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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弟子列传》
一、内容提要
《仲尼弟子列传》是孔门弟子的一篇多人合传。
在这篇列传中,有的人记述较详,洋洋洒洒一大篇;有的人记述简略,只有两个字的人名。
本传主要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和行事。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虽然他“述而不作”,但他总结了前人的文化遗产并传授给学生,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得以弟子三千,育有大贤七十。
本传在记述之中,仍然保留了孔子与弟子的问答形式。
二、重点句子翻译
1、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
2、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3、“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
4、鲁哀公问:
“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
5、孔子曰:
“孝哉闵子骞!
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
6、季康子问孔子曰:
“冉求仁乎?
”曰: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
仁则吾不知也。
”
7、求问曰:
“闻斯行诸?
”子曰:
“行之。
”子路问:
“闻斯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
”孔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
”
8、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
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9、孔子曰:
“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
10、子路曰:
“君子死而冠不免。
”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
“嗟乎,由死矣!
”已而果死。
故孔子曰:
“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
”
11、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於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
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
12、子贡既已受业,问曰:
“赐何人也?
”孔子曰:
“汝器也。
”曰:
“何器也?
”曰:
“瑚琏也。
”卫公孙朝问子贡曰:
“仲尼焉学?
”子贡曰:
“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
13、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
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
14、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
“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
”
15、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
是残国之治也。
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
16、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
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
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
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17、子夏问: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
“绘事后素。
”曰:
“礼后乎?
”孔子曰:
“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
18、子张问干禄,孔子曰:
“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
19、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
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
宪摄敝衣冠见子贡。
子贡耻之,曰:
“夫子岂病乎?
”原宪曰:
“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若宪,贫也,非病也。
”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20、太史公曰: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经世致用阅读材料
一、内涵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
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
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二、发展过程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
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
经国济民;“致用”为:
尽其所用。
《辞海》的解释为:
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
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
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
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
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
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
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
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
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
(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
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
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
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
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
《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
……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
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
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
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
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
“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作者注)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
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
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
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
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
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
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
正是有了陶澍、魏源等一批深受王夫之思想影响的湖湘士人,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这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贯彻。
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近代的影响又不可谓不大,其中以湖南为最,单一湖南,便有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胡耀邦乃至朱镕基至今,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三、明代经世致用的思潮及其特点
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
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
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
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
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
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倡的程度和方面,各有不同)。
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
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颙、傅山、颜元、李塨、王源等是其代表。
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
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
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
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潮。
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一般特点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
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
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点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
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
"甲申革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
黄宗羲说:
"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
"赵翼总结明末书生之弊说: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这种新学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1、务当世之务。
顾炎武说:
"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
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
朱之瑜说:
"大人君子。
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
"他们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
李颙说:
"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
"这种康济时艰的精神,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
2、勇于任事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称道顾炎武说:
"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
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
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黄宗羲说:
"扶危定倾之心?
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
不容但已。
古今成败利钝有尽。
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
他们认为,圣贤与佛、老的区别,正在于此。
颜元说:
"人必能斡旋乾坤?
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
"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
刘献庭甚至认为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就不能称为人。
3、致力创新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
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说:
"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强调凡所做学问。
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他说:
"立言但论是非?
不论同异。
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
他说:
"言,我之言也。
名,我所称之名也。
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所以唐甄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
"他的《潜书》能和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齐名,并非偶然。
不袭古人,独立思考,贵在创新的精神,使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家幻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别开生面,取得巨大成就。
4、注重调查研究。
经世致用学者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
在这方面可以刘献庭、顾炎武、顾祖禹为其代表。
如刘献庭"脱身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
他用这种调查访问的办法"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而成为"清初一大学者"。
再如顾炎武,可以说是清初学者中推崇调查研究的典范。
"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遍游北方,心怀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一年之内半宿旅店"。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
穷一生之功,写出"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的《日知录》等名著。
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舟车所往,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
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这种调查研究之风,在清初学者中比较盛行,成为清初学风的一大特点。
5、研究范围广大。
经世致用学者们"引古筹今",研究范围宏伟广大,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等。
如李颙"倡'匡时要物',少时著《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著》诸书,'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
"黄宗羲则"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顾炎武"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
"王源说刘献庭"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
就是在学术上仍属程朱派的学者,也已经跳出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扩大了研究课题,陆世仪说:
"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
"最具有典型性的,可能是颜元的所谓"六府三事之学"。
根据李塨的解释是:
"六府三事,此万事亲民之至道也。
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大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
正德,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也。
"
从以上列举的几个人看,他们研究的课题,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理学、甚至经学的范围,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研究范围的扩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和动向。
从以上五点,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清初所开创的一代新风的概貌。
(二)经世致用思潮的社会、政治思想
下面我们将论述经世致用学者们的政治思想。
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时论,并苦心孤诣地设计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
1、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已发展到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清初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接触了这个问题.并认真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明清之际掀起的关于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大讨论,实质是关于明清政治制度的讨论,其核心是关于君权的问题。
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方面,黄宗羲和唐甄是经世致用思想家中的两员健将。
黄宗羲的可贵在于揭露了历来封建君主的自私,指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他们取得帝位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
"取得帝位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奉我一人之淫乐",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切罪恶之根源;黄宗羲的这些"横议"成为中国近代反封建专制的先声。
唐甄则从人本学的角度批判了封建的造神学,揭露了对封建君主的偶象崇拜,认为君主也是普通人,无异于常人。
"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
"这对君权神授是个致命的打击,对封建的造神愚昧是一种启蒙。
顾炎武、王夫之、颜元虽然不象黄、唐那样激烈,但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君主专政的不满。
顾炎武严格区分"国"与"天下"两个概念,说"易姓改号"只能叫亡国,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叫亡天下。
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易姓改号"的所谓亡国,而是"匹夫虽贱,与有责耳矣"的亡天下。
这种把"国"与"天下"、"匹夫"与君主加以区分的思想,带有近代思维的很大特点。
对于君主独裁,顾炎武则批评说?
