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在族际政治整合上的教训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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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在族际政治整合上的教训分析
多民族国家两种治道的冲突:
苏联共产党在族际政治整合上的教训分析
常士
2012-7-1710:
53:
56 来源:
才智,Intelligence,2012年12期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074)
摘要:
苏联是苏共领导下的多民族国家。
苏联建立后,苏联共产党在国家建构与族际政治整合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
然而,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对族际的政治整合也告终结。
本文采取结构分析方法,对苏联共产党族际政治整合上的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多民族国家治党和治国是两种不同的治道,二者都要坚持,但同时要二者有机结合。
关键词:
多民族国家;苏联共产党;族际政治整合
中图分类号:
D351.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0-8594(2012)03-0113-04
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后发国家的国家建构往往通过政党而实现,在此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力量,它在苏联国家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苏联共产党:
苏联的领导核心
20世纪初,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夺得政权,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此后,列宁根据民族平等与自决原则建立由3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苏联共产党也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
此后,苏联这一多民族国家就生活在一个政党的领导和统治之下。
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政党领导下,苏联成功地战胜了来自外国势力的各种干涉,进行了工业化建设。
尤其重要的是,正是有这样一个政党的存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粉碎了法西斯的侵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后,苏联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高,苏联共产党把这一国家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苏联共产党的基本职能就是领导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苏联共产党将不同行业中的杰出人物吸收到党内来,建立了有2000多万党员组成的政党。
随着社会状况的日益复杂,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的比重稳步上升,从1966年的1517%达到1981年的28%。
在同时期,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党员的比重从2014%下降到1018%。
苏共党员分三类。
第一类是处于党的领导机构最高阶层领取工资的专职干部,包括党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各部门负责人及专职干部(称为指导员)。
党的委员会按照不同级别进行组织,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区再到地方,每一级都由专职官员操持党务。
这些领工资的官员常常被称为专职干部。
第二类干部是最低一级的兼职书记,即基层党组织。
到1981年,共有4114万多个基层党组织。
多数以志愿的、无薪的书记为首。
协助他们工作的有基层党组织划分成的更小单位的头头(书记和小组长)。
企业和机关中的党书记监督经理和职工的工作,但不得直接干涉经营管理。
最后一类是普通党员。
对于全体党员的希望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起积极作用,做同事和朋友的模范。
期望全体党员承担无报酬的社会工作,事实上多数党员至少有一项固定的业余工作要做。
作为最大的执政党,要承担起领导整个联盟的重任,就需要凭借党内的组织体系将政党组织起来,并通过控制国家权力,进而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
在此中央集权构成了苏联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最佳选择。
这里有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在十月革命后新生政权巩固阶段,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甚至在党的总书记手中。
这种权力的集中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必要的。
但斯大林担任党的最高领袖后,独掌权力,此后,苏联领导人虽有所改革,但中央高度集权始终构成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
其基本指向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苏共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以集中为取向的纵向的金字塔结构。
处在塔尖上的党的总书记不仅控制着政党,而且也控制着国家。
斯大林曾指出,党得到多数工人和一般劳动者的信任,它有权代表这个多数来领导政府机关。
而通常所说的党管理国家或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也常被理解为党直接领导政府,因为政府也是苏维埃的组成部分。
二是控制整个社会。
苏联生存和发展的时代是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尤其处在欧洲法西斯主义走强的时代,国家要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必须将社会有机地组织起来。
在此,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将集权政治推向了社会。
社会组织的国家化以及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构成了这一政治的基本特征。
也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皆受党和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控制,都由一个对口的政府机构加以管理,其领导人的产生往往都不是完全处于团体成员的意愿而是受到苏共或政府的较大影响,以致它们的组织也都表现出一种等级制的特点,几乎成为国家权力组织的翻版。
三是控制民族地区。
苏联建立前,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过独立的历史。
苏联为了使加盟共和国完全地归属到整个中央领导下,曾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在此,各个加盟共和国也确实得到了来自中央的各种实惠,无论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建立了名义上的联邦制。
