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导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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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导读

《尚书》导读

一、何谓《尚书》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文件的汇编，其时代从尧、舜、禹经夏、商、西周到春秋中期。

作为上古文献，它成为其后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学派政治学说的基本经典；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

它是帝王们的政治教科书，也是士大夫们日夜诵读的“圣经”。

今天，它是我们研究上古三代历史的基本材料，也是研究其后两千多年间政治思想史、传统文化史的基本材料。

所谓“书”，在上古专指史官的记载。

史官的职掌是记载君主的言论与重大事件。

史官的记录汇集成册，便称为《书》。

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左传》中已出现过《虞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

”孙氏志祖曰：

“按《左传•文十八年》明云《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谓之‘有《夏书》无《虞书》’乎？

窃意古人盖以二典为《虞书》，《大禹谟》以下为《夏书》也。

”见《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73页。

《夏书》、《商书》、《周书》的名称。

（战国时代，“书”有泛指书写品，不必专指史官所记者。

）到了汉代，学者们将幸存下来的这些《书》统称为《尚书》。

王充《论衡•正说》：

“《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

”如王充所说，其解有二：

一、尚指上古，由来久远；二、尚指帝王，高居在上。

这比那些“依违作意以见奇”的解说平实近真，可以信从。

由于年代久远，它命途多舛；由于多人解说，它歧义纷出；由于辗转传抄，它错讹百出；由于语言文字习惯的变迁，它字句古奥，难以诠释；又由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巨大，先秦文献与后世儒家的解说或编造混杂而下，真伪难辨。

尽管如此，历代学者不敢轻视、不予迴避，默默诵习，孜孜考索，终使《尚书》不断流传，历两三千年以至于今日。

《尚书》之难读，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文学家、古文运动首领韩愈曾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感叹。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云：

《诗》、《书》为人人诵读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

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

国学大师王国维，竟称于《书》所不能解者近半！

此虽自谦之词，实亦无奈之叹。

《尚书》研究之艰辛，《尚书》命途之多舛，真可令人浩叹！

过去两千年间的情景，在后文介绍《尚书》文字今古、版本真伪、篇目存佚、章句疑惑时自将涉及。

我们仅以晚近学者的研究经历略举数例，可见一斑。

清代《尚书》学之被誉为“集大成”者孙星衍，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二十年（1794—1815），历时二十余年，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自知“必多疏漏谬误之处”；之所以匆忙付梓，实因：

既有厥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寿命之不长，亟以数十年中条记《书》义编纂成书……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经学渊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极。

（《尚书今古文注疏•序》）

匆忙出书，目的在“聊存梗概，以俟后贤”，并且承诺“或炳烛馀光，更有所得，尚当改授梓人，不至诒讥来哲也”。

山东栖霞人牟庭（1759—1832），穷毕生精力完成两部大著：

一是《诗切》，一是《同文尚书》。

后者自三十岁左右始撰，至基本脱稿时已六十三岁，又继续修改至七十四岁辞世，尚未定稿。

其子牟房将书稿携至浙江刻版，遇太平军攻浙，急将书稿移回山东。

数十年后王懿荣得到书稿，亦想校刻，因八国联军入京，身死书亡。

又数十年王献唐得到书稿，清抄一本，将要排印，七七事变又作。

到了1958年，献唐先生高兴地为之作序，以为终将印行，不料稍一耽搁，“文革”又起。

历时百余年，三位想刻印之人四遇厄逆，竟都未能如愿。

所幸者1982年，齐鲁书社终令此书问世，实现先贤遗愿。

现代国学大师顾颉刚立志将《尚书》彻底整理一番，编辑一部《尚书学》。

其先期工作分四步：

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

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

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

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金文作比较。

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

（《尚书通检•序》）

而在此四步之先，还有《尚书通检》的编定，这是1936年的事。

然顾氏萃其大半生精力，亦未能完成宏愿。

其四项任务中第一项，顾氏与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合作，于20世纪三十年代已着手摹写刻版，并于1935年发出《出版预告》（见《古史辨》五），有“着手已历三年”，“刊刻逾半，年内可望出版”之语。

