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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万古英雄气
中州万古英雄气
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中原地区陷入分裂状态,直到北魏统一北方,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304年一439年)。
从表面上看,这一历史阶段似乎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
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
“天下中国”的诞生过程,是人口大流动、族裔大混合的过程,是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过程。
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着浪漫和传奇的英雄时代,是“五胡乱华”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枢纽。
其中最突出的主题是民族融合、汉胡互化,包括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
各民族在融合中求同存异,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特别是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原风骨在北魏。
如果放宽视界,那么,从公元前365年商鞅变法始到1898年光绪变法止,两千三百多年的车轮滚滚,其间的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几场大变革就像是钉在历史车轮上的铆钉,格外显眼。
虽然项羽和刘邦的龙虎争斗、诸葛亮和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淝水之战中谢安举棋安天下也让我们久久难忘,但商鞅、北魏孝文帝、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改革者经历的刀光剑影,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却最能牵动我们的心弦。
特别在历史的记忆中,不断“放大”着这样一个人,三十几岁,他就溘然长逝于敕勒川阴山下。
这个人就是北魏孝文帝元宏。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得数不胜数,但上述改革,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亲政后改革的最大特点则在于,把胡人汉化的进程纳入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常规化,使北方地区的胡人与汉人的差别日趋缩小,以至于融为一体,这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中原故事之一,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改革成就。
因此,北魏孝文帝改革,旨在崇尚中原文化,以“汉化”为特色,以汉法治汉人。
陈寅恪从“活力”意义上重视北方人群加入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他说: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人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北魏自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日趋强盛,到太武帝时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于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与接替东晋的宋,即南朝的第一个政权相对峙,历史由此进入了南北朝。
当时的北魏统治者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
因为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是“五胡自乱”。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汉、赵、燕、代之间的互相攻伐,方使得东晋政权得以偏安江左。
而北方政权一旦统一,则取江南如探囊矣。
然而,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淝水之战失败后即分崩离析,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局面。
北魏统治者应该采用何种对策来巩固统治,才不至于重蹈覆辙?
太武帝并不像前秦苻坚一样急忙率兵征服江南,他一心一意整顿农耕,以解决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
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集中在改革鲜卑旧俗和加速汉化这两大焦点上。
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只有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改革鲜卑旧俗并加速汉化,才能成功应对这一外部挑战。
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的大胆改革,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孝文帝(471-499)本人在北魏诸帝中汉化色彩最浓,汉文化修养最深,这个人对历史发展的走势有着深刻的洞察。
《魏书?
高纪》说他: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
‘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性而作。
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走势加以改革,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
因此,改革“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体现出深刻的改革自觉和巨大的改革勇气。
北魏的改革进程包括两个阶段。
这是一场剧烈的政治转型。
在第一阶段,虽然太武帝在北魏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北魏的改革进程离不开文明太后冯氏的启动。
冯氏是北魏第四代皇帝文成帝的皇后,汉族出身,第五代献文帝在位时开始左右朝政,在她的主持下,郁郁不得志的献文帝传位给五岁的儿子拓跋宏。
献文帝就是因为阻止文成帝的改革而被冯太后废掉的。
太武帝拓跋焘在改革问题上却出尔反尔,他让崔浩改革,最后一翻脸,却灭了崔浩一族,背后就是冯太后与拓跋丕两大势力斗法。
改革的核心就是鲜卑的汉化,斗争的实质就是宗主督护制的解体和郡县制的兴起。
冯太后支持改革,这与她的汉族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载: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
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
”她临朝称制十多年,表现出非凡的政治家才能。
可以说,冯太后冯妙莲通过“汉化”改革,平反崔浩案,改变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气象。
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死后,时年23岁的魏孝文帝亲政,进入了北魏改革的第二个阶段。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推行全面“汉化”政策。
从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考验着孝文帝的政治智慧。
他进一步强化改革,重点是改革鲜卑旧俗,实行全面汉化,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如下五大举措?