国家机构的民族特征得到了法律尊重。
然而,这些加盟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意识形态、党国权力一体化的政府一分子,这一政权不仅垄断了重要事件的决策,而且使所有非俄罗斯族人(乌克兰除外)游离于苏共中央书记处、克格勃和军队等部门的主要实权职位之外[1]385。
二、苏联共产党与族际政治整合
苏联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有100多个民族和120种以上的语言。
其前身沙皇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对外扩张,征服了多个民族。
因而帝国本身是充满了内部裂痕的共同体。
苏联建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苏联开始了整个国家的建构过程。
苏联共产党成为了族际政治整合的中坚力量。
在沙皇俄国时代,沙皇用金戈铁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弱小民族,同时对境内的各个民族采用了强制性同化,即所谓的俄罗斯化。
构成这一进程重要内容的就是运用政治上的强制,在使俄罗斯人移居于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并成为那里的新的主人同时,也从文化上使那些被征服的民族接受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和宗教,逐渐地使一些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历史。
这一俄罗斯化进程充满了暴力,对于那些被征服民族充满了屈辱与怨恨。
苏联共产党建立了新的政权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民族平等学说的影响下,对旧制度时代建立起来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彻底批判。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平等政策。
1917年11月2日发布的俄罗斯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中明确规定:
1.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主权;2.俄罗斯各族人民有权就分离并组成独立的国家而自由地自决;3.消除任何民族及民族)宗教的特权和限制;4.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少数民族自由发展。
在革命时代,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颁布的这一政策极大地鼓舞了那些历史上被征服的民族。
这些民族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当地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建立了各有民族特色的苏维埃政权。
此后这些不同民族的苏维埃政权集合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党之下,共同组建了苏联。
列宁逝世后,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行,苏联越来越朝着单一制国家的构成方向发展。
在斯大林时代,苏维埃化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同化成为了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内容。
在此,苏联政府和政党越来越不顾及民族地方文化的特点而强行推进意识形态,并通过媒体宣传俄罗斯族是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主义是俄罗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最高表现。
俄罗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帮助其他落后民族克服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应当受到其他民族的感激和尊重,等等这些宣传就是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社会成就归功于俄罗斯一族,有歧视其他民族之嫌,严重地影响了民族团结,激起了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厌恶。
苏联领导人为了达到同化非俄罗斯人的目的,强制推行俄语,否定地方民族语言。
如1978年,三个外高加索共和国: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党政领导发起一场运动,主张取消民族语言作为国语的地位。
这种做法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激起了愤怒的反应。
对于非俄罗斯族的反抗,俄罗斯政府往往采取镇压的方式。
那些对俄罗斯政府持有不同意见的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往往被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帽子,被迫害至死。
在实现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苏联政府和政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不惜采取强行方式将一切异己的或不忠的民族迁移到中亚和远东地区。
如1935年大批来自远东的朝鲜人和华人被迫迁移到哈萨克斯坦;1937年,许多库尔德人和突厥人被迫迁移到外高加索各个共和国;1939年至1940年,从新吞并的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迁走了一些人;1941年,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因有间谍之嫌而大批被迁。
从1936年到1956年之间,有350万人被迫迁离故土。
强制迁移故土本身就是极其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情,况且从迁移到安顿乃至后来的生活与生产都是一个极其艰难痛苦的过程。
不少迁移者在迁移中死去,到了迁徙地受到严格监控。
这是对整个民族的惩罚。
这些强制性措施埋下了民族对立情绪,成为了日后民族矛盾爆发的诱因。
为了保证国家建构的进行,苏联共产党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混淆在一起。
早在列宁学说中,列宁就注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角度思考问题,力图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或劳动者联合,实现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
他曾经指出:
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民族同大俄罗斯人毗邻而居;我们这样希望是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利益,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民族的劳动者来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
实际上这里想用阶级的联合来代替民族的联合。
