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学习完美篇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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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学习完美篇5

构建和谐社会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一）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应该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要多用经济的方法、民主的方法、综合的方法来解决，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路线、政策，采取各种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当前要着重解决分配、就业、贫困、“三农”、腐败等突出问题。

要针对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司法不公等，抓紧建立相关法律加以解决。

（二）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极为重视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积极的一面，能较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效率；消极的一面，能带来消极的东西，带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充分尝到了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引起的社会动荡的苦头。

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历程中，推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矛盾激化，社会激烈震荡。

二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采取高额累进税、遗产继承税等措施进行再分配，重视社会保障，缓和阶级矛盾，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

注重效率，努力争取用较少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

有了效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有高水平的公平。

不公平也制约和影响效率，只有实现公平，才有利于争取更大效率。

　　改革开放，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效率，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视公平。

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会逐渐突出。

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突出了。

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实现和维护公平，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等经济问题，还涉及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会内容。

要从经济、政治全方位出发长远地考虑公平问题，从制度、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三）

　　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非常态收入突出，保障性收入不到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不良后果日益明显。

解决的出路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努力兼顾公平。

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第一，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

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

问题在于由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收入，导致初次分配有些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合理。

这就需要解决初次分配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

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

　　第二，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

目前再次分配体制不健全，保障性收入分配不到位，低收入层与高收入层的差距日益拉大。

这就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数量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分配问题。

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倾斜，确保低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四）

　　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

和谐社会要有两个层次合理的社会结构：

　　一是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

有两种利益格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

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首先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

既要关注公平的结果，也要关注公平的起点、环境和条件。

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分配秩序，保证竞争机会均等，彻底实施义务教育，实施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免费技能培训，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起跑线和公正的竞争环境。

其次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相对均衡。

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

　　二是形成与利益分配结构相一致的、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

两极分化的“葫芦型”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不利于社会和谐。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等收入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应该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要多用经济的方法、民主的方法、综合的方法来解决，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路线、政策，采取各种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当前要着重解决分配、就业、贫困、“三农”、腐败等突出问题。

要针对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司法不公等，抓紧建立相关法律加以解决。

（二）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极为重视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积极的一面，能较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效率；消极的一面，能带来消极的东西，带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充分尝到了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引起的社会动荡的苦头。

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历程中，推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矛盾激化，社会激烈震荡。

二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采取高额累进税、遗产继承税等措施进行再分配，重视社会保障，缓和阶级矛盾，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

注重效率，努力争取用较少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

有了效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有高水平的公平。

不公平也制约和影响效率，只有实现公平，才有利于争取更大效率。

　　改革开放，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效率，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视公平。

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会逐渐突出。

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突出了。

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实现和维护公平，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等经济问题，还涉及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会内容。

要从经济、政治全方位出发长远地考虑公平问题，从制度、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三）

　　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非常态收入突出，保障性收入不到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不良后果日益明显。

解决的出路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努力兼顾公平。

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第一，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

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

问题在于由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收入，导致初次分配有些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合理。

这就需要解决初次分配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

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

　　第二，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

目前再次分配体制不健全，保障性收入分配不到位，低收入层与高收入层的差距日益拉大。

这就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数量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分配问题。

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倾斜，确保低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四）

　　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

和谐社会要有两个层次合理的社会结构：

　　一是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

有两种利益格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

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首先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

既要关注公平的结果，也要关注公平的起点、环境和条件。

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分配秩序，保证竞争机会均等，彻底实施义务教育，实施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免费技能培训，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起跑线和公正的竞争环境。

其次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相对均衡。

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

　　二是形成与利益分配结构相一致的、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

两极分化的“葫芦型”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不利于社会和谐。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等收入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春节将至，忙碌了一年的人们都需要休整放松。

然而无论是为了赶任务，加班加点，还是走亲访友、娱乐休闲，我们切莫对安全放松警惕。

“魔鬼就在细节中”，思想上的一时疏忽，工作中的丝毫大意，都有可能酿成惊天大祸。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事故多发期。

黑龙江七台河矿难教训还在总结，又闻河北唐山刘官屯矿难，再传河南寺沟煤矿透水事故；吉林辽源医院大火刚灭不久，广东中山酒吧火灾接踵而来；震惊全国的松花江水污染仍在处理，广东北江又出现令人惊忧的污染事件。

血淋淋的矿难、逝者家属的悲痛、城市大停水的不便、火烧医院的惨烈，屡屡敲击着我们紧绷的神经，同时也在警醒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刻不容缓。

　　重特大事故在岁末年初频发，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为遏制矿难频发势头，中央出台了许多文件。

然而，一方面是国务院红头文件三令五申、明确指示，另一方面却是企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我们依然记得，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事故现场怒斥矿长和总工程师的镜头──“你们连小煤窑主都不如！

”作为全省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明星矿”的东风煤矿矿长，竟然不了解中央下发的重要文件，简直匪夷所思。