一是迁都洛阳。
北魏王朝曾经两次迁都,一次是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琏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这时距孝文帝时期,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二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把首都从平城(大同)迁往洛阳,促成鲜卑人的一次大规模南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汉化。
此时的平城,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就自然条件而言,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的恶劣自然条件,决定了其对人口的承载量是有限的。
太和十一年(487年),平城一带遭遇大旱灾,又逢牛瘟,“野无青草”,孝文帝“寤寐思求”,也束手无策。
而当时的中原地区因为实行了均田制,生产增加,农业经济欣欣向荣。
为了摆脱困境,一向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义无反顾地决定迁都洛阳。
当然,其背后还有着深层战略谋划。
从军事上来说,在统一了北方以后,北魏的战略方针已经转向南方,需要充分利用中原地区的人力和物力实现全国统一。
而平城地处北方边境地区,不具备向南开拓的战略条件。
从政治上看,北魏统治者要实行汉化政策,实现与汉族地主的进一步合作,必须离开鲜卑守旧势力的集巾地,而洛阳地处黄河、洛水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均很发达,且交通便利,迁都于此,利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当然,迁都洛阳与经营洛阳是一体的,北魏重建洛阳的规划者李冲、董爵,都是中原汉族精英。
二是改革鲜卑旧俗。
由于受冯氏长期熏陶,拓跋宏从小就受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的教化。
他改革旧俗,实行汉化,与秉承祖母的教导分不开。
迁都洛阳后,是孝文帝进行汉化的巅峰时期。
在他看来,以前的北魏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不知道振兴文教。
他要遵照文明太后的教海,沿着她开创的文治道路,把改革进一步延续、深化下去。
他大胆改革,要彻底消灭鲜卑的习俗文化,希望鲜卑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和谐统一,完全融合为一。
一是禁止鲜卑语。
“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供职朝廷之人,年在三十以下者,一律从“正音”(汉语),不从者“降爵黜官”。
二是改胡姓为汉姓。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之名转化而成。
孝文帝带头将拓跋改为元,将鲜卑复姓改为汉族单姓,共计一百一十八姓。
其他如改官制、禁胡服、倡胡汉通婚措施,,均在迁都洛阳之前已开其端,到洛阳后更厉行而已。
他重用来自南朝的世族大地主王肃,参考魏晋南北朝的制度,对北魏的官制、军号进行改革,使北魏政权组织进一步汉化。
在服饰方面,规定服装一律依汉制,禁止穿传统的胡服。
着装的改变,是为了消除在服饰上的民族隔阂。
孝文帝积极推动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也是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
通过联娴,孝文帝把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同时也使汉族的权贵阶层更加忠诚地为北魏王朝效劳、效力。
三是推行全面汉化政策。
迁都洛阳并不是目的。
为了进一步缩小民族界限,取得汉族地主阶层对鲜卑人政权的支持,孝文帝开始强力推行汉化政策。
一是尊孔。
二是实行礼治。
三是采用了魏晋以来十分盛行的门阀制度,分别门第。
高者为姓,低者为族,其实质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族土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交流与合作。
孝文帝最震撼历史的措施,是运用铁腕彻底实行鲜卑汉化的工作,任何反对乃在所不计,甚至将太子处死亦在所不惜。
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政策,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华文明所同化。
正如魏书所说:
“礼仪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
”即是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不仅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胡汉差别的消失,也使中原传统文化加以发扬光大。
自此,胡汉之别,变为士庶之别。
四是实施“均田制”。
太和九年,文明太后冯氏根据汉人官员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员,前往各个州郡,与地方官一起“均给天下之田”。
这就是影响中国历史几百年的均田制度。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力推“均田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实施均田制的先决条件是清理户籍,北魏在地方基层设置“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不得“隐口漏丁”,代替了原先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
因为,拓跋氏初人中原,仍保持一部分畜牧生活方式,常将大量民田圈为牧场,这些“苑封”或“苑牧”占地广大,逐渐因生活方式改变而流为浪费,这是孝文帝能够实施均田制的因素之一。
所谓均田,并非不顾土地关系现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而是对荒地、无主地以及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由政府按照劳动力人数加以分配。
均田制的大要是将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两类,分别授予百姓。
均田制是儒家最高理想的实现,于是“海内安之”。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以雄厚之国力,重建古都。
据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时期的洛阳“招提栉比,宝塔并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一派富丽堂皇的气象。
而“百姓殷阜,年登俗乐”,享受歌舞升平的生活。
均田制的开花结果,于此可窥其一隅。
五是创造了灿烂的石窟艺术。
魏碑和石窟是北魏最典型的文化符号,这是胡化的汉人所造文明的典范。
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对于石窟艺术的建筑风格,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在无涯的人生苦旅之上,有一盏不灭的灯,那便是绵延于古丝绸之路上的伽蓝――石窟寺。
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作为北魏的两个首都,都留下了灿烂的大伽蓝:
云岗和龙门石窟。
可以说,营造如此恢弘的建筑,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显然根本不可能做到。
而北魏统治者的治术,恰恰也表现在通过石窟艺术,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并借此动员起芸芸众生的源源布施,将这种供奉日常化、制度化,从而为其旷日持久的征战,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提供了绵长的后勤补给线。
当然,石窟的开凿,还是因为有一个佛教在里面。
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笃信佛教,“每至讲论,连夜不倦”,甚至因喜营造石窟,供奉佛像,荒怠政事。
孝明帝之母胡太后,因笃信佛教,大肆营造佛寺,“费用不可胜计”。
“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庄严美丽的大佛卢舍那,是龙门石窟的象征。
佛有三身,应身佛、法身佛和报身佛。
卢舍那大佛是报身佛,据说是在北魏基础上唐武则天仿自己面容而建造。
朔风凛冽,寒凝大地。
2014年的岁尾年末,漫步龙门,仰望数万尊或大或小、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佛像,思绪穿越时空,梦回千年前的北魏,与先贤对话,评说历史,臧否人物。
试想,如果没有孝文帝的革新鼎故、英明果断地率皇室贵胄、王公大臣迁都洛阳,何来巍峨壮观、光耀千秋的龙门石窟!
孝文帝雄才大略,胆识非凡,他的改革举措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者难追,留下千秋佳话。
放眼我所深爱的北国,驰骋的中原,美丽的黄河和厚实的嵩山,北魏时期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曲折过程,改革的巨大付出与代价、改革者的决心和高瞻远瞩以及改革的历史性贡献,无一不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既包括中国的改革,也包括河南的改革有着重大的启示。
可以说,北魏孝文帝主导的这场巨大的成功变革,不但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很快融入了中原文化大家庭,而且也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交替的“汉化”和“胡化”,扭转了魏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颓势,并构成了走出土族门阀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特别是孝文帝在这场变革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气魄,至今仍然有许多需要深入挖掘和总结的地方。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省领导与社科界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比方说北魏孝文帝改革。
洛阳最有名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这是最有特色、最有时代意义的问题。
它印证了中华民族本身就是融合而来的,是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的,所以应倡导民族和解、民族和谐。
这里可以挖掘的东西确实很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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