quot;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之人所能操也。
"在这一点上,颜元、李塔塨与顾炎武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对"人主"自私天下","天下之权必欲总揽于一人"的君主专制独裁也表示不满,颜元"复封建"的政治主张,就有限制君主权力的意思。
王夫之的"公私论",也有些类似顾炎武,王夫之说: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他的结论是"天下非一家之私"。
"公私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是他们批判君主专制伪有力武器。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只停留在限制君权的阶段,离提出废除君主制或更进一步提出民主制还差得很远。
为防止"一人总揽"的"独治",他作了各种设计,如黄宗羲、颜元都主张加强宰相制,黄宗羲还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把学校作监督王权的机构,以公议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
顾炎武、唐甄则提出"庶民干政"的主张。
顾炎武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
"唐甄要求要允许"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思考--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要求限制君权的强烈愿望,同情人民的热烈感情,都是这一时代的先进思想。
2、土地方案
明末清初,土地高度集中。
清初的思想家们大都激烈地反对土地兼并,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看待。
他们构想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这些方案以反对土地兼并为中心,又涉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可以以黄宗羲、颜元、李塨、王源为代表,来分析经世致用学者的土地思想。
黄宗羲设想的解决土地兼并的方案是恢复"井田制"。
历史上的"井田制"究竟如何,能不能恢复,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必讨论。
黄宗羲在古代"井田制"的外衣下所表露的土地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针对明代官田所有制,提出平均授田,提倡土地平均使用,"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
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
这实质上就是均田的思想。
二是均田之目的是"遂民之生",让人民有生活出路,"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
这无疑是针对封建赋税盘剥的苛重。
在经世致用学者当中,颜李学派是比较重视,也比较多地研究了土地问题的一个学派。
颜元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原则,激烈地反对。
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的严重土地兼并现象,抨击"令万人之产而给一人"的不合理制度。
同黄宗羲一样,颜元也主张"复井田"。
他也为"复井田"设计过种种方案,而其实质仍着眼于均田:
颜元说:
"使予得君,第一义在均田,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
"李塨也说:
"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
均田,第一仁政也。
"以均田对抗土地兼并,在清初几乎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很多思想家都持有均田的思想。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颜李学派的重要成员王源,他的土地思想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近似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和主张。
王源说:
"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强兼并。
今之之法:
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
官无大小皆无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
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禄,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
quot;王源的这种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中国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刚好衔接。
3、教育思想
明末,科举制流于形式,八股时文成为士大夫的进身工具,"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
因此形成"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
问甲兵不知。
"科举八股给社会造成很大祸害。
清初经世致用学者都激烈地批判科举制,对八股制役,尤深恶痛绝。
顾炎武说:
"废天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生员而百姓之用苏,废天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生员而用进之材出。
"几乎把一切社会弊病,一切社会恶习都归结为生员制度。
黄宗羲说: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幛一亭之用?
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
"对八股时文,他们不愿为。
也不屑为,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学问,而是封建士大夫功名利禄的工具。
朱之瑜说:
"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
志在利禄,不过借此于进。
彼何知仁义礼智为何物?
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
"顾炎武说"时文","五尺之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
"因此,八股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土,官不成官,将不成将。
"李塨曾痛斥时文之害说:
"自明之末世,朝庙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请。
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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