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水下考古所见紫砂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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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水下考古所见紫砂器
近年水下考古所见紫砂器
据各国考古界估计,目前已知分布于全球各海域中、具有文物价值的沉船总数约有16000多艘,其中大半都在欧洲。
亚洲地区以东南亚海域沉船最多,据美国学者布朗(Dr.RoxannaM.Brown)研究,自1974年至今,已有120余艘沉船在东南亚海域被发现。
东南亚区域在中国习称为南洋、南海,自古以来,南洋与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十分密切。
南洋也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咽喉和国际贸易和货物转运、集散的重镇。
这条海上丝路水下所蕴藏的大最文物是当时海上贸易盛况的缩影,也是今日研究贸易史、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的重要宝库。
在出水文物中以陶瓷器为大宗,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历代陶瓷丰富多彩,向为外邦所好,陶瓷贸易历来鼎盛;此外,陶瓷器坚实的质地特性,也使其虽历经海底环境长期浸蚀,仍能保持当时的基本状态。
研究人员除了藉此观察当年船货的堆栈结构、运输路线、商品内容外,也能据以推断陶瓷产地的制作水平、外销市场的消费品位等社会经济面貌。
近年来中国沿海、东南亚和非洲一带陆续出水陶瓷器中不乏宜兴紫砂陶器。
笔者择要简述于下;
1 万历号(theWahli)
2004至2005年间,由瑞典海洋考古学者史坦(Stensjostrand)成立的南海海洋考古公司(NanhaiMarineAr-chaeologySdn.Bhd.)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在马国西岸的Terenganu省Tanjong外六海里处,打捞了一艘明天启年间(约1625年)的葡萄牙二货船,该船可能是由广州驶往马六甲的途中因故沉没。
史坦命名此船为“万历号(theWanli)”。
该船的出水物主要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外销瓷器,紫砂器极少,只捞起3只壶盖与两片破片(图1),俱为圆器,其中一个壶盖以珠钮为中心,贴饰12棱的星形泥片,上面并押印一圈连续涡纹。
这是目前已知水下考古中年代最早的出水紫砂壶。
2 冬古湾沉船
200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福建、北京、广东等地的水下考古专家组队,在正对台湾海峡的漳州东山岛冬古湾的郑成功古战船遗址中发现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平盖朱砂圆壶(图2),底钤“状元及第”四字阳文篆字圆章(图3)。
东山岛是郑成功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经考古专家研究,该船年代约为康熙十五年(1676年)。
3 乌斯特兰号(theOosterland)
1991年,由南非开普敦大学主持的考古队在南非开普敦TaMe海湾,对一艘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沉没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乌斯特兰号(theOosterland)沉船进行考古打捞,出水物中有6件外销紫砂壶与数十件残片(图4),此批茶壶有两个特色,一是6件全部钤有款识(图5),且风格与中国本地的无异,二是部分茶壶外表已贴饰模印的吉祥纹样,显然是为了迎合西方市场而制作的外销紫砂壶。
4 耿特莫森号(theGeIdermaIsen。
又译为捷达麦森号)
1985年,以英裔澳人哈彻(MichaelHatcher)为首的联合潜海服务公司(UnitedSubSeaServices)发现这艘乾隆十六年十二月(1752年1月)沉没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商船,并进行打捞,出水15万件青花瓷器和125件每件重750克的金锭,此外还有大约10件的宜兴紫砂壶。
这些茶壶―部分入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其中的六方狮球壶(图6)在蜀山考古出土残件中亦可见到(图7、8),显然是乾隆时期在内销和外销市场上都受到欢迎的造型。
一般狮子多以木模压出粗坯,再进行细部修饰,其精者能以刻线技法表现出小兽皮毛茸茸、肌肉丰盈的躯体,憨态可掬,加上狮钮上玲珑透雕的滚球,旋之有声,甚受市场欢迎,亦有相当数量输往欧洲。
六方壶的壶嘴以四方泥片合成“三湾流”,壶把断面亦呈四方形,上缘还加饰一个壶扣。
这是因为此类形制的壶身较沉重,尤其壶钮用泥较多,容易在倾倒时翻出损毁(所以常见失去滚球的狮钮),在壶把加置壶扣可较易于把持端拿,此类设计在唐代金银器上就能见到。