旋因日军深入华北，未能成书（其惊险经过及同人顽强努力之情，可阅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后记》）。

其后动乱不止，至1982年顾廷龙重新整理编纂，有上海图书馆孙起治协助，历时又十二年；在《出版预告》六十年之后的1996年，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顾氏计划中最后一项，其实只完成《尚书》中一篇《大诰》的译证工作。

《尚书大诰译证》历时八年，四易其稿，成书约70万字，惜又遇“文革”，至今尚未能按原貌出版。

由此数例，足可见《尚书》诠释难度之超常和文化价值之超常。

其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缺少《尚书》这块宏大而坚固的基石。

二、《尚书》的流传《尚书》既从上古传下，篇目自应极多，字形自是奇古。

遥想当年官府柱下，典册累积充栋。

然竹木简册易为虫蛀断烂，而量大又难以重新抄写。

年代久远，史料难免残缺。

虞夏之世传下者，寥若晨星。

商代传世史料亦不可多得。

周代文献本是很丰富的。

王室衰微后，天子失官，礼乐卜史流散四方。

凌夷而至春秋末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

孔子整理古籍，“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有学者认为孔子与《书》关系不大，认为史迁此语是汉武帝时社会上渐渐产生出的论调。

我们认为既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且孔子对诗、礼、乐都进行过整理，“序（编次）《书传》”亦应可信。

至于其所编次是否即汉初伏生传出的本子，尚可讨论。

然作为教材，亦不可能有很大部头。

到了战国时期，大国纷争，诸侯对典籍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自然不满。

《汉书•艺文志》说：

“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

”法家自商鞅便有“燔书”之议。

韩非则认为世之愚学“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韩非子•奸劫弑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延及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建言：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制曰：

“可。

”

此为中国上古文化之最大浩劫！

始皇帝欲使其政权“传之万世”而焚书，其实是使政权失去了精神支柱，使人人尽可为豺虎。

烧书之后不到六年，秦王朝土崩瓦解。

汉王朝建立之后，有识之士便致力于先秦文献的搜集。

正如西汉末年刘歆所说：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又《史记•儒林列传》云：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

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由史迁此处所列，可知武帝之世已立有五经博士。

《诗》有鲁（申公）、齐（辕固）、韩（太傅）三家，《书》有伏生，《礼》有高堂生，《易》有田生，《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两家。

以上诸家博士，皆“诸子传说”，即由先师传讲，用汉时流行之隶书写成（后世为区别隶书写成的书与出于“山岩屋壁”、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古书，即称博士所掌隶书所写为“今文经”）。

诸家各有所掌，其师从有自，不敢有一字之出入。

且其老师之列于学官，往往经过出生入死的政治斗争。

例如传鲁《诗》的申公，得罪楚王刘戊，遭腐刑；其弟子王臧（景帝时为太子少傅，武帝时为郎中令）、赵绾（武帝时为御史大夫），因窦太后好《老子》言，迁怒至绾、臧，下狱死。

又如齐《诗》辕固生，景帝时博士，因贬《老子》书为“家人言”（犹今人说是“农夫之见”），窦太后怒，令“入圈刺豕”（试以“家人”之事），幸有景帝给以利刃得免一难。

这里表面是一语惹祸，实质上涉及治国方略。

窦太后死后，儒学得兴。

各级官吏，多用能诵儒经者。

西汉初年公卿大臣如绛、灌之属，多介胄武夫；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之后，“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

“今文”《尚书》，出自济南伏生。

伏生，秦时博士，遇焚书，藏书壁中。

汉立，求其书，得二十九篇；（《尚书》篇目问题，详见第三节）教授于齐鲁之间，传济南张生及欧阳生。

文帝欲召伏生进京，时伏生九十余岁，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即晁错或作鼂错）往受之。

其后，以《尚书》得显者，有兒宽、周霸、孔安国、贾嘉等。

武帝之后，宣帝、元帝时，五经博士续有增列，皆为“今文”，计十四家；其中《尚书》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

