
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
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
),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
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
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104-124页。
)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
主要问题包括:
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
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
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
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
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
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 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
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
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
考古资料显示:
在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
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1989年,37页。
)。
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
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
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
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
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1989年,77-78页。
);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
《诗经·小雅·无羊》云:
“谁谓尔无羊?
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
九十其犉(按:
黑唇黄牛曰犉)。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
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
)。
“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
有关问题,可参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189-206页。
)。
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
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
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
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
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
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
参前揭谭其骧文。
)。
然而自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地”(注:
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
)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中”。
故此,在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
如《荀子·荣辱》说:
“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
”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
又《孟子·梁惠王上》云:
“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
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
)。
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
《汉书》卷58《卜式传》。
),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
《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
如黄霸在颍川(今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
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地养羊并不发达。
另《世说新语》记载、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
)。
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 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情况。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长城以南的广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
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
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
”(注:
谭其骧:
《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
)直到北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
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地区,北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
据《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忻县、原平县一带。
),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
《书》卷74《尔朱荣传》。
),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
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
《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
);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
《全唐文》卷269廷珪《请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
);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
《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
)。
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
见《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
);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
“诸国蕃胡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
《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
),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
例如,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
《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
);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南部、北部,东接南部及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注:
《晋书》卷51《束皙传》。
)。
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
北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以东,拒黄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
《书》卷44《宇文福传》。
)。
这一时期,在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
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
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
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
《书》卷3《太宗纪》。
),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
《书》卷110《食货志》称:
“世祖之平统万,定陇,以河西(注:
按:
此“河西”指自今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
)水草善,乃以为牧地。
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
”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
及孝文帝迁都以后,为满足京师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
《书》卷44《宇文福传》载:
“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
福规石济以西、河以东,拒黄北千里为牧地。
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
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
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
”(注:
《书》卷110《食货志》。
)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
史书记载:
“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
开元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
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
”(注:
《旧唐书》卷141《孝忠传附茂宗传》。
)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
“监牧:
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
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东宫使寄理原州城。
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
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
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
”(注:
《元和郡县志》卷3《关道》三“原州”。
另参《全唐文》卷226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
)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
“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
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
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
《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
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
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
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
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据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
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
《全唐文》226。
);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
《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
),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
具体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
)。
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据《书》的记载:
北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
《书》卷110《食货志》载:
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
有司又奏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说明北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
);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府的官牧供进(注:
《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
“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
”)。
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
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
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
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
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
《北齐书》卷15《娄昭传》。
)。
在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
《书》卷18《广阳王深传》。
)。
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
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
”(注:
《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
)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
《晋书》卷55《岳传》引《闲居赋》。
)。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时期、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
据该书记载可知:
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
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
如其《养羊》篇云:
“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
“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
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
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
);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
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
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
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
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
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
有关当时中原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
)。
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
《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
”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
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
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
《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
关于食羊,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
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
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
《隋书》卷9《礼仪志四》。
)。
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
《北史》卷43《邢峦传》。
)。
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
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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