出水物中另有一件朱泥梨形壶(图9),是该船所见唯一的工夫茶壶。
但其壶盖稍小,恐非原配,由此可以推断船上的梨形壶应不只一件。
此壶底以铁刀写刻“玉香斋”三字。
玉香斋未见著录,但传世可见刻工一致的“玉珍斋”同款梨形壶(图10),可供参考(图11)。
5 泰兴号(theTeksing)
1999年,哈彻又在接近爪哇岛的北部海域发现道光元年十二月(1822年1月)沉没的泰兴号。
该船除出水数十万件瓷器及工夫茶具外,亦有二三百件紫砂壶,大多是朱泥工夫茶壶(图12),应是供应南洋华侨社会的商品。
其形制多达10种,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
在造型分类上均属几何形的圆器,壶嘴以出水最利捷的“一湾流”及“直嘴”为主,少部分如思亭壶为传统的“二湾流”;壶把上粗下细,内外皆圆,多与壶身“明接”。
壶盖结构以“压盖”为多,“截盖”为次,未见“嵌盖”,墙沿稍长,壶钮造型多为壶身之缩影,上下呼应,这是宜兴壶的传统制式。
底以圈足、假圈足为主,仅文旦壶为“一撩底”。
内部可见其成型法为传统的打身筒,虽有“推墙刮底”,但工具痕不明显,单孔,壶盖气孔呈外缩内阔的喇叭状。
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数紫泥。
综观其工艺特征,与近20余年来闽南地区清代墓葬出土朱泥壶完全一致。
俱是宜兴产销,是典型的工夫茶壶。
壶底款识多为以竹刀、铁刀写刻的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图13)。
部分茶壶的底款是以木章钤盖出的无边阴文篆书款识(如图14的“明月松间照孟臣制”),亦同于闽南出土茶壶。
出水的紫砂壶中,有一件高18.5厘米,宽32厘米的特大壶(图15),应是船员或乘客的私人物品。
此壶外观布满海生附着物,但仍可观察出是以细腻的紫泥为胎,器形雍容大方,虽然相关著录未载明其款识,但依传世所见,几可推断其壶底不但钤有款印,且极有可能是“邵家壶”。
宜兴陶工中姓邵者众,如邵亨裕、邵大亨、邵旭茂、邵友兰等,自明迄清名手辈出。
所见此类形制多为可容水二三升的大壶,底款率皆“荆溪邵元祥”“荆溪邵旭茂”“荆溪邵形龙”之属,精粗互见,但形制大同小异,以侧把壶为主,偶见提梁式。
其特色是壶把宽而薄,外圆内平,尤其是壶流以合模制成,流腹特别肥大,有如蟹螯,在宜兴千百种壶式中罕见。
6 迪沙如号(theDesaru) 2001年5月,一艘渔船无意间在马来西亚半岛Johor东南部Desaru!
渔民博物馆海岸两海里处发现了迪沙如号的残骸。
曾打捞万历号沉船的史坦,在马国政府同意下进行打捞工程。
迪沙如号出水了超过5万件的青花汤匙与各式日用陶瓷器(图16),许多是来自宜兴的陶缸、陶罐。
此外也有数百件宜兴紫砂壶出水,大多是梨形壶与直嘴扁腹壶(图17),其中的一个紫砂茶叶罐(图18)显然是当时的日用商品壶。
迪沙如号的紫砂壶制作工艺水平不高,都是中档商品,但却传递出一个有趣的讯息――它们使用了制作江南紫砂壶常用的清水泥、红棕泥,同时沿用了工夫茶壶最典型的梨式与直嘴扁腹形制,容量相对较大。
迪沙如号出水紫砂壶的款识多达30余种(图19),除了少数为传统的“孟臣”款外,尚有“有余秘制”“友兰监制”“周春辉堂”友义”“文元”“汤婆”“邵元麒制”“宜邑蒋制”“茶熟香温”“寿”“不可生妒忌心”等。
另有吉祥纹样的图案章数款,凡此都是江南紫砂壶的署款风格。
这批宜兴茶壶堪称江南紫砂壶与闽粤工夫茶壶的综合体,融合了两地茶俗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迪沙如号这批茶壶被储置在数十个大小宜兴陶缸中,茶壶的空隙间充填着稻壳之类的植物细粒作为缓冲(图20)。
宜兴日用陶瓷自古发达,有缸、瓮、罐、坛、砂锅等近3000个品种,陶缸更是大宗产品。
迪沙如号船员用宜兴陶缸来放置宜兴紫砂壶并不令人意外,只是这种装运茶壶的方法似乎未见于其他沉船。
在各类大小陶缸中,有一批宜兴均陶贴花龙缸,龙缸又名龙四石(一般以七石缸、八石缸等区分陶缸容量,石为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
所采用的装饰技法为贴花(又称堆花),即在缸体外壁用宜兴所产的五彩泥为墨,凭借大拇指功力,将拓、搓、行、揿、撕五大技法灵活运用,在陶瓷坯表堆贴出花鸟、山水、人物、走兽等不同装饰画面。
此次出水的贴花龙缸中,有装饰“狮子戏球”、蝙蝠及“松竹梅”等吉祥纹样的茶壶,同样的装饰题材与技法亦见于民间收藏的清代贴花龙缸上。
此类宜兴龙缸充分反映出明清时期的文化意涵,亦即常将多种吉祥主题复合运用,力求达到“图必有意,意在吉祥”的境地。
以上所介绍的紫砂考古材料仍有许多未尽周详之处,例如国内外博物馆与公私收藏单位的紫砂藏品中,尚有许多足堪研究探索的珍藏。
最后要特别提出的是,部分考古材料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得到台北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的协助。
成阳基金会近年与各地文博单位密切合作。
扩展了紫砂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今后这种合作亦将迎向世界,相信这是关心紫砂艺术的朋友所喜闻乐见的。
责编 耕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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