伏生之孙曾以治《尚书》见征召，然其不能讲诵，故无“伏氏”《尚书》，而由欧阳生与张生传下。

欧阳生，名容，字和伯，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卷三20-21页引欧阳修族谱。

见《丛书集成•初编》。

授千乘（今山东广饶附近）兒宽。

宽以《尚书》教欧阳生之子，其后累世相传，因此《尚书》欧阳氏学最有势力。

济南张生教夏侯都尉，传夏侯始昌；始昌传胜，胜又学于兒宽门人简卿。

胜为学务于精熟，又能打破门户之见，故自成一家。

胜传从兄之子夏侯建。

建又受学于欧阳高，且又向五经诸儒请教与《尚书》有关内容，遂自成一家。

大（胜）、小（建）夏侯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列为《尚书》博士。

再说景帝时之孔安国，为孔子后裔，曾从兒宽受伏生所传“今文”《尚书》。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景帝子刘余徙封于鲁，是为鲁恭王。

王好治宫室，欲广其宫，坏孔子宅，于屋壁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凡数十篇，皆先秦古字；安国为孔子后人，悉得其书。

安国以古文《尚书》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对照，发现多出十六篇。

武帝建元之后，儒学大兴，安国将书献于朝廷，不巧适逢陈皇后巫蛊之案，相连及诛死者三百余人，仓促之间未及讨论，更未能列于学官。

不久安国卒，古文《尚书》遂藏于中秘，外人不复得见。

陈皇后巫蛊案在元光五年（前130）。

此用白新良说，见《孔安国献书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4年3月版。

古文《尚书》的发现，本为学术史上一大收获。

但因今文《尚书》已流行达数十年，在学术界取得统治地位，而时人多不识古文，又未列于学官，尽管安国曾“以今文字读之”（《汉书•儒林传》），或在民间已有所流传，今文经学家们却不予注意。

至西汉成帝时，刘歆受诏与父刘向领校中秘图书。

刘歆发现中秘所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内容详于今文，文字多有不同，便想促其列于学官。

哀帝时，令歆以古文与五经博士讲论经义，诸博士竟不肯置对。

歆愤然寄信责让诸位太常博士，其中说：

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

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

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

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而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

……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汉书•楚元王列传》附《刘歆传》）刘歆一番议论击中了今文经学的要害。

故虽言辞肯切，却招来诸儒怨恨。

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要挟；大司空师丹上奏称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刘歆惧诛求退，以病免官。

平帝时王莽擅权。

莽少时与歆俱为黄门郎，颇看重歆，遂召回，累迁至封红休侯，典儒林之官。

莽称帝，封刘歆为“国师”、“嘉新公”。

除古文《尚书》外，逸《礼》、毛《诗》等古文经都得到重视。

凡“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进京，“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汉书•王莽传》）。

东汉建立，光武中兴，全盘否定王莽所立古文经学；仍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

见《后汉书•儒林列传》），皆今文。

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论五经同异。

其结果是由班固起草，以章帝名义著为定论的《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是今文经学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的产物；可以说，东汉时期愚昧虚妄的谶纬神学的盛行，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同时，章帝也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和左氏《春秋》等。

“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后汉书•儒林列传》）。

可以说，古文经学的地位，也开始得到官方承认。

而此时期保持清醒头脑的正宗儒家学者，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古文经学。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习古文《尚书》而成为“博士”者有二人。

一为“荐补博士”，一为“特征博士”。

汝南人周防，初习今文，后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40万言。

太尉张禹荐周防为补博士。

陈留人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后特征博士。

杨伦先后三次得以公车征，皆因直谏不合，归，闭门讲授。

史评其“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

大将军梁商当权，征为常山王傅，辞疾不就。

诏敕催促，伦曰：

“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

刎颈不易，九裂不恨。

匹夫所执，彊于三军。

”由是观之，其志在于道，而不在仕进。

习古文经学者，往往如此。

古文《尚书》既是西汉景帝时出自孔安国家壁中，安国以此学传授人是可以相信的。

《后汉书•儒林列传》说：

“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此庸谭应即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所提到的胶东庸生。

