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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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1邓小南走向再造:
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
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
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
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
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
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
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
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
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
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
以“华族科名”[6]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
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
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
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
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
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一)
十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
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
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
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
“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
”[9]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
”[10]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11],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12]、且科举及第者。
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
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13];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4];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15];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16]……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
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18]。
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
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
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19]。
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20],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
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21];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22]。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
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
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二)
唐哀帝天佑二年(905)三月,“朝廷宿望”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之相职被罢。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于,操持重柄的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
梁王由此大怒,曰:
‘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
’”[23]
裴枢强调“将吏”与“清流”区别的作法,激起朱温的强烈不满。
《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载有是年四月癸巳针对此事的一份诏书:
敕曰:
“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
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俸禄皆均于厚薄。
不论前代,只考本朝:
太宗皇帝遗诏,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文列武班,不令分清浊优劣。
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
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
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
致其今日,实此之由。
须议改更,渐期通济。
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
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
凡百臣僚,宜体朕怀。
”
诏书之后又有这样一段说明:
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
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
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
这段说明有其不确切处。
裴枢对于张廷范的抵制,主要不在于其“非乐卿之才”,而在于他不属“清流”。
同为《旧唐书》,《裴枢传》中所载朱温“切齿含怒”的一番话,也是指责裴枢说:
“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
”
这篇指斥“浮薄”的诏书,出自亦属“衣冠流品”的宰相柳璨之手[24]。
柳璨任相后,为同列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宿素名德”所轻,因而“深蓄怨”[25]。
该诏书可以说是对于士大夫“清流”势力的一次清算。
它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
这种说法,在点破了一个重要事实——“朝廷宿望”集体性的被清算,背后存在着自关陇集团破坏以来文武矛盾酿就的严重问题[26]——之同时,也刻意掩饰着另外一些事实:
例如朱温清除异议障碍的篡国企图;例如此次对于衣冠之士的翦除,事实上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积怨有关。
是年五月,出现星变。
柳璨“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馀人”[27],且言于朱温曰:
“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28];被朱温称作“张夫子”、倚为“谋府”的张策,因当年出家归俗、数就贡籍而被知举官赵崇所抑,亦“极力媒蘖”[29];曾经屡举不第的朱温谋士李振也建议说:
“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
”[30]于是,不但裴枢、独孤损、崔远三人与陆扆、王溥等相继外贬,“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
”[31]六月戊子,遂有白马之祸:
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
