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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
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
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
第二十四章相互猜疑
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不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个勿容置疑的事实。
对中国这样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
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一点,仍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
这些现象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可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十足的事实。
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
不过,中国的天才们无疑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
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它会引起极大猜疑。
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
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的城中均围着高墙。
汉语中,“城”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
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法令相同,没有形诸文字,坚决要求实施,因为有很多城墙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任其颓毁。
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城市曾被起义者攻破,并被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还有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
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一旦有危险警报出现,首先就是修城墙。
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发户掠夺的最便捷的途径。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城墙,是因为政府不信任百姓。
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百姓的父亲,他的臣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说“加”或“减”一样,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孩子与继父间的关系。
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起义,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起义显然可以避免。
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
起义正在悄悄地准备着,政府也知道,可官员们只是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把动乱留给军队去收拾。
与其他东方城镇一样,中国居民住处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相互猜疑的另一表现。
外国人对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若故意说这些城市是“有围墙的城市”,会感到十分为难。
使一个可能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也并不容易。
中国人会立刻认为,那些国家没有多少坏人,尽管他没有什么根据。
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拥挤地住在一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相互猜疑。
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型城市,它防御的不是外来敌人,而是彼此防御。
据我们了解,只有一些山区例外。
那些地区土地贫瘠,养不了几户人家。
他们又实在太贫穷,根本不用怕贼。
巴伯先生描绘了四川的情况:
“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
”如果这个例外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望和平,那么,它就恰恰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
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
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观点。
中国人,包括其他东方人,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
也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
其观念已经人人尽知,就是花上一整章也讨论不清其中的一点。
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
订婚之后,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
极细小、单纯的事都会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
“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是公认的社会真理。
尽管中国妇女比印度、土耳其的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不能认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
妇女普遍遭到歧视,处于从属地位;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一一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可是在西方,尊重妇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中国表达对妇女看法的俗语也许被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随处都可以听到。
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下贱、目光短浅、不可信赖的货色,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
“妒莫过于妇人。
”这里的“妒”想传达的意思,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
“毒”,这种观念,有诗为证:
竹林蛇口
赤蜂尾上
狠毒莫若
妇人心肠
另外,歧视妇女的观念还渗透在文字中。
作为客观的表现形式,它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为了回答笔者的问题,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字。
结果发现,其中十四个为褒义,如“好”、“娴”等;其余三十五个为贬义,八十六个为中性。
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
三个“女”字组成的*可这种自由不能以表面现象来判断。
一位在印度德里居住了若干年的妇女,来到山西省首府定居,她评判说,通常中国街道上的妇女人数要少于印度。
不过,事实与这段注释并不矛盾。
奸字,表达了“与未婚者私通、通奸、诱奸”等等意思。
据说,不信任别人有两个原因:
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
原因不同,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如同化学原子化合一样。
他们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媳妇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
不讨论家庭生活了,它可以写上整整一章。
现在让我们看看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
家里的仆人,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彼此之间总是保持武装中立。
可假如其中一位有劣迹传出来,他首先不是问自己:
“主人是怎么发现的?
”而是问:
“谁告诉他的?
”即使他心里清楚,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别的仆人在排挤他。
我们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谈话,脸色就马上变了,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
可事实上,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
某个仆人被意外辞退,他肯定会满腔仇恨,这也是由猜疑引起的。
他怀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仍会坚持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说辞退是毫无道理的。
他必须挽回“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满足,外国家庭的仆人也会发生这类事,不过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人。
但在中国主人那里,他想都不敢这样想。
因此,很多外国人一直雇用着早该辞退的仆人,他们不敢那样做。
他们也知道,单单提出辞退就会招怨树敌,其中主要是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
外国人没有勇气将他们赶走,以免失败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
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们搬到城墙上。
这时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
群蜂飞出,敌人潮水般地退却了,城市被挽救了。
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中国人对待骚乱也如同对待风暴一样。
虽然中国人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对于外国人来说,可没那么简单,容易处理。
孩子到了独立闯世界的年龄,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
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
中国的孩子不需要如此告诫,他们早已从母奶里汲取了这一经验。
有句俗话说:
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
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庙呢?
原来是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
两人不看井,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另一个人身上有他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也许会趁机把这个人推入井中。
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西方国家,有自由,无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
在我们看来,处理一件事情,理所当然应该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可在中国完全不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无论遇到什么事,中国人考虑最多的是两种东西——钱和粮,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核心。
中国人很难相信,一笔钱若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能够按既定的方案分配给众人。
他们没有那种分配经验,只认为,钱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
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他人分配食物也很困难。
表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会怀疑分配者从中克扣。
此时,不满的情绪可能被完全压抑了。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没有猜疑存在。
其实,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中国人认为,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
中国旅馆的侍者有个习惯,他们总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款项。
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它有更实际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他侍者知道,报单的人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尽管实际上他们个个盼望能够这样。
假如一件事接近完成时,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中国人就不能像西方人,一封信就可以把事情办妥。
当事人要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
如果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见到为止。
假如通过中介,谁都不敢保证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经常讨论中国人的团结。
有些时候,整个家庭或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事。
一个明智的外姓人。
这时会格外小心,以免介入,惹火烧身。
有句很妙的格言说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难以被接受。
“我们的事情,这家伙搀和什么?