国有大矿尚且如此，小煤窑更让人担忧。

　　政府部门执法不严格、监管不扎实、责任不到位，也是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些矿无证开采，常年超产，有些非法矿山甚至在监管人员“鼻子底下”开采。

“知道不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管？

管，为什么不听？

”李毅中对一些执法人员的质问，可谓击中问题的要害。

官煤勾结，官员入股，权钱交易使个别监管者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矿主利欲熏心，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麻木不仁。

有的矿主为了一己之私，明知生产中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反而鼓励工人快干多挖。

更有甚者，私自关闭报警系统。

这些矿主无疑成了矿难的帮凶。

　　分析安全事故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是思想不重视，而是制度没落实；不是监管不到位，而是利益驱动使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种在生产中只看到利润看不到职工，只看到金钱看不到生命，只见物不见人的观念，与时势不符，与中央精神相逆，必须得到彻底纠正和全面清理。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面对安全事故多发势头，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党中央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

“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温总理去年元旦赴陕西陈家山煤矿慰问矿难家属时的讲话，让人记忆犹新。

　　最近中央又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在节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改治理行动，全面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止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中央的要求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举一反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加强安全生产制度的落实和监督。

工作中，我们并不缺乏制度，但在不少地方，制度却成了一纸空文。

制度写在了墙上，挂在了嘴上，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

制度一旦变成了装饰品，其作用就消失殆尽。

制度源于实践，凝结着血的教训。

因此，我们在忙于制定制度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制度的执行和监督。

对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严加惩罚，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摆正人与发展的关系。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

人民是发展的动力，造福人民更是发展的目的。

发展需要速度，但人民更需要安全。

企业的利润、领导的政绩等与人的生命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官员必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企业绝不能忽视安全，唯利是图，本末倒置。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安全生产责任大如山，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无所作为的形式主义贻害无穷。

政府是人民的“守夜人”，负责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落实中央政令，各级主管部门应切实转变作风，抓工作不能停留在开会、发文件上，一定要敢抓敢管，抓实抓严，通过抓好落实，消除法律政令的“肠梗阻”现象，维护人民的利益、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

　　国家需要发展，社会需要和谐。

搞好安全生产，减少伤亡事故，是当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确保群众过个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是我们各级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

而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

也就是说，所谓新农村，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一翼突进，而是农村整体文明的腾飞。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毋庸置疑的主力军；其次，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我们必须把培养、提升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近年来，我国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实施了送书下乡、文化信息共享、送电影下乡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

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文化工作底子太薄，农村文化的发展与农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主要是农村文化的供给数量少，质量差，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比如，时下正是农村冬闲时节，本应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好时候，但许多农民却无所事事，只能蹲墙根，晒太阳。

由于健康文化缺位，如今在农村一些地方，赌博盛行、迷信成风、低俗色情表演不断，破坏了淳朴的乡风，也造成了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

一是投入明显不足。

2004年，在全国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财政总支出0.4%的情况下，农村文化经费又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二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

截至2004年7月，全国农村乡镇中，有23687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三是为农村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

2004年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文化馆、文化站由于经费紧缺不能正常开展业务，多数县级电影公司难以正常运转，许多县级剧团有名无实，无法正常演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更新发展思路，创新内容与形式，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首先，要认清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的领导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软”，只重经济建设不重文化建设，一手硬一手软，使得农村文化工作被虚化。

二是“偏”，在文化整体工作上，又只重城市不重农村，只重在城市里建设博物馆、大剧院等标志性建设，不重在农村开展春风化雨的文化活动。

对此，各级领导要统一认识，把农村文化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加大工作力度。

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的文化投入。

目前，各地正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应借此机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大投入。

　　其次，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覆盖农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下一步，应该从完善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入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要借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部改革，建立一种良好的机制，提高其为农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最后，要扶持农民自办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

　　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文化下乡”工作，这些活动也确实为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注重“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培育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让农村“土生土长”、“不走”的文化发展壮大起来。

　　从目前情况看，一要重视、扶持民间的“自乐”活动。

现在，许多农村都产生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民间文艺团体，深受群众喜爱。

对此，各地政府要大力支持，通过积极组织花会、灯会、赛歌会等活动，促进它们的发展。

二是要发展文化产业。

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引导各种市场主体对其进行开发，则不仅可以生产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而且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当地经济。

　　尽管农村文化工作目前还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思想上予以重视，工作上敢于创新，相信农村文化一定会得到大发展，在促进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以及提高农民素质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又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升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融入新的思想内涵，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是我们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

这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已写入宪法。

回顾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坚持最好的时期，往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村社会最稳定的时期。

历史表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政策，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

它让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它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国情，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做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收入。

正是由于这些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广泛调动农民积极性。

“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当前，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

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好新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探索农村发展的新思路。

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农村的新活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有条件的地方，农民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

如果违背客观规律，不顾现实国情，去做超越历史进程的事情，不但不会促进发展，反而会阻碍历史的进步。

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其中9.4亿为农业人口，约2.5亿个农户单位，而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18.4亿亩，户均耕地面积只有7亩多，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多，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更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

所以，现阶段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基本生活保障。

在我国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