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
[32]
“白马驿事件”的建议人与决策者之泄愤、打击的对象虽非完全一致[33],但事件的直接目标,显然是针对“衣冠清流”的。
事件中罹难的主要人物,都是昭宗时期的唐廷重臣。
尽管“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34],但直至白马驿事件,才算是残忍而明确地宣判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
“白马之祸”之所以在时人心目中以及后世议论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不仅在于杀戮本身的惨酷,更在于继之以将“衣冠清流”之尸投入黄河之浊流。
正是这一“清”一“浊”,彰显出这件事的深层次意义所在。
《旧五代史》卷十八《李振传》中说:
天佑中,宰相柳璨希太祖(按指朱温)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
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
“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
”太祖笑而从之。
在事变面前,李振等人不仅全无物伤其类的悲哀,甚且落井下石。
一些“书生”成为整肃“清流”事件的直接推动者[35];而一向鄙薄敌视“清流”的朱温,实际上也是“家世为儒”的书生后代[36]。
这使我们注意到当时“流品”“清浊”问题影响之广及其严重程度。
这场“清流”之祸,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柳、李、张等个别人物[37]。
白马驿事件的导因,从字面上看,起自当时的权势者对于“浮薄”风气的憎恨。
除指责裴枢等人“浮薄”之外,朱温也曾斥骂赵崇为“轻薄团头”[38]。
在唐代,“浮薄”一词的高频率出现,是在词科取士兴盛之后。
彼时所谓“浮薄”,多是相对于经术笃厚学风而言,指词科进身者艺业的华而不实[3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礼法旧门”对于“词科新贵”的轻蔑[40];而唐末裴枢、赵崇等人所抑制的,是急于晋身的“浮薄”;至于朱温、李振等人以及天佑诏书中的“浮薄”之说,尽管利用了这一习见词语,却将其与“衣冠”“清流”直接联系在一起[41],流露出社会上的新起势力对于名流士大夫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仇视。
词义的变迁背后,事实上寓含着深刻的社会变迁之轨迹[42]。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
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
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43]
白马驿事件的意义,与其说是使唐室重臣受到斩尽杀绝式的打击,不如说是一次时代鼎革的警示。
正是这种“梁有禅代之谋”,而“衣冠自相残害”的状况,迫使当时的许多士人避世不出[44]。
欧阳修在所作《唐六臣传》中开篇即慨叹道:
“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
”一个是“笑而从之”,一个是“可为流涕”,如此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比,背后透露出来的,是煌煌大唐穷途末路之时士大夫们的无奈。
二、“崇尚”与“荡涤”
(一)
即便在唐末五代最为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下,担当着各个层次统治权力的职业军将们,事实上都不能无视诸雄对峙的压力以及政权运作的需求,都不曾全然排拒文人们作为治事参谋、行政助手的作用。
而不同背景、不同资质的文人,各居其位,充当着不同的政治角色。
开平元年(907)五月,后梁建立之初,朱温组建的执政班子是:
以唐朝旧臣张文蔚、杨涉、薛贻矩为宰相[45],而由“预帷幄之谋”的近臣敬翔担任掌领机要的崇政院使。
易代之际的这批宰相,张文蔚父张裼“朝望既高,号为流品”[46],他本人“以文行知名”,“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杨涉出“唐名家,世守礼法”;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47]。
其后任相的张策、赵光逢、杜晓,都是“衣冠子弟”,两三辈唐室重臣[48]。
这些人无疑仍然属于“清流”之绪馀,他们对于制度的熟悉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利于新朝统治的稳定。
但是,这批人物,其活动形象树立于前朝,在时人心目中难遽割断他们与前朝的关联,创业君主对他们也并不放心:
时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访群情,疑贰之间,及祸者甚众[49]。
这使他们可能是某种连贯性的象征,却不会是新朝的决策核心。
而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当时的唐室旧臣人人自危,另方面这些宰相在位却相当稳定[50]。
正是由于王朝的实际决策权牢牢把握在梁太祖及其亲信谋臣手中,而中书门下职任则无关紧要(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虚仪化”),终致保全了这些居位的宰相。
与李振同样在唐末“举进士不中”的敬翔,“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归附朱温后,“扈从征伐,出入帷幄,庶务丛委,恒达旦不寝”[51],他典掌机要,前后跟随梁太祖三十年,宠任不替,“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52]。
胡三省称“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53]。
被梁太祖誉为“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当也” [54]的裴迪,“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
帝初建节旄于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
自是之后,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
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闉闳,甚有裨赞之道。
[55]
我们看到后梁上层文臣集团中的不同类别:
一类来自前朝旧臣,所谓“楚国群材,终为晋用”[56],他们的功用虽不仅仅在于为新朝装点门面,但隐约之间的“旧臣”身份使其经常处于尴尬地位之中;另外一类来自新皇帝的旧部僚属,与帝王关系更为亲近密切。
前类人多为所谓文士,他们习熟于朝章,参与议定制度礼仪却几乎不预机要;后一类人则多是起于基层、“事无巨细,皆得专之”的文吏型实权人物。
这种区分,在维持了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朝顿殒、唐梁递嬗之际反映得尤为明显。
(二)
“白马之祸”宣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一时代所崇尚的价值观念并未随之而彻底销声匿迹。
后唐政权以赓续“大唐”为号召,尤其重视“求访本朝衣冠”[57]。
同光元年(923)二月,李存朂下令“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58]。
唐末兼重家世背景与本人进士第的做法再度泛起。
这种现象,在庄宗朝十分突出。
当时先后任用的四位宰相豆卢革、卢程、赵光胤、韦说,都主要是凭藉家世背景登上相位的。
这些人偏爱标榜“名家”“名流”身份,却缺乏实际才能;硬撑起的门面,掩不住“名族之后”没落衰败的景况。
《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中说:
豆卢为世名族,唐末天下乱,革避地之中山,唐亡,为王处直掌书记。
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丞相。
庄宗即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失其序。
卢程是这类“名家子”中的一个典型。
据《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卢程,唐朝右族。
祖懿、父蕴,历仕通显。
程,天复末登进士第。
……程与革、(卢汝)弼皆朝族知旧,故往来依革,……程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
卢程兼具“右族”与“进士”背景,却“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他自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59],章奏文翰非其所长。
胡柳之役后,时为晋王的李存勗选取巡官冯道为掌书记,而以卢程为支使。
据《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说,
程大恨曰:
“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邪!