按照这一思想,自然就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凡是拥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就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这一政权或对这一政权提出任何不同意见的,则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苏联就是按照这一种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
结果导致采用专政的方式对待民族问题,如在对待哥萨克问题上。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党和政府将其视为具有资产阶级成分的民族。
实际上,哥萨克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其大部分人口都是在俄罗斯南部各地有俄罗斯)乌克兰族源的人。
由于民族问题冠上资产阶级名称,1919年和1924年间,就有100多万哥萨克人遭难。
对此,斯大林在1920年的讲话中提出:
苏维埃政权一向友好对待哥萨克,而哥萨克却对苏维埃三心二意。
对此,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不得不把犯罪者全部赶出村庄,让彻岑人居住。
不仅如此,在苏联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就是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
在那个时代,各民族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几乎都被戴上了民族主义帽子,遭灭绝性杀戮。
苏联成立后,苏联党和政府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在此基础上,苏联政权高度集中在共产党中央。
高度的集权,同时也就意味着不仅是对各加盟共和国自治权力的剥夺,而且重要的是使加盟共和国的绝大部分资产处在中央政府控制下。
这就使加盟共和国无力自主地管理本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其他地区性事务,而各个地区出现的很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出于计划经济需要,苏联政府又人为地对加盟共和国进行分工,从而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生产安排上单一,严重地影响到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形式上,苏联共产党不对经济部门的工作进行干预,而实际上,不少加盟共和国乃至一些生产企业中的领导人,全部为中央任命,被任命者多为俄罗斯人。
而地方非俄罗斯人很难担任重要职位。
由此计划经济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上落后、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差距,所有这些使非俄罗斯族人更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心生怨恨,渴望扩大民族自主权。
苏联共产党用治党的方式,即高度集中和高度一致对待党内成员,同时也用这种方式,对待其他民族成员和组织。
在建国的70年历史中,这种族际政治整合的方式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即使存在着民族矛盾,但由于共产党的强大,这种矛盾尚处在控制范围内。
它换来了一时稳定,但也埋下了苏联崩溃的种子。
三、苏联共产党的衰落与族际政治整合的歧变
苏联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中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指导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政党。
凭借这一政治领导核心,苏联战胜了外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集中国力,使一个内部利益复杂,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同时,也正是有这样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存在,苏联在一定的时期中将具有不同文化和发展差异的民族整合到了一起。
苏联共产党在族际政治整合中的核心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但其发展的进程也孕育了衰落的因素。
如前所述,苏联是中央集权制高度发达的国家。
中央对整个国家的直接干预,使苏联共产党在成为众望所归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所有矛盾的集中点。
而处在中央的政党出现任何的失误都将导致人们对这一政党产生怀疑和否定。
苏联立国以来出现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俄罗斯化、出兵邻国、干部特权化、官僚主义、政治腐败等等都导致了人们对苏共信任的下降。
在政党强势的条件下,苏联普通民众或国内少数民族只能随声附和,表面上对其表达赞美之词,而内心对其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苏共开始和人民走向对立,和他所控制的民族出现隔阂。
苏联共产党队伍极大,且又掌握军队,是唯一的合法政党。
构成一个合法政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的思想旗帜。
在苏联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列宁思想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义主宰了整个苏联共产党。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党内发生过不同的思想争论,但在斯大林个人崇拜与高压政策下,思想上实现了高度一致。
但这种高度一致并不意味着在党内思想上真正就实现了一致。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将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旗帜,并对后来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80年代,随着世界政治的变革和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苏联政党内部思想趋于活跃。
尤其在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思想上的分化。
自由化的结果使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严重分裂,到1990年选举的时候,苏共不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作为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的结果,在铁板一块的苏共内部,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团体开始分裂成独立的政治组织,起初是作为一个派系,稍后提出纲领,最终演变成一个新的政党。
这些不同政党的存在使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经瓦解。
在苏联共产党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整个队伍和党的领导人都在发生着蜕变。
苏联学者普列特尼科夫等人认为,1952年)1989年间,苏共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
在扭曲的苏联政治体制下,苏共的垄断地位把党员身份变成晋升的通行证,而党和国家上层任务的特权又使相当一部分党员的干部蜕变:
一方面,党的队伍中见风使舵、追求名利地位、牟取私利的人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各种投机分子混入党的领导层,这些人与共产主义信念格格不入,完全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
这样,党的统一和战斗力遭到破坏[1]104。
由于党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些投机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向党和国家、向各共和国党和权力机构的领导层渗透。
一旦时机成熟,掌握重要权力,进而消灭共产党。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苏联国内经济与社会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是所谓原来苏联的卫星国,东欧国家纷纷改革,脱离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而转向到西方自由市场体制;由于苏联卷入阿富汗战争而不能自拔,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再则就是苏联国内经济发展停滞。
这一切引发了苏联社会内部的改革之声。
在这一背景下,究竟如何改革,以什么样的思想指导改革,共产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在这一时刻,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学说,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为苏联共产党的解体撕开了口子。
之后在选举中获胜的叶利钦当政后,完全按照西方自由宪政建立了多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
伴随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旁落,各地的民族官吏氏族集团利用
联盟中央影响的削弱来加强自己的地位[1]9-221。
这些原来都是苏联共产党之下的地方党组织精英,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的民族主义者,积极鼓动民族分裂,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
即使作为苏联最大的族体俄罗斯建立了当今的国家后,也陷入了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中。
四、苏共族际政治整合失败的教训
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失败,有不同原因,如苏联在缔结联盟条约中,曾明确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有脱离的权利[1]4-386。
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干部思想教育上的放松,民族分裂势力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等,对于这些原因这里不再逐一分析,这里主要从治理的角度作以解释。
苏联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这一国家的核心。
在西方国家强大力量的压迫与国内形势复杂纷繁的状况下,依靠这一核心,苏联内部的不同加盟国家和不同民族结成一体。
并通过几十年的奋斗,而成为了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历史实践表明,苏联共产党在苏联成长和发展道路上功不可没。
但需看到,作为苏联共产党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
从政党组织的角度看,政党总是由一部分人组成的,一旦形成,就要生存和发展而成为社会的主宰,没有任何一种力量与之抗衡时,往往在公的外衣下,将自己的意志推行到全国。
一定的政党也有它的纲领,这种纲领本身是它的利益的集中体现,并通过一系列的组织与纪律将社会中的合格成员组织起来,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去实现和维护这一利益。
苏联共产党反映了政党的这种规则。
建国之初,这一政党中的多数成员基本上都是俄罗斯人,为俄罗斯民族中的精英和先进分子。
当这一阶级的成员浴血奋战而获得江山后,苏联从组织需要出发,围绕党的书记和中央有限的核心人员,建立了庞大的官僚化组织结构。
并把各行各业、全国各地的人民都整合到党领导下的国家体系中,官僚化组织是目前任何一个大型的组织常用的规则。
但官僚化在追求统一化和同质化的过程中,与多民族存在的多元文化发生冲突。
在这种冲突面前,要保证多元而不散,特别是保证多元失去自己的异质性,只能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并动用强制手段,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一部分人的力量与意志,进而达到整个国家建构的目的。
苏联又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国家。
全国不仅存在着一百多个民族,而且存在着不同的宗教、语言、文化习俗,地理空间辽阔,地域上的差异与多元文化,使苏联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断裂的社会。
苏联共产党的一元性与苏联社会的高度多元性的矛盾与冲突是苏联共产党在治理国家上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共产党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简单地将治党的办法运用到了治理民族问题上,从而使民族自治权利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在执政党力量强大,国力强大,国家认同性高的条件下,各个民族地方的社会成员只能忍气吞声,地方政党的领导也只能心怀民族分裂思想而点头称是。
即使存在民族矛盾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
而当共产党控制社会的能力下降而处在认同危机时,心存宿怨的民族群体就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与中央对立。
苏联的解体不可避免,即使是构成苏联主体的俄罗斯成为新的国家后,内部同样充满了民族的矛盾和冲突。
苏联共产党对国家建构强调了同质性,这种追求同质性的努力往往以刚性治理为基础。
而多元格局的共存依赖的是妥协,因而需要柔性治理。
在苏联政党)国家结构条件下,刚性的治理占据了统治地位,而柔性的治理退居到了次要位置上。
刚柔之间缺乏有效的中间环节,一旦两极断裂,中间层次不能跟上,结果只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
多民族国家的治党与治国各有不同的方式和规则。
治党需要统一和加强同质性建设;治国则需要集中与民主的有机结合,尤其在多民族国家,承认和保护不同民族的权利是进行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后发的多民族国家要保证国家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既要治党也要治国。
失去任何一方都不足以保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稳定。
由此需要发展二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与公共空间,既要保证党有权威,又要保证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和对话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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