一定是居心不良!
”对朋友和老邻居都如此,更何况外来户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外”这个词在中国还有远近之分。
外国人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国”;乡民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乡”。
一个外来者,背景不明,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情况一会更糟糕。
谨慎的中国人免不了会想:
“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
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
假如天黑了,尤其时间太晚,他会经常发现,没人出来给他指路。
笔者有一次就曾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
中国学生上课时一律扯着嗓子念,既损害他们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
这是一种“传统”,如果想刨根究底,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不知道学生是否在专心学习。
学生背诵时,要背对老师,老师以这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要款待陌生人。
和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所罗门关于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获得了新意。
但中国人的谨慎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
一位中国老师受雇于外国人,收集童谣。
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不清楚的歌谣,就让他再唱一遍,可是,孩子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露面。
小男孩的行为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典型的产物。
一个人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里打听,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
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
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这样,麻烦就来了。
所以,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
不知道。
这也是最安全的法。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中国,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最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众口一辞,都断然否定认识这么一个人,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这些谎言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就像北美的草原犬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是出于一种本能。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一句简单的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
乡下人会经常遇到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似乎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
同样,学生入“闱”时,不仅要询问他的学历。
还可能要盘问他写的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
用这种方法,欺骗就很容易被识破,事实上也经常如此。
一个人不要企图冒充当地人,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
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整个村子都在猜疑。
有几个中国人曾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笔者让另几个中国人去找他们,结果,一个也没找到。
有时,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
还有时,送信者苦苦寻找的村子就在眼前,却会莫名其妙地找不到,甚至连最后的一点线索也消失了。
就在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中,陌生人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有找到的那位名人,其住处实际上距他只有几十米远。
笔者认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富有的邻居。
两人从前曾同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
可当人们询问起他邻居的情况时,却发现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相邻而居六十余年的老人从未接触过。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
”“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
你们相处得不好吗?
”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
“不,我们相处得很好。
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就会惹人说闲话:
他去那儿干什么?
”
中国人相互猜疑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他们从内心里不愿被单独留在房间里。
否则,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说:
“别怀疑我,瞧,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我不在屋子里。
”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强烈的猜疑。
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
虽然,像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
女儿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
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
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
中国有句古话: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这句箴言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真理:
在中国,走路都要小心翼翼。
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们对此有时十分难以忍受。
他们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懂。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表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形式。
买方、卖方彼此都不信任,只有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才能促使买卖成交,他们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获利。
而且直到付款,交易才算做成。
情况复杂时,还需要形诸文字,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此存照”。
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部分原因在于钱庄对顾客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顾客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钱庄。
南方的假外币,各地的假银元,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
他们决心做成一桩交易时,非常精明;不愿做时,表现得更精明。
顾客出于猜疑,总希望天黑以后使用银子,这一点中外皆然。
如果城里的商店建议等到第二天,这是明智之举,也不足为奇。
中国的银行系统似乎包罗万象,错综复杂。
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知道,中国很早就使用银行票据了。
但并不普遍,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
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中国的利润率很高,在24%一36%之间,甚至更高,这也是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
这种暴利大部分不是钱本身的利润,而是巨大冒险的保险费,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的投资方式,他们几乎没有,这不是因为帝国资源开发不足,而是因为人们普遍彼此不信任,“人生无信不立”,根据这一点,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人仍将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定会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
几年前,有家报纸对纽约华人的情况作过详细的报道,其中有个荒谬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商业场中的猜疑。
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机构大概也是大同小异。
在纽约,他们有自已的市政府,有十二个中政领导。
这些人把钱和中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大保险柜中,为确保绝对安全,他们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而是用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
每人只掌一把钥匙,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
不幸的是,一位杰出的高级中政官突然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市政官的钥匙找不到了。
即使找到,也没人敢代他开锁,人们相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
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市政府才取出钱支付丧葬费。
这件小事,的确是一扇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一一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互相猜疑,极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不乏相互猜疑的例子。
宦官是亚洲典型的现象,中国古亦有之。
但在目前的这个王朝,满族人采用了卓有成效的办法,使这批危险人物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来危害人民了。
满人在中国是征服者,汉人是被征服者,双方在政府中难免相互猜疑,产生龃龉。
六部长官及副职由哪族人来担任必须妥善安排,样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
检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同等作用。
对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说得对;中国人的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
它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乃中国人的本性使然。
上级害怕下级竞争,时刻提防下级;下级的宦海浮沉又随时会受上级影响,他们也在猜疑上级。
而整个官僚阶层又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备之意。
中国有许多宗教团体是半政治性的,这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显著表现。
它们已使整个帝国变得像一团马蜂窝。
地方政府禁止节欲者团体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它只不过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打翻衙门里贪婪的“虎狼”的筵宴。
他们并不企图谋反,可官府一直这样认为,他们也就只能如此。
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包括三星会,这样猜疑,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处理。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异常情况,政立即行动,把为首的抓住,或流放,或杀掉,恐惧就可缓解一阵子了。
强烈的猜疑使中国人变得十分保守。
他们不了解人口调查,政府偶尔需要,也会因猜疑而不能实行,哪怕是名义上也不行,人们总是立刻怀疑调查是别有用心。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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