”[60]
同样这句话,在《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中记作:
“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
”两相印证,正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卢程等人的眼中,所谓“人物”,是据其“门阀”来判断的。
庄宗看重“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61],故即位伊始便并命为宰相。
二人之不识时务,于受命之日即暴露出来:
程本非重器,骤历显位,举止不恒。
时朝廷草创,庶物未备,班列萧然,寺署多缺。
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驺导喧沸。
庄宗闻诃导之声,询于左右,曰:
“宰相担子入门。
”庄宗骇异,登楼视之,笑曰:
“所谓似是而非者也。
”[62]
庄宗灭梁后任命的宰相赵光胤,其父赵隐为僖宗咸通时宰相,兄光逢仕梁为相;他本人“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但他被置于重位,则是因为“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63]。
由豆卢革推荐的另一宰相韦说,是唐福建观察使韦岫之子,“亦无学术,徒以流品自高”。
“时郭崇韬秉政,说等承顺而已,政事得失,无所措言。
”[64]由此也可以得知,当时的朝廷主要是以“衣冠”“名流”缘饰政治,而并非真正依靠他们。
被李存朂呼为“七哥”且佐其“中兴之业”的张承业(唐僖宗时宦者,本姓康,当出于粟特),“尤不悦本朝(按指唐朝)宰辅子孙”[65],对于“名门之后”的实际治事能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即便是庄宗本人,忿于卢程之自傲而无能,亦曾有“误相此痴物”[66]之悔。
后唐明宗时的宰相组合,逐渐自“名家”“流品”向个人能力方面倾斜。
明宗登基之初,机要决策仍倚重于藩邸侍臣,对于宰相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豆卢革、韦说相位一度保留,同时任郑珏、任圜为相。
郑珏是唐代宰相郑扆的侄孙,后梁时曾任宰相。
史称其前后两度“在相位既碌碌无所为,又病聋”[67]。
天成二年(927)罢豆卢革、韦说,明宗考虑提拔韦肃作宰相,他所举述的原因之一,即“世言肃名家子”[68]。
此番任命的崔协,出自唐代“盛为流品”的清河崔氏小房。
清河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
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为高,为世所嫉。
”[69]崔协本人虽然“器宇宏爽”,却“高谈虚论,多不近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70],“在位无所发明”[71]。
这批人物能够居于相位,事实上与宰相群体在当时的微妙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长兴初,情况有所变化。
明宗拟罢枢密使安重诲,派使至中书,趣宰相冯道等议其代;反映出中书门下在朝廷谋议过程中地位的上升。
而在“后安重诲时代”,与宰相参预决策机会的增加相应,入选者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
明宗朝八年间先后任用宰相十人,除豆卢革、韦说(庄宗朝宰相留用者)、郑珏、崔协称得上是“名门之后”,任圜、冯道、王建立[72]、赵凤、李愚[73]、刘昫等其他六人都没有特殊的名族高门背景。
豆卢革、韦说在任不足三月,郑珏、崔协亦不过两年。
长兴中,“与明宗有旧”的唐朝宗属李鏻,自称“家代重侯累相”,游说时相“唐代中兴,宜敦叙宗室”,本人“常贮入相之意”,却终于未在朝廷考虑之中[74]。
在长兴以后的政坛上,很少再见到以“高门”自恃、靠“名家之后”的身份攀升成功之人[75]。
这背后发生着两个参差交错的过程:
一是中书门下掌管的行政权力逐渐有所增重,一是“名门之后”面临社会激剧变迁的不适应,日益凸显出来。
(三)
能力素质的欠缺,是导致“右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谓“名家子”们,矜于门望却一无所长,张承业曾经质问卢程:
“公所能者何也?