既未列学官，便在民间流行。

而孔氏自安国下亦世世传习古文《尚书》。

孔僖曾祖父子建，曾对仕王莽千乘郡守的友人说：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

道既乖矣，请从此辞。

”（《后汉书•儒林列传》）由此语可见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致思方向上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也是今、古文经学者长期相争难以相容的重要原因。

东汉初，扶风茂陵人杜林从西州（今甘肃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以授东海卫宏、济南徐巡，曰：

“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

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

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

”（《后汉书》卷二十七）于是古文《尚书》遂得流行。

杜林所传古文《尚书》，与孔安国家传出者似有不同，因其缺少所谓“逸十六篇”。

但林之所以“宝之”，文字语句自有诸多不同于今文者。

不能说是杜林参照其中“一卷”，用古文字体写今文二十九篇，就宝贵了。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当时一流学者如此服膺杜林，绝非偶然。

贾逵，扶风人，贾谊九世孙。

其父徽，从塗恽受古文《尚书》。

逵承父业，且兼通今文五经，章帝时入讲北宫、白虎观及南宫云台。

他批评刘歆不该恃其义长，轻率移书责让太常博士，以至诸儒不服，相与排斥，致古文经遭埋没厄运。

因逵多次为章帝讲到古文《尚书》，帝诏令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尚书同异》。

逵纂集为三卷，帝给以肯定。

马融，扶风人，博通经籍，拜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等。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入太学，师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等今文经，又师事东郡张恭祖受《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

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师事扶风马融。

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而由高业弟子传授。

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术，乃召见。

玄因得质疑诸疑义。

问毕辞归，融喟然叹曰：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春秋》公羊传为今文，左氏传为古文。

郑玄乃著《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其融合今古文，打破门户之见的能力，由此可见。

正如其《戒子书》所说：

“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后汉书》本传）玄所注，有《尚书》、《尚书大传》、《毛诗》等十余种，又著《驳许慎五经异义》、《毛诗谱》等凡百余万言。

在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努力之下，古文经学遂得显明于世。

然终汉世，官方仍以今文经为定本。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验，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后汉书•儒林列传》）。

熹平石经的《尚书》参校了古文《尚书》字体，但用的还是今文。

若据《后汉书》字面，则熹平石经为三种字体。

据《水经注》郦道元身在北魏，得目验原碑，记汉石经不言三体，下言曹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可知汉石经字应为一体。

如是则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时所记有误。

至于刻石经所用今文经是欧阳氏抑或大夏侯《尚书》的文字，学者们各持有故，尚未可遽定。

十年之后，“黄巾大起义”爆发。

董卓之乱，中国古代文献又遭浩劫，丧及殆尽。

及至曹魏代汉，采掇遗亡，藏于秘书中外三阁，且设中经秘书监管理典籍，收集群书近三万卷，又得汲冢中竹书，略具规模。

曹魏建国不久复立五经博士。

此时古文经学已占上风，郑玄诸注最为流行。

其后王肃以散骑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

肃女适司马氏生晋武帝司马炎，权势煊赫不可一世。

肃年十八时，读扬雄《太玄》而更为之解，竟得传世。

《隋书•经籍志》有《扬子太玄经》七卷，王肃注。

又《华阳国志•蜀郡士女•扬雄•赞》云：

“其玄源渊懿，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

”按：

王肃字子雍。

肃习古文经，肯定贾、马之学而不容郑玄，于是采会同异，另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等书之解，以及其父王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

如清人张惠言所言：

“肃著书，务排郑氏。

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郑同则并背马。

然其训诂，大义出于马郑者十七，疑出于马郑者其父朗之学也；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

”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王朗传》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287页。

以今文古文言之，则如皮锡瑞所云：

肃“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

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驳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驳之”。

《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85页。

平心而论，肃难郑，往往言之成理。

试举三例：

一，郑玄说孔子纂《书》，乃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

肃说平实。

二，玄以为舜“流四凶”在禹治水之后；肃谓“若待禹治水功成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适足使父致殛。

为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进退无据，亦甚迂哉”。

肃说有理。

三，“曰若稽古”，玄解“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肃解为“顺考古道而行之”。

肃解较妥。

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王朗传》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287页。