”[76]这事实上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详见下文)。
在长期动荡之中,“名族”往昔藉以发展延续的政治经济根基严重动摇,而且既不讲求“礼法门风”,又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传承,全不具备原本意义上的士族所看重的文化传统。
“素不学问”、俯仰于时成为他们共同的特征。
他们的征引门户、骄矜作态,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这决非名族势力在此时转而强盛的反映,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感受到处处被炙手可热之新起势力逼迫的切肤之痛,无助之下而彼此牵引故旧,“徒以流品自高”[77]。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熟悉且仅有的这一切,试图去影响、去“规范”身边新起的权势人物。
豆卢革等人对于当时执掌大权的郭崇韬之诱导,就是明显的一例。
《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及权倾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
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
“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
”崇韬应曰:
“经乱失谱牒,先人常云去汾阳王四世。
”革曰:
“故祖德也。
”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按:
这里对于郭崇韬的批评,仍然是将“流品”问题与“薄徒[浮薄之徒]”联系在一起的),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
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
“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
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
”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中也说:
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
……以其姓郭,因以为子仪之后,崇韬遂以为然。
其伐蜀也,过子仪墓,下马号恸而去,闻者颇以为笑。
在这种风气浸淫渐染下,不少“暴为贵人”者附庸风雅,滥称“门族”[78]。
另有一例是,“本出于西夷”[79]的石敬瑭,其父“番字臬捩鸡”,其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亲何氏,应该都属于突厥化的粟特族裔[80];却攀援上溯,号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81]。
其实,人们很少相信这种说法。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中,特别声明:
“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以此暗示其出身之卑微。
事实上,取姓石氏,可以看出石敬瑭一支与昭武九姓的密切族属关系;其标榜,则显然是受到汉地文士攀附祖先的影响,并藉以作为争取中原民心的策略。
这些出身卑微的上层统治者,例如郭崇韬、石敬瑭等,也去联宗合谱,标榜“祖德”,攀附“流品”,反映出当时影响该群体的特定文化心理,实际上也是他们骤然面对中原传统文明而不够自信的表现。
豆卢革们的举措使我们看到,自晚唐到五代前期,中原地区一些“名门之后”,一方面家业实力难以自保,一方面又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心,以“阀阅”“冠冕”双重身份合一的面目出现[82]。
面对剧烈的变动,其知识与能力结构遇到了严酷而艰巨的挑战,他们的头脑中,全然缺乏走出困境、应对时代变局的方略,因而顽固抱持旧有传统,试图以门第观念去影响新一代的统治者。
而自唐代以来这种追求门第流品,甚至冒称谱系的作法,既遭致左右侧目,又稀释了乃至淹没了“名族”,使其不再为时人所重。
这使我们觉察到“扫荡”与“崇尚”的合力。
孙国栋先生在其《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以晚唐五代北宋各代人物之出身家世统计作为基础,讨论动乱前后社会各阶层人物升沉转换、兴衰交替之迹象,指出:
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
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
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
[83]
就这一消融过程而言,新旧社会势力冲突激荡的流程,远比极端化的“白马驿”式的处置方式影响深刻且奏效。
郑樵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84],一方面是唐末农民起义与遍及南北的大动乱予名门望族以沉重打击的结果,另方面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之下“联宗合谱”鱼龙混杂,最终丧失了族系辨识意义的结果。
“阀阅”背景的消泯,无疑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在新基础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文士”与“吏能”
欧阳修在撰著《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曾经痛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
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
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
[85]
或许与这一原因有关,今天的研究者较少见到当年文臣在政治舞台上挺特隽迈的形象;时时扑入我们眼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士的基本素质与“吏能”需求之关系问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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