《隋书•经籍志》有王肃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撰《尚书驳义》五卷。

《旧唐书•经籍志》有肃注《尚书》十卷、肃撰《尚书释驳》五卷、《尚书答问》三卷，及《易》、《诗》、《周官》、《春秋左氏传》、《仪礼》、《孝经》等，肃皆有注。

肃又撰《圣证论》以讥短郑玄。

肃与郑皆治古文经，然不相能至于此。

史家评肃“好下佞己”，喜欢下属恭维自己。

其意欲贬郑扬己，取而代之；然终未能得逞。

曹魏正始年间，再刻石经，每字用三种字体古文、篆书、隶书写成；《尚书》和《春秋左氏传》，已采用了古文经经文。

然此时所谓博士，率皆粗疏；弟子则往往为避兵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高才子弟则醉心“三玄”（《周易》、《老子》、《庄子》），这是为逃避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利之争，也是对深受谶纬渗透的东汉经学的反叛；魏晋时期，儒学演变为“玄学”。

政治腐败、儒学衰败的结果，是中原文化的又一次浩劫：

永嘉之乱。

继晋惠帝时“八王之乱”后上台的晋怀帝，年号永嘉（307—313）。

时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司马氏诸子弟继续攻杀无已。

匈奴人刘渊据有今山西中部自立。

永嘉五年（311）渊侄刘曜攻入洛阳，掳晋怀帝，焚烧宫室，诸王公及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

如《隋书•经籍志》所说：

“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魏晋藏书，毁于一旦。

今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

据《晋书•荀崧传》，西晋置博士十九人。

《尚书》有郑玄、王肃二家，依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书》有贾、马、郑、王四家。

依蒋善国考，则为郑王二氏。

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

皆为古文。

到了东晋，元帝践阼，简省博士，置“《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等九人。

此处“《古文尚书》孔氏”是马融、郑玄都没有见过的“安国注”《尚书》，是东晋忽然新出之书，至唐时竟取郑氏而代之。

其后流传上千年，至明清才被学者判为“伪书”（《尚书》篇目真伪，详见第三节）。

东晋《尚书》博士无王氏之学，可知永嘉丧乱之后，王氏之学渐废。

南朝“孔安国传”渐行，北朝则流行郑玄注本。

《北史•儒林传》说：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江左：

《周易》则王嗣辅，《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文凯。

河洛：

《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江左”即南朝，“河洛”即北朝。

北朝流传郑玄所注《尚书》，不知南朝有“孔氏注本”。

至陈时，费甝《尚书义疏》传到北朝，方为“二刘”（刘焯、刘炫）所瞩目。

唐贞观年间，太宗因经籍文字多讹谬，儒学门派多，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诏定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孔颖达认为，《孔传古文尚书》虽然流行最晚，然“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奉敕撰《尚书》义训，即以安国所注之本为据

《尚书正义》二十卷，成书于贞观十六年（642），高宗永徽二年（651）复有增损，成为定本。

《尚书》的文字字形，在殷周时期应与今日所见殷周青铜器铭文一致。

到战国则应与出土战国简牍帛书一致。

西汉初，伏生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成。

后来孔壁中出书系以先秦古字写成，藏于中秘，西汉末古文经学派出现，于是称伏生书为“今文《尚书》”。

东汉杜林在西州所得漆书古文《尚书》，郑玄以其笔画形似蝌蚪称之为“科斗书”。

汉熹平石经用“今文”隶书写成。

曹魏正始石经用古、篆、隶三体写成，其章句所依据则是古文《尚书》。

东晋时依古字笔画，用隶书写成，称“隶古定”；时人范宁又曾将“隶古定”写成当时通行的正体隶书，以便诸生诵读。

唐玄宗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新唐书•艺文志》），这里所谓“古文”，实为“隶古定”；这里所谓“今文”实为唐时流行之楷书。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又据卫包写本刻成石经，以免传写错讹。

五代以下千有余年，《尚书》刊本文字悉依此经。

此经二万七千余字，至今基本完整，藏于西安市碑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